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节目《相声有新人》正在电视台播出。在比赛中，相声新人自愿接受相声演员郭德纲和影视演员张国立的单独考核。与张国立相比，郭德纲在考核中明显表现出对于传统相声基础的重视，他经常用“活好”“瓷实”等技艺层面的评价新人，还使用了“磨蔓儿”，传统相声中的垫话儿，作为题目以决定两组选手的最终去留。
在较早的一期节目中，因为不满以基本功为主的考核标准，参选的选手之一交大博士就与郭德纲发生了一场有火药味的争论，事后，他也为这场争论辩解，他在微博中写道，“他（郭德纲）的标准是相声基本功……而边缘形式，包括口技、脱口秀、双簧、音乐相声、女生相声、小孩相声等，无论多好笑，一概被淘汰。”比起关于相声基本功的争论，更有趣的是，这个节目里多次出现对于相声疆域的坚决捍卫，“导师”和选手一面肯定着一些节目是相声，一面将一些新奇的表演称为“脱口秀”，并淘汰出局。
相声是一门成熟于清末的曲艺表演艺术，自然有其门槛、传统和师承。只是，这门艺术真的是“活好”“瓷实”和传统为上吗？如果重新发掘相声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相声在建国前后就已经因为格调“低俗”“拿父母伦理抓哏”遭遇到了重重危机，正因为侯宝林等人对相声的文明改造，才催生了50年代一批以新社会现实、例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公费医疗等为素材的新相声，也才使得相声这门艺术保留住了讽刺的锋芒，从清末对贪官污吏的讥笑转向对新社会的“开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这股扎根现实、具有锋芒的新相声风潮直接影响到了80年代初，这时仍然涌现出了一批结合现实，比如反映工人分房问题、特殊待遇与“关系学”的作品。然而在之后的90年代至2000年初，新相声明显进入了低潮期，有的新相声甚至只沦为了耍耍嘴皮子的空洞之物。这时，依托丰富传统相声资源的郭德纲以及德云社的相声使人耳目一新迅速走红，直到今天。
这似乎是一个轮回，相声从清末的“托妻献子”出发，好不容易走到了以“分房难”和“男女平等”问题，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托妻献子”。在节目里，新相声的美学与历史已经几乎没有了，年轻的相声演员穿着大卦儿，熟练抖露着老包袱儿，以侯宝林和老舍反对的“伦理哏”和“荤话儿”取笑。这会是一种退步吗？相声果真只要滑稽可笑，不要面对现实吗？当相声“僵”在了清末的形式和套路中，这门艺术还能走多远？
新相声的新现实：开会迷、公费医疗、合作社里找笑料
在建国初期，相声遇到了危机。一对相声演员在表演《反正话》垫话儿时，因为谩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被观众轰下台去。同年，华北文委会与北京市文委会举办的针对戏曲曲艺人的讲习班上，相声也被公开批评为“降级、低俗、拿父母抓哏”。
迫于生计，许多相声演员都面临着转行，老艺人准备去茶馆卖零食，年轻艺人则寻找去蹬三轮、做小工的机会。为了使相声走出困境，1950年初，相声演员侯宝林、孙玉奎、罗荣寿等十一人成立了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小组整理旧段子，停演了一类拿父母、夫妻开玩笑的作品，也取消了一些“趣味低下”的黄色的和嘲笑残疾人的段落，此外还创作出了一批贴合新时期风向的“新相声”。
上世纪50年代，熟悉民间曲艺的作家老舍在《大众文艺》编辑的回信中明确支持相声改革，认为现在的相声创作必须摒弃过去老相声的糟粕，老舍说， “不错，老的相声里，的确有完全瞎扯乱闹的；可是，那种段子即在老年间也不是相声中的上乘，到今天已完全被淘汰了。因此，今天我们写相声，消极的是要不学那些瞎捣乱的老套子，积极地要创作以人情味出发点的，笑而不淫的，有文艺性的新段子。”
在改造老段子，创造新相声的风气下，5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了一批结合新生活的相声，比如方卡创作侯宝林改编，也由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出的《服务态度》，提出了合作社里营业员员态度差的问题，还揭示出了营业员不求上进是思想上有毛病，觉得当营业员“没有出息”。侯宝林把营业员的心理摹拟得十分俏皮，“（在哪个单位）哪怕做个行政工作，将来也能当当领导干部呢，这玩意儿在合作社里当个营业员能领导谁呢？领导香蕉苹果胶皮鞋？没出息啊。”
由何迟创作、马三立演出的《开会迷》对于官僚主义严重、迷恋开会作报告的风气进行了讽刺。相声讲述了一个一天到晚开会的厂子，而会议讨论的与正经业务无关的荒诞主题，不是“工人夜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就是“工人下班以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因为会议太多，青年员工谈对象得要用电话联系小半年才能见面，结果好不容易约上见次面，还是被“研究评剧团要不要买化妆脸盆问题”的“紧急会议”给岔开了。与这个相声同时期、同主题的还有段继棠创作的《改日再说》，讲的也是发明创造要一次次地开会、讨论，不同的部门碰头，最后落了个“改日再说”的结果。
新社会出现的新现象还有公费医疗，在冯不异和孙秀汶所写的相声段子《住医院》里就对机关工作人员浪费公费医疗资源，把去看病当成是占便宜的现象进行了讽刺，相声的开头，一人就说，“公费医疗是福利，有病是甭花钱了，可要是老没灾没病的，这可就不上算了。”
新相声触及到了新现实里的新问题，而这一点其实正传承了传统相声取材社会生活，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反映社会相的特点——被称为相声祖师爷“穷不怕”朱绍文的《字象》就用字谜的方式讽刺了官吏的腐朽和贪婪，张寿臣的《哏政部》也讥讽了当时政府冗官冗员的官僚做派。不光如此，这些新相声还吸收运用了新生活里的主流语言和思考逻辑，并对这种语言和逻辑同样保留着讽刺的锋芒，比如何迟所写的马三立表演过的《买猴儿》里讲一个采购员拿着错误的采购单跑到东北找猎户买猴儿，当地村长组织了一场会议，邀请采购员来向猎户传达买猴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位采购员的发言，就像是对某次毫无意义的会议开场白的戏仿。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儿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买猴，是拿错采购单出现的误会，在这么无中生有的会议里，他竟然也说出了一大段车轱辘话。再比如侯宝林的《离婚前奏曲》里，“我”人到中年升为科长，开始不耐烦自己的老婆，他将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形容为“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并希望最好能摆脱她，他的理由是，“不要以消极的眼光看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将辩证法的观点应用到自己的婚姻上，为自己的变心找辩护，倒是非常“新颖”了。
与50年代相声讽刺精神相接续的，是80年代涌现出的一批切中时弊的新相声，比如赵振铎赵世忠的《媳妇往哪娶》，表面的题目是大龄男青年娶媳妇难，实际批评的是单位普通员工分房子难，领导作为“公仆”有房子，而工人作为“主人”却没房子的问题；《漫谈关系学》也是从日常买豆腐都有钻后门的讲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李伯祥杜国芝的《出生前后》讽刺的则是重男轻女——光想生儿子，不想生女儿的社会现状。
新相声的“近人情”：在规矩的对比下，探讨人性和爱情
以上所说的关照新现实的相声，显现出对于个人生存尊严、公平待遇的关切之情，虽然有时对于这些个人问题的讨论，需要在宣传国家政策的旗帜下进行，比如《出生前后》讲到最后，说父母在生产时应当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因为国家政策“计划生育”说了，“优生优育”“只剩一个好”，但通过这些段子，我们确实可以看见在单位、在合作社以及在家庭中的个人的喜怒哀乐，就像上文中引用老舍所说的对相声的要求，“近人情”。
老舍所说的“近人情”，与传统相声里的温情并不相同，传统相声里张寿臣也有对于情感的细腻描摹，但那情感是落于家庭伦理关系之上的，比如兄弟、婆媳、母子之间，而老舍的“近人情”和“笑而不淫”更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来 “文学是人学”的要求相近。不光是这段《破除迷信》，上文所说的《开会迷》，也将具体青年人的爱情生活置于官僚开会流程中，让人情与习以为常的僵化规矩形成冲突，并以冲突在规矩的铁桶里撕开一个口子。
有的相声的“人情”还脱离了传统曲艺的才子佳人的情感模式，体现出对于亲密关系、浪漫爱情的细致辨析。比如上文讨论过的侯宝林的《离婚前奏曲》就是一段讽刺陷入媚俗的浪漫爱情套路的杰作，它从一个男人想要“自杀”开始，讲到他想要在婚外寻找新的爱情，却闹出笑话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讲，在“我”的理想妻子应当有技巧地向丈夫表达关心，比如在大雪天给丈夫送上围巾，也应该用甜言蜜语、甚至扭捏作态制造惊喜：
甲：……我披上大衣要去上班去可是我的围巾忘了，她拿着我的围巾追到院儿里，说的那个话能把你鼻子气歪了。听着啊：“哎围巾，又忘了，冻着怎么办？围上！”
乙：你看，这对你多么关心哪！
甲：你知道吗，生活要有艺术性，凡是懂得一点儿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儿。
乙：哪一点儿呢？
甲：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往这儿一站：“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乙 ：……
甲：那雪花儿直往脖子里跑，我当然就想起来了：“噢，围巾，给我吧。”“不给”
乙：那还追出你干什么来呀？
甲：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嘛。她不给，我当然就抢，她在前边儿跑，我在后边追——起码应该在我们院子儿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儿。
欲擒故纵、欲言又止，还要绕着墙壁你追我赶跑三圈，这都是“我”对浪漫伎俩的想象，显示出对那种盲目追求浪漫，不会好好过日子行为的讽刺，但也指出了“我”在婚姻内也需要爱情和浪漫调剂，需要确认爱人爱“我”的事实，所以比起侯宝林写的《婚姻与迷信》讲的婚姻要自主选择、男女结合必须要有爱情的问题更进一步，它默认婚姻是自主选择的，所以这段相声就可看做在自由结合之后，对“爱情”相处模式的探索。
老舍提出了“近人情”，也是因“近人情”，他又说到，相声最好要贴近生活，避免书写重大严肃的题材。老舍反对用相声表现“中苏友好”，“和平签字”，因为他认为相声应该是取材生活，顺口搭音的，处理重大严肃的题材容易取得反效果。老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接下来的年份里，重大严肃题材在相声中层出不穷，比如196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群众演唱小丛书 瘟神逃命记》在前言就表明收录的相声“内容针对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艾森豪威尔最近在远东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比起离婚结婚、商店购物，这样富有政治色彩的相声讲的是 “敌我不两立”， 语言也不再是你我普通人日常闲话，而跳跃在抽象的、政治化的概念性词汇诸如“亚洲人民”“帝国主义”之间。
郭德纲改编的老段子：托妻献子、“黄色笑话儿”
经历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短暂复兴，相声在90年代末2000年初进入了低潮期。在晚会上，相声的地位逐渐被小品取代，以相声演员冯巩为例，2001年开始，他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正式参演小品，与相声作别。
相声似乎风潮已过，直至郭德纲和德云社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2006年在安徽演出的相声《论相声50年之现状》，可视为郭德纲相声的宣言，在这段宣言中，郭德纲强调相声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笑”，而不是教育或者讽刺，“相声是为了教育谁么？是为了讽刺谁么？首先是乐。”如果相声首先就是为了观众“笑”，使人发“笑”。
除了“笑”以外，郭德纲还对“俗”作出辩护，在《你要高雅》里，他发表了一段“雅俗之论”，讽刺的矛头直指装高雅的行为，“听交响乐高雅，听相声低俗，听明星假唱高雅，看网络原创低俗，看人体艺术高雅，两口子讲黄色笑话低俗，喝咖啡高雅，吃大蒜低俗”，紧接着，郭德纲要求还给相声“俗”的权利。“艺术并没有高低之分，话剧和A片都是给人带来快乐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无权剥夺我审美的权利，让我和人民群众保持一份俗的权利。”
“好笑”和“俗气”都是郭德纲与“主流相声界”反其道而行的旗帜。需要了解的是，他所反对的 “主流相声”，正是经过改造的“新相声”一脉。而郭德纲对主流相声所批评的“讲品味”“教育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相声确实会习惯以宏大的叙事框架为背景，并在相声中教育观众，比如上文所说的《出生前后》末尾，就有一大段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普及之辞，在之后这样的现象也不少见。值得一提的是，郭德纲说的“主流相声不好笑”其实不光与说教色彩增强有关，还与这个时期相声的讽刺力度也大大削弱有关，像是笑星姜昆在1987年演出的名篇《虎口脱险》，选取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情境，讲一个人掉进虎山怎么脱险的故事，与何迟的《买猴儿》的荒诞性层层深入、富有现实基础相比，这个故事似乎就只是为了耍嘴皮子看热闹。
就在相声逐渐没落之时，传统相声段落，也就是老舍、侯宝林参与改造的“不够文明”的旧相声，成为了郭德纲与“主流相声界”拉开距离的新资源。郭德纲将一些传统段落《梦中婚》《西征梦》和《托妻献子》进行了现代改编，与当时人们习惯听到的“主流相声”相比，这些以社会底层小人物为主角、不强调教育意义的段落确实使人耳目一新。《梦中婚》讲一个穷人（“我”）梦中暴富，想象自己“一手一个驴肉火烧”“爱搁香菜就搁香菜”，晚上包下一个“三层楼的摩天大厦”。《西征梦》改编自《南征梦》，郭德纲把小兵梦里出征打太平天国的故事，改编成 “我”梦中乘着直升飞机帮美国反恐。在这两段相声里，小人物的梦想虽然一样 “俗气”，头一样就是希望自己发了大财，但却没有一味漫谈，反而在白日梦里流露出世情冷暖，《西征梦》里有一个包袱是这么说的，“我”幻想发了财以后，“弄一个很大的桌子，当老板，天天雇10个带红箍的站我跟前，我挨个骂他们，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媳妇是扫厕所的。”这正符合了侯宝林所赞赏的，”包袱儿细节的构成，需要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所以比起主流相声里的掉进虎山之类的荒唐奇遇，这反而更有现实感。
郭德纲对于传统段子的复兴和改编，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相声来自生活俗气热烈的魅力，然而也同时保留了传统相声的一些有“时代特色”的笑料。以名段《托妻献子》为例，在郭德纲之前，张寿臣就讲过。这段相声讲的是一对男子交情甚笃，甚至可以将家中妻子托付对方的故事——“一贵一贱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而将妻子托付于对方必然引起了淫人妻的笑话。
将张寿臣版本和郭德纲版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相声主段中， “我”都是帮出门谋生的朋友照顾新过门的妻子，结果照顾出了个儿子叫自己爸爸。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版本略有不同，不同之处一是在于时代背景，张本的朋友是随总督大人去外地赴任，郭本的朋友是要去新加坡演出；二是张本的妻子没有名姓，“我”只叫她“嫂子”，郭本将朋友妻子唤作“嫂子” 将她的工作安排为下岗的“香港小姐”，后面才揭示她叫“小潘”、“金莲”，合起来是“潘金莲”，似乎借此在向观众提示她的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段相声的发生背景被改编挪移到了现在，“我”的朋友从给总督干活变成了给南洋富商演出，但是没有变的是对夫妇和朋友伦常失礼的哂笑。因为相声表面上似乎在讽刺男子之间的虚假义气，其实却是在嘲笑人妻的假正经和荒淫，笑点更是爆发在 “占便宜”、“绿帽子”、“帮人生儿子”这样的通奸段落。如果对比侯宝林的《离婚前奏曲》就可以发现，两段相声的主题都是婚外恋，侯本嘲笑的主要对象是所谓“浪漫是什么”和“懂不懂爱情”，而基底是对于个人情感的尊重，而郭本详尽表现的是不守妇道还有婚外生子，比起个人情感，对于笑料更重要的是人物所处于的伦常关系——在这段相声里体现为“我”对于“朋友妻子”“嫂子”的称呼。
如此说来，改编后的《托妻献子》与其说与现实有勾连，不如说撷取了一些时髦元素 “香港小姐”“南洋富商”等等，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在早年间的的伦理哏里原地踏步。不仅如此，相声段落的其他细节，比如郭本“我”穿的衣裳“上边一个塑料的皮大衣，就袖口这有一两棉花”（可能是脱胎自传统相声段子《梦中婚》“我”的衣裳，“前面是夹袍，后边是大褂儿，就是袖口上有二两棉花”），还有“朋友妻子”住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左边是坑右边是井，前边是坟”，都在烘托着一个较为遥远的时代，而段子里最关键的一句话，“一贵一贱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反映的也确实不是现在的友情，而是张寿臣时的清末风俗。
相貌嘲讽、伦理哏：相声到底有新人吗？
前文已经提到，1949年前后相声所面临着危机——《反正话》作为垫话儿已经被观众轰下台去，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相声》里，曲艺专家薛宝琨已经对1949年之前的传统相声的“占便宜”、“黄色下流”和“伦理哏”等进行了反思：“以谩骂为能事、以占便宜为光荣，在传统作品里并不是个别的。此外，黄色下流也几乎成为许多作品的通病。而以生理缺陷和伦理关系抓哏取笑。至于以父母、夫妻、姐妹等伦理关系取笑的内容，尤其不能忍。”而这些被当时人贬为“自轻自贱”的“笑点”，甚至已经远去的清末风俗，在郭德纲《你要高雅》里的“俗”为正道的方法论指导和荫蔽下得到了复苏，因为听相声，以他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较真”和“一说一乐的事儿”。光说伦理哏，就以不同的版本在各个场合里灵活运用，“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丈夫”可以演变为“我当皇上，让你当太子”，“我是皇上，你是皇后”，2018年的《相声有新人》也是如此，节目开场时，张国立说于谦管他叫叔，郭德纲说，我管您叫婶儿，无不引起观众哄堂大笑。
以此来观察《相声有新人》的许多作品，可以发现，许多作品可以符合”不要较真”“一说一乐”的特点，有的作品笑点停留在人们熟悉的生理挖苦层面上，比如说，很多段子经常出现对于郭德纲本人身高、肤色的嘲讽，“怕踩着他”。一个男女搭档的节目中，女相声演员说自己是大长腿，以挖苦男对手的大肚子，利用美女丑男的性别和外貌反差制造笑点。还有一类相貌嘲讽，连制造反差的效用都没有，沦为纯粹的谩骂，在一段对口相声中，捧哏将逗哏贬损成“这么难看一位”“腰粗推断、大屁股圆脸，整个一头猪站起来了” 。如前文所说，这种外貌挖苦也并不是相声新人的发明，而是传统相声段落里常见的手段，也可以说“一头猪站起来了”“大长腿”VS“大肚子”与郭德纲所说的《李菁的妹妹》里的“丑女找人强奸”一脉相承。
还有一些相声，明显地继承了伦理哏的特点。比如孟鹤堂周九良的《儿时玩伴》，讲的是儿子哭错了孝的笑话，即使是周培岩的《路怒症》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也运用了伦理哏来开场，“你爸爸是谁，那是你妈妈永远的秘密。”与伦理哏相关的是，而相声中所透露出来的细节，比如“妈妈给爸爸缝裤子”，“家里没红纸用白纸糊了灯笼挂在门上”，也像郭德纲说的《托妻献子》的皮大衣“袖口有一两棉花”一样，可能属于清末。
只有少数相声中体现出对于新生活的观察，周培岩的单口相声《路怒症》，里面说听完刘欢的《好汉歌》就想往车里放两把板斧，“谁挡我路，我就劈了那厮”，可以看做是对堵车“路怒”的夸张表现。张宇识的单口相声将自己的学霸人生变成了段子，“我七周岁都会解偏微分方程了，你才让我上小学。” 也算有现实基础的笑话。而对照50年代或者80年代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诸如医疗、分房子、重男轻女题材的社会现实讽刺相声，这两位新人相声的现实仍显得单薄。
一方面，郭德纲所运用的“旧相声”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中心，而旧相声因为充满伦理哏、过去式，逐渐与现实脱节，比如说“磨蔓儿”里的姓氏笑话，“立早x，还是弓长x”可能更适合在人们识字不多的情况下演出效果更好；另一方面，节目本身却要推出讲相声的“新人”，让年轻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靠“不变”的相声套路，重新赋予这门艺术新意，使现在的观众发笑。而侯宝林、老舍改造相声时的“近人情”和切近现实已经被忘记——不难理解节目为什么会将相声发展艰难、青年演员“做相声赔了好多钱”作为重点宣传。
参考文献：
《侯宝林谈相声》侯宝林口述，刘祖法执笔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国的相声》薛宝琨著 人民出版社1985年
《相声表演漫谈》罗荣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相声史杂谈》金名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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