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按：
提到泉友Sinial，相信喜欢南洋钱币或者经常逛钱币天堂的泉友一定不会陌生。猫眼有幸收到了泉友Sinial特别为猫眼平台执笔的这篇投稿，极大地丰富了猫眼看币这个平台的内容。
泉友Sinial从自身的收藏经验和研究体悟出发，不仅讲述了Soho造币厂的历史，也总结了Soho造币厂为南洋铸造的一系列钱币。十分难得，不容错过。
声明：若无单独标注，则文中钱币均为作者个人藏品。本文内容包括文字及币图仅授权“猫眼看币”发表，谢绝转载。
Soho Mint与南洋钱币
英国私人工厂的蒸汽动力造币起步于18世纪后半的工业革命中，作为当年的先进制造业，逐渐替代了原始的人力、畜力和水力造币，推动钱币领域进入到更为精美的现代钱币时代。引领造币技术进入蒸汽时代的Soho Mint、以H厂标著称的Heaton Mint、近年来通过SP盒而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的King's Norton以及Taylor & Challen都位列其中。
这些造币厂除了作为皇家造币厂的补充供应本土之外，伴随着英国迈向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面向新开拓的殖民地及周边的古老国家，更有大规模的海外业务拓展。
南洋钱币中，不仅旧英国殖民地的钱币大半源自于此，还对东印度群岛地区的现代化钱币流通普及也多有助益。类似于晚清中国向机制钱币的转换过程，暹罗、缅甸、马来诸邦、文莱、安南等国从原始货币一跃而进的钱币现代化背后也能见到这些私人工厂的影子。
而今天笔者要着重介绍的就是这些造币厂中的Soho Mint，以及在上述的大背景下Soho Mint与南洋钱币的渊源。
马修·博尔顿与詹姆士·瓦特
说到Soho Mint，马修·博尔顿与詹姆士·瓦特这组最佳搭档的名字总是不得不提。
以1768年双方相识为契机，博尔顿认识到瓦特的改进型蒸汽机的潜力，这也促成了1774年博尔顿以抵债的方式从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手中获得瓦特的蒸汽机专利权。次年双方正式开始了持续两代人的长期合作关系。博尔顿的资金支持和瓦特的技术发明的组合带来了双赢，瓦特因改进蒸汽机而得享盛名的同时，博尔顿也成为工业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改进型蒸汽机最初的应用是在矿山等处，随着Soho Mint在1788年建立，博尔顿开始将蒸汽机技术应用于造币。
Soho提供的蒸汽动力造币设备
19世纪初，由Soho设备装备起来的皇家造币厂新厂落成。凭借对造币工业现代化的贡献，博尔顿和瓦特双双登上2011版的50英镑背面。
2011版50英镑（图片来源：英格兰银行网站）
Soho名称之由来
1745年博尔顿开始参与家族产业，当时还只是个小型金属加工作坊。随着生意的拓展，1761年他租下了伯明翰当地Soho地区的一块地，Soho之名正是由此而来。
最初建设的是Soho Manufactory厂房，后续 1788年建设的Soho Mint厂房为独立的另一建筑。
Soho Manufactory厂房主建筑（Soho Mint建筑相当于左侧图外位置）
目前Soho Mint与Soho Manufactory建筑都已经拆除，只有附近的Soho House（原为博尔顿住所，现为博物馆）尚存。三者间的位置关系大致如下图。
Soho House、Soho Mint与Soho Manufactory位置关系图
现为博物馆的Soho House
来自南洋的订单1，1786年 苏门答腊 最早的钱币订单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香料贸易就是主要的目标。整个17世纪中尽管在印度有所进展，在东南亚却很难说得上成功。
1680年代立足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完全控制万丹之后，英国人不得不从爪哇撤出。退而求其次在苏门答腊西南海岸的明古连（Bencoolen）建立据点。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并没有太大发展贸易的潜力，但是至少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明古连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主要立足点。
旧明古连殖民地的Fort Marlborough
以此为契机，博尔顿得到的第一个造币订单，正是1786年为苏门答腊殖民地制造钱币。
虽然早已有意将蒸汽动力引入改革传统的造币技术，但是此时博尔顿还没有实际造币的经验。这批钱币的制造还没能用上蒸汽动力，而是沿用传统方法。加上币胚生产和实际压制两道工序分别在Soho和伦敦两处进行，博尔顿延迟了几个月直到1787年5月才完成交货。
此时Soho Mint尚未开始建设，严格意义上这批钱币还不能称为Soho Mint产品，称为博尔顿的Soho工厂产品或许更合适。
1786年的苏门答腊钱币分三种面值：3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别重150格令、100格令和50格令（9.72克、6.48克、3.24克）。共生产了18英吨多，总值约566万Keping的钱币。
3 Keping
2 Keping
1 Keping
镀金3 Keping
镀金2 Keping
设计
1786这套虽然比之前孟加拉制造的1783版要精美一些，相互比较还是可以明显看到设计上沿用了后者的整体结构，包括年份间的花点也是沿袭下来的。
1786版2 Keping
1783版2 Keping（孟加拉制造）
齿边
1786年这套钱币基本上都是斜齿边。19世纪末Atkins的记载中有2 Keping还存在“Engrailed edge（凹点边）”版Proof的说法。Scholten沿用了这个说法，但未记录更详细的信息，Pridmore则没有记载。
从实物观察，虽然非常罕见，但是确实存在不连续的凹点构成的凹点边的版本，应该就是Atkins所描述的特殊版本。虽然Atkins并未提及出现两种币边加工方式的原因，从钱币制造背景上推测，凹点边可能是Soho最初试造时对币边加工的一种尝试。
凹点边（Engrailed edge）
斜齿边（Oblique milled edge）
对于1 Keping，KM列了3种币边，斜齿边和直齿边作为KM257.1、光边作为KM257.2。直齿边和光边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上都没有支撑，是否真的存在只能作为存疑。
2，1787年 苏门答腊
在1787年5月第一单交货之后，博尔顿很快就得到东印度公司的第二单。
沿用了Soho和伦敦接力加工的方式，在第一单经验的基础上，这一次虽然规模更大但是订单完成相对顺利。
在这两笔订单生产的基础上，博尔顿开始了Soho Mint的建设。
1787年的苏门答腊钱币与之前1786年同样分三种面值：3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重量也相同。共生产了约30英吨，总值约941万Keping的钱币。
3 Keping
2 Keping
镀金 2 Keping
镀金1 Keping
Pattern
标为1787年的苏门答腊钱币在流通版之外，还存在不少不同设计的Pattern，有些与流通版较为相似，有些则设计颇为独特（例如椭圆形等）。Pridmore从苏门答腊的1786/1787版设计沿袭了之前的1783版出发，认为这些钱币可能只是博尔顿用于馈赠展示的用途，故称之为“Patterns, and Boultons Samples”。
面对当时英国国内流通钱币中有很大比例是伪币的现实，博尔顿进入造币行业的初衷是希望利用蒸汽机技术制造不易造假的更精美的钱币。1786版制造时仍完全沿用了传统方法，加上制造进程的延误，确实没有大幅考虑改善的余地，对币边的选择可能就是仅有的考量。相对而言，制造1787版时在时间和技术储备各方面博尔顿都更有余力，试图改进设计制造更为精美的钱币并不算出乎意料的行为。
特别是如下的一枚原小瓦特藏品的Pattern 3 Keping（来自于2002年Morton and Eden的小瓦特藏品拍卖，Lot 283）的存在。
Pattern 3 Keping（原小瓦特藏品）
小瓦特（James Watt Junior）为瓦特之子，在18世纪末与博尔顿之子小博尔顿（Matthew Robinson Boulton）一起逐步接手了父辈的事业，他的藏品自去世以来几乎完全未经流通直到2002年的拍卖。
小瓦特（1800年前后）
这枚Pattern 3 Keping有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正背模为错开90度（↑→）而不是流通版的币型方向（Coin Alignment，↑↓），另一点为存在轻微的偏打。从这两点来说，相对更符合改进设计中试打品的特征，而不是做工更为细致的广告品。相信至少较为接近流通品的那些Pattern更大可能为1787年当时博尔顿改进设计的试作品。
Pattern 2 Keping
KM从18世纪分册最早的版本开始就有一个问题，误将普通1 Keping（KM257.1）的图用在了Pattern（KM Pn1）上。早期的版本对这两个品种使用了完全相同的配图，新版虽然将KM257.1的配图替换更新过，但是KM Pn1的配图仍然还是原来的错误配图未有修改。
部分第三方评级公司有据此将普通1 Keping作为Pattern装盒的情况，相应的将普通1 Keping作为Pattern售卖者，亦非个例。
第三方评级公司归档中的分类错误品，曾被作为Pattern售卖
年份
关于1787版年份的标示，KM的18世纪分册在修订中还有另一个错误——那就是将AH1202机械地换算为了1788年，应该是由于对正背面分别存在以公历和回历标示的年份没有足够的认识所造成的。
尽管实际钱币正面为公历1787年，背面为AH1202年，至少从第5版开始1787版钱币都被描述为 “1788//AH1202” 而与实际钱币不符（KM258的2 Keping下额外另列了 “1787//AH1202” 与 “1788//AH1202” 并列）。实际上标示为公历1788年的苏门答腊钱币并不存在。
3，1791年 孟买 第一次供应印度殖民地
1790年底博尔顿接到了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联系，希望为孟买管区订制钱币。
1791年2月确定了设计之后，总共生产了4种面值：2 Pice、1-1/2 Pice、1 Pice、1/2 Pice。分别重：200格令、150格令、100格令、50格令。共生产了差不多100英吨，总值约1581万Pice，接近33万卢比。各面值的制造量分别为：1,174,630枚、2,690,351枚、5,472,740枚、7,903,280枚。
1/2 Pice
印度严格意义并不能算在南洋的范围之内，不过作为Soho Mint除了东南亚之外较重要的造币市场，这是东印度公司印度领地的第一单。
同时这也是Soho Mint装备蒸汽动力造币设备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制造供应流通币。
4，1798年 苏门答腊
1797年对于Soho Mint来说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年，博尔顿为英国国内制造流通币的心愿终于有机会变为现实。Soho Mint第一次得到英国流通币的订单，也就是在国内收藏者中同样具备非常高知名度的车轮便士。
虽然1797年3月东印度公司就苏门答腊钱币与博尔顿有所接触，当时的情况下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798年2月下旬，Soho Mint才正式确定再次为苏门答腊制造约15英吨的铜币。
3种面值和重量与前两次并无差别，但是生产速度远非当年可比。一个月后的3月27日所制造的639,764枚3 Keping就已经从Soho发运，4月4日发运了935,913枚2 Keping，4月9日发运了剩下的986,668枚1 Keping，整个制造过程还不到两个月。
2 Keping
镀金2 Keping
1798年版的设计相对于之前的1786、1787年版并没有很大的改进，反而可能是由于赶工期的原因，背面面值的币文有一处错误：所有三种面值都被写成了3 Keping。推测当时的参与者中无人能够释读，而只是复制了过去的3 Keping背面的币文。
第三方评级公司分类错误
面值的错误导致不同面值钱币之间币文只有细小的差异，根据币文图样分类很容易把小面值的钱币也归为3 Keping。第三方评级公司分类错误的也不少见，如前图的镀金2 Keping就如下被标注为3 Keping。
S-951是Scholten给3 Keping的编号， 2 Keping的正确编号是S-955。
5，1804年 苏苏（Susu） 未接的订单
苏苏是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港口，18世纪末名义上归属于亚齐苏丹国，实际掌控在勒拜达帕（Lebai Dappah，Lebai为源自泰米尔语的说法，原意指清真寺神职人员，这里仅为一般意义的尊称）手中。达帕与其兄弟巴帕布扬（Bapa Bujang）通过贸易积累财富的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掌控了苏苏及附近地区。
18世纪末苏门答腊地图
苏门答腊北部地区原非胡椒产区，在达帕的推动之下，18世纪末胡椒种植大为发展。1787年达帕与Natal英国商行的约翰·普林斯（John Prince）订约供应胡椒，1793年起又与美国人有大规模的胡椒贸易，到1803年苏苏的胡椒年出口量已达3000-5000吨。因胡椒贸易的繁荣，这一时期北起Kuala Batu（在苏苏稍北）南至Trumon的苏门答腊海岸被称为胡椒海岸。
今日的苏苏港口
早年苏苏公鸡铜币的发行者并不明确，有归于当时往来苏苏的美国商人的，也有与新加坡商人代币的斗鸡系列归为一类的。
苏苏斗鸡钱币
还要归功于Pridmore和Vice在1980年代初的研究，才让真相浮出水面。
Pridmore和Vice在Soho文件档案中找到两封相关的信件，内容是1803年8月伦敦的戴维·詹宁斯（David Jennings）与博尔顿的通信往来——
詹宁斯有来自“商业机构”的订单，希望为“印度当地的王子”订购“一面是公鸡”的一套模具及100枚钱币，博尔顿回信以雕模师忙于处理其他订单为由回绝，并表示除非订货方掌握模具复制技术，只订做一套模具恐怕不敷使用，同时建议称这套模具在伦敦也不难找人雕制。
据此，这个被博尔顿拒绝的订单应该正是间接来自于当时实际控制苏苏的达帕，詹宁斯提及的“商业机构”则很有可能就是普林斯主管的Natal英国商行。
因此，这个品种的存世品中比较精美的版别应该是英国制造，相对粗陋的则应是苏门答腊使用订做的模具另行制造。
虽然并非直接出自于Soho Mint，除了借由博尔顿档案厘清身世之外，其公鸡的图样与后述新加坡商人代币斗鸡系列也属一脉相承，算是与Soho Mint非常有缘的钱币，故一并列出。
6，1804年 苏门答腊
1803年东印度公司再次为苏门答腊殖民地订购的铜币（标为1804年）。
这批铜币与1802年为印度孟买管区订制的钱币（标为1804年，Soho Mint于1803年4月制造完成）非常类似——
首先正面完全沿用了相同的设计；
其次与孟买的3个面值2 Pice、1 Pice、1/2 Pice分别重200格令、100格令、50格令相类似，这次订购的铜币面值分别为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重量和大小也分别与孟买的相同。
这批订货是在1803年12月30日到1804年4月28日之间分几次发送去伦敦的。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交货的数量分别为1,389,885枚、2,817,430枚、5,567,800枚。
4 Keping
1 Keping
镀金4 Keping
镀金2 Keping
镀金1 Keping
KM的19世纪分册初版中，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列出了这组钱币，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别列为KM266、KM264和KM262。到2004年的第4版，随着地域的变化“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变成了“荷属东印度（Netherlands East Indies）”，这组钱币却不翼而飞。到2009年第6版，又作为“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岛，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出现。把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苏门答腊钱币归入荷属东印度合不合适姑且不论，总算是加了回来。
第三方评级公司分类错误
中间来回一折腾，再加上与孟买1804版钱币的相似性（只看正面是无法区分的），本来就不太搞得清楚状况的第三方评级公司就更混乱。
前图1 Keping的盒子上的描述如下，就是典型的分类错误。
7，1810年 槟榔屿与皇家造币厂的竞争
1786年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与吉打苏丹订约开埠。在此之后，因槟榔屿（Penang）地处马六甲海峡内，地理位置较明古连更优越，短短数年之内原本少人居住的小岛就发展为具有近万人口的商埠。1805年更升格为与马德拉斯和孟买同级的管区。
Fort Cornwallis中的莱特雕像
莱特墓地
除了开埠最初几年由英属印度供应的钱币之外，19世纪最初的十年一直依靠当地制造的厚重锡币。
1810年皇家造币厂新厂终于可以投产，装备的蒸汽动力造币设备为Soho提供。
然而与小博尔顿的期待不同，原本的君子协定（皇家造币厂制造金银币，Soho Mint制造铜币）立即被打破。
为槟榔屿供应新铜币的任务最终交给了皇家造币厂。这对小博尔顿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也在Soho Mint与官方的合作关系上留下了裂痕。
当时为槟榔屿准备的样币共有三种，前人著述有所不同——
Pridmore在英属马来亚目录（无论是1955年第一版还是1968年第二版）上援引Ruding将其中的一种归为Soho Mint出品。
Scholten同样也采信Ruding之说，但未给样币配图。
不知为何Pridmore在1965年出版的英属亚洲目录上反而将其归为皇家造币厂出品。
各著述的差异也导致后续的Saran Singh和Tan整理更有出入。
各拍卖目录根据所看的参考书不同就更是众说纷纭。
虽然Ruding著作从时间点看可信度似较高，但据David Vice先生意见在Soho Mint原始资料中未见可以支撑Ruding说法的依据。
无论如何，作为皇家造币厂与Soho Mint初次竞争的见证，这三枚还是值得列出。
Ruding列为Soho Mint出品的未获选样币
另一种未获选样币
获选版
8，1823年 新加坡 复刻1804版苏门答腊
1804版苏门答腊钱币的三种面值存在减重版（有时被称为薄版，即Thin planchet），相对于原版的厚版（Thick planchet））久已为人所知，但是其来源早年一直是个谜。
同样要归功于Pridmore和Vice在1980年代初的研究，在Soho文件档案中找到1822年下半年小博尔顿收到的几封相关信件，才将其与新加坡联系起来。
得益于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的长远眼光，1819年开埠之后，新加坡借由东南亚贸易中心的战略地位，开始快速发展。伴随着这一地区定位，莱佛士的计划中也包括在东印度群岛地区推广英国铜币流通。正是在此背景下，1823年Soho Mint根据东印度公司订单生产了减重版，主要供应新殖民地新加坡。
在1804版的基础上，4 Keping、2 Keping和1 Keping分别减重为132格令（8.55克）、66格令（4.28克）和33格令（2.14克）。1823年8月发运的第一批分别为1,614,788枚、4,699,760枚和6,061,933枚。1824年2月另外还有1,184,051枚4 Keping发运。
4 Keping
2 Keping
1 Keping
尽管这是Soho Mint生产的最后一个东印度公司订单，说这套钱币影响了之后20年的东南亚钱币亦不为过——
一方面1 Keping成为后续新加坡商人代币中“Island of Sumatra”和“Island of Sultana”系列模仿的对象；
另一方面背面面值的币文更是几经辗转沿用于新加坡商人代币，一直影响到1840年代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的沙捞越Keping。
减重版与原版的区别
虽然目前已知的所有文献都未提及，除了减重之外，减重版与原版最有辨识度的区别就是正背面模具方向：原版是币型方向（Coin Alignment，↑↓），而减重版是章型方向（Medal Alignment，↑↑）。
此外，从文献和实物上都找不到发行过减重版Proof的证据。
第三方评级公司/拍卖公司分类错误
或许是因为早先各目录虽有标出原版和减重版，但是大多未标明具体重量，第三方评级公司和拍卖公司仍然对此不甚了了。
几年前某著名拍卖公司上拍过一枚4 Keping，系由某第三方评级公司装盒，盒子上描述为“SS-5, P-4 THIN FLAN”，而拍卖目录也相应描述为“KM266, SS-5, P-4 thin flan”。
即使不论SS-5、P-4都是指原版与Thin Flan明显有矛盾之外，对照上文介绍，相信读者亦不难判断。然而当时虽经委婉提醒，很遗憾拍卖公司除答复可能不是减重版之外对拍卖描述一字未改。
戳记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减重版有比原版更多的戳记现象。此枚OD戳记即为加盖在减重版2 Keping上。可惜自入手以来遍寻未获任何关于其背景的信息，希望有识者能不吝赐教。
OD戳记减重版2 Keping
9，1831年 新加坡商人代币 斗鸡系列——约翰·科尔维尔（John Colville）版
时间到了1830年代初，新加坡的商人们间接继承了莱佛士的计划。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默许之下，他们开始订购Keping记值的私人钱币，并在普遍缺乏小额流通钱币的东印度群岛各地推广使用，同时也在新加坡当地流通。
这其中最早的就是一位名叫约翰·科尔维尔的苏格兰人向Soho Mint订购的“斗鸡”图案的代币。
早先1825年时，他就已经与小博尔顿有书信往来谈及订购钱币，但似乎并没有实物留存。1831年他回到英国时，再次请小博尔顿报价并正式给出订单订购2 Keping和1 Keping两种面值的代币，两种面值分别重66格令和33格令，与前述官方供应新加坡的减重版相同。鉴于科尔维尔给小博尔顿的信件中提及了普林斯（当时已经转到新加坡任职），相信斗鸡图案的灵感与熟悉苏苏钱币的普林斯有关。
2 Keping制造了3英吨，共714,085枚，1 Keping制造了9英吨，共4,286,778枚。在1831年7月到12月之间从Soho Mint发运给新加坡的代理商行A. L. Johnston & Co.。
A. L. Johnston & Co.是新加坡殖民地早期的欧洲商行，最初在1819年由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劳里·约翰斯顿（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创立。1822年克里斯托弗·赖德奥特·里德(C. R. Read)从明古连加入成为合伙人，后者也是著名的代币发行者。约翰斯顿在1841年12月离开新加坡，并于1850年在苏格兰去世。1841年1月里德退出由他的儿子威廉·亨利·麦克劳德·里德（W. H. Read）取代其合伙人地位，小里德也是新加坡早期史上的著名人物。
2 Keping
1 Keping
到1847年9月为止，Soho Mint至少有不同来源的16单新加坡商人代币订单，包括45,286,990枚1 Keping和6,648,320枚2 Keping，数年间总共发运51,935,310枚，这也是Soho Mint后期历史上与南洋钱币的主要联系。
分类分歧与国内误称：
早期Atkins曾将这一套列于马六甲钱币分类之下。
虽然1830年代马六甲已经基于英荷协议交换给英国，但是有不少当时资料足以说明斗鸡系列代币的流通范围远为广泛，同时马六甲也不是主要目标范围。故Pridmore和Scholten都未采此说。
KM却始终坚定地将这一套列于马六甲（Malacca）名下，这也导致国内钱币收藏者习惯上“马六甲公鸡币”或者“马六甲海峡”的误称。
10，1831年 新加坡商人代币 地名系列
与前述斗鸡相同标为回历1247年的新加坡商人代币还有三种2 Keping面值的地名系列，同样为Soho Mint制造，分别为——Pulu Percha（苏门答腊岛的别称）、Negri Acheh（亚齐苏丹国，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古老国家，17世纪与占领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柔佛之间曾上演过南洋版的三国演义）、Negri Tarumon（Trumon为苏门答腊岛胡椒海岸的另一知名港口）三种。
Pulu Percha 2 Keping
Negri Acheh 2 Keping
Negri Tarumon 2 Keping
11，1835年 新加坡商人代币 斗鸡系列——克里斯托弗·赖德奥特·里德(C. R. Read)版
这一版的最特殊之处是斗鸡脚下有发行者名字的缩写“C.R.Read”，为新加坡商人代币中仅见。
C.R.Read版斗鸡
考虑到背面为布吉文，主要对象应该是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的布吉人（中文史籍称武吃人，以勇武而闻名）。小瓦特藏品拍卖的Lot 374即为此品种，侧面证实了此品种为Soho Mint出品。
12，1835年 新加坡商人代币 地名系列——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
背面标为回历1251年的地名系列比之前回历1247年的品种丰富了许多，面值除了2 Keping也出现了许多1 Keping的品种。
地名除了之前出现的Pulu Percha（苏门答腊岛别称）和Negri Acheh（亚齐苏丹国，此年份无流通品）之外，苏门答腊岛相关的还有Menangkabau（米南卡保，苏门答腊内陆山地的古老国家）、Negri Dilli（日里苏丹国，苏门答腊北部）、Negri Siak（Siak苏丹国，苏门答腊中部面对廖内群岛）、Tanah Malayu（泛指苏门答腊岛），从地名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新加坡商人代币的对象已经从胡椒海岸扩展到了苏门答腊各地。
Pulu Percha 2 Keping
Pulu Percha 1 Keping
Negri Acheh 2 Keping
Menangkabau 2 Keping
Menangkabau 1 Keping
Negri Dilli 1 Keping
Negri Siak 1 Keping
Tanah Malayu 1 Keping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马来半岛地名，Negri Perak（霹雳）、Negri Selangor（雪兰莪）、Negri Trengganu（丁加奴），这也表示新加坡商人代币的流通向马来半岛的拓展。
Negri Perak 1 Keping
Negri Selangor 1 Keping
Negri Trengganu 1 Keping
阿拉伯数字标注特殊品种：
这枚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回历1250年的是比较特殊的品种，正背面都是布吉文，以Doit记值，主要对象应该与C. R. Read版斗鸡类似都是西里伯斯岛。
Tana Ugi 1 Doit
13，1835年 暹罗 现代化钱币的尝试
1835年暹罗国王拉玛三世（Rama III）派了三名贵族访问新加坡及马来各邦，当他们返回时向国王报告了新加坡流通商人代币的情形。当时长期居住在暹罗的英国商人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被要求提供一些样品，并称如被选中会通过他订购。
昭披耶帕康（Chao Phraya Phra Klang）提出了两种设计，正面都是国名及上下双星，背面分别为大象和莲花图案，并以泰文标明CS1197年份。因为Soho Mint制造的样品抵达暹罗之后未能得到拉玛三世的认可，也就没有正式制造而只是留下了样品。
莲花图案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大象的图案系来自于1802年Soho Mint为锡兰制造的1/96 Rixdollar。
14，1835年 科尔维尔（John Colville）试作样品
这是出自小瓦特拍卖的Lot 377的一枚，重1.57克，直径16毫米，比常见的新加坡商人代币1 Keping还要更加轻小一些，包括Pridmore在内的已有文献中都无记载。
从币文的“NON OBLI VISCAR 1835”可以联系到科尔维尔家族，考虑到形制上与荷兰钱币（2 Stiver银币）的相似，加上原包装上描述为“Dutch Coin”，非常可能是科尔维尔后期订购的试作样品。
关于这枚的更详细背景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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