我的第12部拙著《盛乐历史文化研究》，在2018夏暑中编成了，我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汉王笔。
放下又捡起，凝视中不禁心潮起伏。
人在一生中接触过的物件难以数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书和笔。前者有《书缘》一文，本文拜笔。
现在虽然用电脑写作，但我不会五笔字型或汉语拼音输字，而用汉王笔在写字板上书写，可谓“半手工写作”。即使这样，与大半生使用铅笔、毛笔、蘸水笔、钢笔、圆珠笔、碳素笔等“纯手工写作”相比，自觉方便很多。
一
我10岁时幸逢家乡解放，村中立公学，第一次走进学校，领到《国文》《算术》课本。写字用的是父亲生前遗留的毛笔和砚台，而纸墨及铅笔则是妈妈用鸡蛋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那儿换来的。
竹杆小毛笔太陈旧，每次掉头就用线绳缠挷，尚可使用。每天研墨，用嘴润开笔头，在老师写好的仿引中照写一张大仿，行矩间练写小楷字，就黏得满脸是墨，邻桌间相视一笑。削铅笔得用自家的切菜刀。
解放初期农村不时见到下乡干部，年轻干部上衣兜里别支钢笔，很让人羡慕。于是我硬磨着母亲在小白挂左胸前竖缝一个细长小口袋，里面插支铅笔，也觉荣耀。又因没有书包（我至上大学，未有过书包），以免上下学路上遗失。
二
上高小要到几十里以外的区公所小学，自带米面入伙，学习用毛笔和铅笔之外，开始用蘸水笔。花5分钱买一袋墨精，不花钱拣个墨水瓶，装水化开墨精即成墨水，再花5分钱买个笔尖，安在废旧的笔杆或高粱杆上，把笔头伸进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高小毕业前，用此蘸水笔写作《文盲出身的会计员》投稿《内蒙古青年报》眼看着手写稿变成铅字印刷品，倍受鼓舞。
及至考入县城初中，同学中极少用钢笔者，大部分仍用蘸水笔。每到放假时，我在教室周围找个不显眼的地方，挖坑将墨水瓶埋在其中，开学时再挖出来继续使用。这件小事本无足挂齿，谁知几十年后被戴恒同学忆起，在包头相聚时成为笑谈。初中三年课余时间向报社投稿，获登省报豆腐块，得稿费补充学费。
上高中就不同了，大部分同学用上钢笔，少部分改买驼鸟牌墨水和蘸水笔杆、笔尖使用。我在高一年级辍学前曾写下“笔秃文章长，墨尽水流响”词句，用以激励自己。
第一次用钢笔是什么时段，已无法追忆，大概是在上师专，哥哥当上国家干部，买廉价钢笔供弟弟我用。这是大量用笔的时段，课堂笔记，课下整理，大小考试，间或撰稿，有散文诗《歌声》登载《包头日报》。
工作之后不必说，单位配给，获奖奖品，朋友赠送等，不缺钢笔使用，但备课写教案、批改学生作业仍用红蓝墨水和蘸水笔，而在课堂授课时，则用粉笔板书。
三
不幸的是遭遇“文化大革命”。眼看着大批老于部和文化名人被打倒，“口诛笔伐”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本校领导和部分教师被关进牛棚。自已节衣缩食历年购买的书籍，辛辛苦苦写作的文稿，遭学生“造反”搜走。更加倒霉的是“文革”初期患病，未及30岁行右上肺叶切除术，心灰意冷，遂将残余的书籍、讲义及历年积累的习作、资料等付之一炬。“书稿成灰初衷废，残躯不胜杨柳风”。加之“停课闹革命”，因病长期休养，初衷既废，都怪笔墨惹的祸， 于是束笔、搁笔，甚而至于折笔、弃笔、毁笔，“文革”十年很少使用笔。
再次用笔是在纷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在家乡两所中学接任校长，拟定学校计划、总结、报告及经验介绍等；回调包头教育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拟定党政文件，起草领导讲话稿，以及为知名教授追悼会写《悼词》等，大都亲笔书写。一支支钢笔。真正派上了用场。
四
退休后专事写作，主编《盛乐旅游·历史文化》丛书85万字，其中自著3册全部手写，手稿至今留存。
2007年小儿在北京工作，将一台旧电脑闲置家中。春节儿子从北京购回汉王笔，安装供我书写。从此我用汉王笔在写字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与纸质写作无异，即使这样，编辑起来却便捷许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僻居陋室内一笔一笔写出《盛乐风流》、《反清丈》、《西口第一镇》、《人在旅途》、《盛乐传奇》、《纪念 记忆》、《盛乐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合著《赤色山川》、《回望灯塔》等200多万字书稿。期间小儿子又购得笔记本电脑，配备二代汉王笔与汉王速录笔，辗转各地携带、写作更加便捷。而钢笔和碳素笔等亦未丢弃，每每灵感显现或阅读书报有感，来不及开电脑，及时笔录于纸张，过后再整理。我的一个名学生留美取得博士、博士后，移居新加坡任大学校长，回国讲学邀我北京赴宴，赠送老师钢笔和笔记本，以为首选。
五
大凡文人与书与笔结缘是为常态，我读书教书写书，笔须臾不曾疏离。从最初使用毛笔、铅笔、蘸、水笔，中途钢笔、圆珠笔，直到后来碳素笔、汉王笔等，这一支支形态各异的笔，对主人竭尽全力，立下汗马功劳；主人亦未曾亏待过它们，使之物尽其用，为弘扬中华文化聊赋绵薄之力，可谓双赢。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说句心里话：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时至今日，我依然拾笔、执笔、奋笔、纵笔，与老朋友相依相伴，未曾有丝毫疏离和超脱。
于是睹笔思笔，执笔颂笔，以为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