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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扎堆的“网投园区”:一座由围墙、电网、摄像头和持枪看守组成的“集中营”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蓉 潘璐

高墙内的“网投园区”。

困守了20多天,25岁的张祥终于走出了那栋封闭的9层大楼。

中午12点多,许久未见的阳光照得张祥有点眩晕,他趔趄地向前。一位打手和一位保镖将张祥架上车,车行不到5分钟,就开到了园区大门外。短短几公里,恐惧、紧张、无助等各种情绪将张祥包围,他一度以为,自己又要被贩卖转移。

自从遭遇网投公司劫持后,张祥已被贩卖过两次,价格从1.28万美金上涨到2.1万美金。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张祥早已沦为“行走的美金”中的一员。

直到在大门外等待张祥的两个人,将他送往医院,又派车将他送往金边的救助站。这时,张祥才松了一口气,确定自己从西港最黑暗的一家“网投园区”逃离。

“我得救了,但只要没回国,就很不安全。”离开“网投园区”的那一天是2021年12月3日,可直到今天,张祥仍在救助站等待。

相对于更多受害者,全身而退的张祥已属幸运。“救助站还有四五十位受害者,有十多个致残或精神失常的,还有一些未成年。”张祥说。

在那些遍布柬埔寨西港、金边等多地的“网投园区”内,还有大量尚未得救、甚至有去无回的受害者。

三天之内两次贩卖

张祥曾是江西一家快递网点的货车司机,工作虽辛苦,但七八千的月薪在当地已算高了。张祥说,自己到柬埔寨的动机很纯粹,只是想“见见世面”。

在柬埔寨经营KTV的朋友总是将异国他乡描述得天花乱坠,怂恿张祥一起加入。去年3月,张祥心动了。

自高中毕业后,张祥就留在家乡工作,“对外面的世界有点好奇。”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张祥来到柬埔寨西港一家餐厅做帮工,“底薪加上小费,每月也就七千元。”

直到上了几天班,张祥才得知自己所在的餐厅地处“网投园区”,也就是网络诈骗公司的聚集地。同时,张祥逐渐发现西港是一个安全难以保障的地方。

八个月后,餐厅的合同期满,张祥焦急地连夜从“网投园区”餐厅搬出,准备第二天就前往金边买机票回国。

深夜,张祥拖着行李箱走出了“网投园区”大门,在通向酒店的西港4号公路上,一辆黑色面包车却突然挡在他面前,两个身高约一米七的年轻男子持刀抵在他的腰边,威胁他上车。

自2021年11月的那一晚起,张祥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在“网投园区”间被贩卖。

黑暗的“网投园区”。

手机和护照被没收,双手被戴上手铐,张祥被锁在一张铁床上,无法动弹。第二天,劫持张祥的团伙以1.28万美金将他卖到白沙二期园区。

“想通了吗?你只有三条路:一跟我们做诈骗;二让家人打钱来赎身;三把你卖了。”在“网投园区”,张祥被关进一间小黑屋,连续三天,没饭吃,没水喝,遭受轮番洗脑和打骂。

三天后,不服从的张祥又被标价2.1万美金,转卖到凯博中国城。

“那是西港最黑暗的园区,精神异常的、残疾的、不从的人,最终都会被卖到这里。”张祥顿了顿说,“经常出人命。”

持枪看守下的“集中营”

“知道集中营吗?‘网投园区’就和集中营一样。”在柬埔寨生活了5年,并参与营救过不少受害者的华人阿龙这样描述。

“园区很大,进出都需要凭通行证。大门口和园区内有持枪保安24小时巡逻。在园区外围,每隔十米,也有一位拿着冲锋枪的保安,全天候轮流值班。一旦发现有人逃跑,他们可能直接开枪。”张祥身陷的凯博中国城建有几十栋办公楼,“每一栋楼,可能都是一家‘网投公司’,做的就是网络诈骗。”

张祥连办公楼也出不去,“一楼有两名保安,配枪且手持电棍,大门必须刷卡进出。”九层高的大楼,G楼有小超市、餐厅和食堂,一楼是一间大办公室,坐了上百人,二楼是新人培训室,三四楼是诈骗专用房间,五楼及以上则都是宿舍。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一片漆黑,要开灯。”张祥说,大楼一到三层的窗户外都被焊上了钢筋,其余房间也始终被黑色窗帘遮挡,不允许拉开,“在外面,根本看不出里面住了人。”

而窗帘内,一间房,四张上下铺的床,住满了八个分属不同层级的人。张祥的宿舍里就住着一位主管、一位组长和两位业绩骨干,“他们随时看押着新人。逃跑基本没有希望。”

每天被迫到楼下工作时,张祥总能听到办公室里传来“滋啦滋啦”的声音,“那就是打手在电(击)人。”

“网投园区”内的场景。

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威吓下,这一次,张祥屈从了。张祥开始听话地“好好上班”,每天中午12点半,准时到二楼参加新人培训,“培训为期一个月,考核成功后,才能正式上岗。”

网络诈骗的目标“客户”正从中国国内延伸到海外华人。张祥被划分为“国际盘”,要学习面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国的华人的诈骗话术。

在新人培训室,一位不到30岁的中国女性,面向包括张祥在内的十多人集体授课,“培训的大多是年轻人,从16岁到40岁不等,男女都有。”

结合投影屏上的PPT,培训师讲授着实施“杀猪盘”的一步步套路——第一步,建立联系;第二步,获取信任;第三步,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第四步,引诱充值,并及时退回给予好处;最后,获取更高金额的投资。

而针对这过程中的每一步,培训师都传授着各种技巧,比如,如何在国外APP给客户打招呼?怎么判断对方喜欢聊的话题?如何从文字交流过渡到语音交流?……

一节课时长四小时,张祥每天要上两节课,直到晚上8点多,才能回到宿舍房间休息。到了第二天,培训师还要再向大家提问,回顾前一天的课程内容。张祥说,由于自己表现不错,五六天后,他成功要回了自己的手机。

表彰狂欢之后的小黑屋

25岁的王明却在得救后才夺回自己的手机。

王明在柬埔寨和泰国交界处的“网投园区”待了近八个月,这里离柬埔寨首都金边有七八个小时的车程。直到被救出的那天,他才知道自己被困在山里,附近就是雷区。

这是一栋由围墙、电网和摄像头组成的“监狱”,也有超市、餐厅、KTV等休闲娱乐设施,当然后者只对“网投园区”里的管理层开放。

“网投园区”里的制度严苛到近乎变态。上班时间是早上七点到半夜十二点,没有休息时间;进出办公室需要打卡;上厕所需要报备;每天需要在社交软件上添加至少五个女性;每月最低要完成15万元的诈骗金额。

一旦不够听话,和制度产生一丁点背离,等待着王明们的将是一顿拳打脚踢、电棍殴打,“连萝卜白菜的盒饭都不给吃,不让睡觉”。在这里,他们是沉默的机器。

办公室里的人被严格地划分为三六九等。两位大小主管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下面是两个大组长,末端是分别管理四到五个劳工的小组长。他们和摄像头以及内部网络,形成了密不透风的监视系统。

管理层之间层层施压,王明们成了被压榨的终点,小组长日复一日地警告他们,“不好好做业绩,就把你弄死”。

又一幢拔地而起的“网投园区”。

王明最害怕的是每个月业绩结算的日子。办公室会进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诈骗金额达到50万元,就敲一下锣,达到70万元,就敲两下锣,达到100万元,就敲三下锣。这些“优秀员工”拿着印有诈骗数额的奖状,笑着向大家展示自己和受骗女性的聊天记录,讲述对方是如何被骗得倾家荡产,甚至跳楼自杀的,仿佛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作为员工的榜样,他们会拥有丰盛的晚餐,以及向小组长晋升的途径。

在清脆喜庆的敲锣声、管理层的欢声笑语和榜样们的经验传授里,没有业绩的王明们成了麻木拍手的背景板。等待着他们的,是在小黑屋里连续几天的殴打、辱骂和虐待。“他们会给我们看视频,长期没有业绩、不听话的,就用老虎钳拔掉指甲。我们不去骗人,也会和他们一样。”

因为没有业绩,王明经常被当做仆人呼来喝去,搞卫生,给管理层洗衣服、洗鞋子。“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有业绩的就是老大,没有业绩的就是废物。”王明回忆。

白天卖乖后的深夜呼救

黑暗笼罩下的“网投园区”。

在“网投园区”不到一个月,张祥几乎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瘦了十余斤。“睡不着,吃不下,头昏脑涨,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出去。”表面上,张祥努力和网投公司人员打成一团,维持和管理层的关系,但拿到手机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四处求助。

回到宿舍后,上厕所时,或者在夜深人静、室友都睡着的时候,张祥会用被子裹住整个人,尽量不透出一点手机的光,悄悄在网上发出求救信号。然后,在黎明到来前,立即清除敏感的搜索记录,因为“一到培训室,手机就要被没收、查看。”

张祥还尝试给家人和朋友打了两三次电话,用室友听不懂的家乡方言,让家人帮忙报警,并故作轻松,佯装若无其事聊天的样子。尽管电话另一端,父母已泣不成声。

“其实心脏已经跳到嗓子眼了,生怕被他们看出破绽。”张祥说,打电话的时候正是自己最害怕的时刻,“他们对打电话的次数有限制。用手机的频率如果太高,也会引起警觉。”

直到辗转联系上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张祥终于看到一丝逃离的希望。“他让我继续维持好和网投公司的关系,他会想办法救我出去。”张祥等了两三天,果真等来了营救。

陈宝荣。

2021年12月3日,张祥被护送进西港警察局录口供。不大的房间里,草席贴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挤满了20多个形形色色的罪犯,有飞车党、绑匪,还有小偷……张祥提心吊胆地蹲了一整晚。

关押一晚后,张祥在热心华人的担保下释放,并被送进医院,“我没有外伤,都是内伤,拳打脚踢、电棍造成的淤青。”

第三天下午,一辆轿车载着张祥在西港四号公路上奔驰了五小时,最终在晚上7点多将他送达金边的一家华人救助站。一路上,担忧仍未停歇片刻,这条开启张祥厄运的公路,在当地也被称作“死亡公路”,“经常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绑架、勒索。”

在救助站,张祥才第一次看见那个将自己从深渊拉回的人。“宝荣叔只有一米六几,看起来很瘦小。”张祥用力抱住了那个瘦小的身板,不禁泪流满面,在柬埔寨第一次畅快地哭了起来。

同样在被陈宝荣解救出来后没忍住眼泪的,还有一直“听话”的王明。在遭受非法拘禁期间,王明偷偷地用工作手机在网上搜索救助渠道,最终联系上陈宝荣。由于“网投园区”被深山环绕,陈宝荣让他下载谷歌地图来发送定位。

王明焦灼地等了二十多天。在陈宝荣和警察赶来的当天,由于“网投园区”得知王明报警的消息,他还遭受了七八个保安的殴打。

王明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头部,鼓起勇气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去,“我的腰扭伤了,很疼,但我终于自由了”。

自发搭建的华人救助线

年近50岁的陈宝荣并非孤身作战,他带领的中柬义工队已有三百多位成员。

在柬埔寨,参与营救受害者的热心华人还有不少。从发布求助信息到协调各部门营救,再到免费提供抱团互助的救助酒店,华人已自发搭建起一条救助线。

在柬埔寨金边运营自媒体的阿龙就身处这条救助线的一端,主动成为了救助信息集散中心。

“之前有一天,我没在公众号推更,华人圈都在传,‘阿龙是不是被杀了’。”阿龙说,自己已经收到过不少死亡威胁,在柬埔寨,关注自己的不只是求助的华人,还有网投公司老板,“他们都在找我。”

新冠疫情后,阿龙原本做的生意停滞,却变得越来越忙。每天,在微信公众号“阿龙闯荡记”的后台,阿龙都能收到几十条求助信息,“有的是被困园区的受骗者,有的是在国内的家人想要寻人,还有的是想了解柬埔寨的真实情况。”阿龙忙于应对,联系求助者,发布消息,发动关系去救人,情况危急时也直接联系陈宝荣。

几乎每天有超过16小时,阿龙都守在电脑前,一边关注着后台动态,一边编发两到三篇求助信息。阿龙作息不定,求救信号往往在凌晨传来——只有夜深人静时,受困者才敢对外联系。“有时,一晚上我都在等对方回应,不敢睡,一条消息背后可就是一条命。”阿龙感叹。

即便能幸运地获得解救,身处柬埔寨的很多受害者也暂时找不到回家的路。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从柬埔寨回国的机票已涨成“天价”,“以前,几百元一张票,现在要七八万。”阿龙说。

如今,张祥、王明和四五十位获救受害者仍一同在救助站等待,即便三四个人共处一间,房间也早已住满。他们几乎不出门,每天,大家轮流帮忙打扫卫生,洗菜、做饭,照顾需要照顾的同胞,时不时迎接新的获救者到来。

张祥住在一家救助酒店。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祥、王明均为化名)

新闻+

中柬直飞航班有望增加

从“网投园区”里被解救出来,目前仍滞留在柬埔寨的受害者们,所担心的回国问题也将在近期得到解决。

2月24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中柬两国往返直飞航班近期有望由每周一班调增为两班,新增航班将由中国航司轮流执飞。

在机票的价格上,使馆也将指导相关航司进行合理定价。同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也提醒在柬中国公民在疫情期间注意防护,通过官方渠道预订、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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