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余年，中国女性教育优势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女孩被父母寄予与男孩相似的计划和期许。
这批成长于中上阶层家庭、拥有高文化资本的“文科女”，进入社会后才发现，在学校里优秀的表现和家庭所投入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财力，并没有转换成同等的收益。
精英弃儿
陈楠的一天从揉着眼睛给自己的微信号连发几条信息开始。
“姐弟水杯添水，整理药包，出门前喷驱蚊水，提醒吃维生素。给弟弟装好足球和琴谱。”
一边打字，混沌的思绪也渐渐清明。
和她同住在地下室的保姆阿姨早在5点半就起床了，楼上传来隐约的锅铲碰撞声。
给自己洗漱整理后，早晨7点半，陈楠小心翼翼地上楼，叫醒儿童房里还在睡觉的两个孩子。
他们今天要穿的衣物摆放在床尾。这是陈楠昨晚就搭配折叠好的。
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发给自己的聊天记录拼凑着陈楠的生活。
起初，她会完整叙述需要完成的事项，并以星星图案作标注，后来只剩零散的词语，连在一起的三个感叹号也越来越多。
消息里的人除了最常出现的“姐姐”和“弟弟”，有时还有“李阿姨”，“孩子妈”，“奶奶”。
在这个南方一线城市家庭，陈楠是一名家政服务者。
她与保姆和司机一起，负责照料雇主家的两个孩子。
“主要任务就是陪同孩子上兴趣班。”陈楠说。
姐姐语数外都有补习，光是英语一门就有外教课、听力课、阅读课。兴趣班则有舞蹈、瑜伽、钢琴。
弟弟则是绘画、编程、游泳、攀岩、羽毛球。
7月暑期，姐弟俩最多时一天要分别上三个补习班。每节课两个小时，确定的12个小时分割了陈楠奔波的一天。
12小时外的时间，蔓延出同样的繁重和琐碎：前一晚，她要帮孩子们准备好需要的材料，练习册、课本、足球、琴谱、水杯、食物、必要的药品。
早晨上课前，她要帮他们叠被铺床、搭配好衣服，然后监督洗漱，吃早饭。与司机一起接送孩子的路上，陈楠播放英文故事给孩子们听。
回家后，把足球等物品归原处，脏衣服洗好脱水后，她开始带领着孩子们在iPad上打卡：姐姐要完成语数外功课和额外的中英文阅读，弟弟要打卡国际象棋和游泳。
每次打卡大概需要20分钟，完成所有打卡后，通常已到晚上9点。
她要和保姆一起给孩子们洗澡，帮姐姐涂上润肤乳、精油、抗过敏的药膏。玩耍片刻后，度过的每一天都以睡前的读绘本和哄睡为结尾。
孩子上课时，陈楠仍不能松懈。陈楠记得有次雇主问她，“姐姐表现怎么样”，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事后，司机悄悄给她支招，“你录个视频然后主动发给他妈妈，那她感觉肯定不一样啊。”
从那以后，每次上课时，她站在窗外，隔着玻璃观察小孩和老师的互动。然后发给自己关键信息，以便给孩子妈妈反馈：
“弟弟羽毛球课，教练说整体不错，要多注意架拍姿势。”
关于工作，陈楠极少向朋友说起，收到的回馈多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不是给别人端茶送水吗”。
在父母眼中，这也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女儿学历高，到头来却做了个佣人。
陈楠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重点院校的社会学系。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
图|陈楠大学时的课件
2019年6月大学毕业后，陈楠社会学系的同学多数选择考研或是出国留学。
除了保研的几人继续攻读社会学，同学纷纷转专业，金融，市场营销，或是翻译，进入工作的只有不到5人。
陈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所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只能拿到不到6000元的薪水，转正后，薪水也不过只涨了一千。
父母认定这是一份“没有编制、给别人打工”的工作，因此劝她回河南老家考公。
但陈楠知晓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与她年纪相仿的同事们都与她相似，来自重点大学的本科或者硕士生，甚至还有海外名校的留学生。
“虽寄人篱下，但好歹薪水比之前高了不少。”陈楠简略地评价现在的工作。
学历高，工作难寻薪酬少，另一名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女生yilia则感受着比陈楠更强的冲击。
2019年6月，yilia从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十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毕业。
出于就业压力，大学期间，班里的男生断断续续转去就业前景更好的其他系。
毕业时，全班只剩三个男生。毕业三年后，从事社工的同学也仅有两名。
在社工发展潜力最好的城市广州，一线社工平均薪酬为4240元。
“真正能从事这行的都是本地女孩。没有什么养家和供房的压力。男生有转系的决定我也非常支持他们。”yilia记得大学老师曾这么告诉她。
回国后，yilia进入北京一家媒体实习了半年，2400元的月工资甚至负担不起她每月的房租。
入职后，她从上司口中得知，与她同时竞争这个实习岗位的有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
她离职后，内容编译岗位的实习生则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哥伦比亚大学。
与陈楠、yilia有相似经历的高学历文科女生不在少数，她们是教育的受益者。
这些女孩多生于独生子女家庭，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家庭的全力资助，花费巨资，获取硕士甚至是博士学历，不少人还远赴海外进行深造。
仅仅在国内，201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女硕士研究生已经比男硕士研究生多出近7万人。
而现实中，拥有高学历的她们却难掩失落。
她们集中的人文社科相关专业，就业率低下，薪资待遇远远不如理工科，据2019年麦克斯数据，毕业半年后收入最低的前10名专业有8个都是文科专业。
在教育中受益的文科女生，很难将优异的学历资本兑换成现实中一份可靠的收入。
岗位少，薪资低，竞争久会白热化。文科女生处于内卷的核心。
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艺术等传统低就业率专业相比，有着清晰就业路径的财会专业女孩们，也正在面临越发激烈的竞争。
2021年4月9日下午3点，张一帆接通视频，与另外两位竞争者一起，开始了北京字节跳动渠道运营岗的第二轮群面。
面试官用英文简单开场后，一帆第一个开始自我介绍。
墨尔本大学职业会计学与商法双硕士学位，本科毕业于211重点大学经济学，语言优秀，校内社团表现积极，也有世界500强企业财务分析岗的实习经历，张一帆自认自己的履历不算太差。
但随着后两位女生的发言，一帆本就为数不多的自信也消失殆尽了。
第二位发言的女生也是留学生，硕士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本科就读于国内财经类大学中排名更靠前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大厂看重本科学历”，张一帆脑子里冒出这句话，走神了几秒，心里一沉。
最后一位女生从高中起就去了美国念书。
虽然本科学历在这场面试中不占优势，但她毫不怯场，“有留美学生的特质”，张一帆总结为，“大胆，开放，擅长表现自我”。
在美国，这名女生有三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
其中一所在业内闻名，面试官有熟人在那所事务所工作，她们围绕着那所事务所聊了很久，言语热络，气氛融洽。
图|张一帆在面试中
这是一帆的第八次群面。
自2020年10月硕士毕业回国后，她断断续续投了超过50份简历，选投的方向包括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厂的会计、运营岗，还有国际快销品宝洁、达能、卡夫亨氏的管培生，以及“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本土八大”会计师事务所。
以往的面试中，一帆会侧重突出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留学经历。
但群面过几次后，一帆发现参与者90%都有在海外读硕士的经历，本科也几乎都是重点大学。
求职的半年是缓慢受锤的过程，唯一收到的offer来自八大排名末尾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拿到offer前的第三次面试，快结束时，另一位求职者问面试官薪资如何，“6k。刚开始会很辛苦，不过在这里工作会成长很快……”
面试官话未落音，一帆看到发问的女孩不加掩饰地撇了撇嘴。
“她的抗拒太明显，即使发了offer她肯定也不会去。可能就是这样才发给了我。”一帆说。
与一帆同年硕士毕业的还有南开大学金融系的杨译。
2020年上半年，她参加了华北一家券商的无领导小组面试，除了她和两名同学外，其他十几个人都毕业于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
优秀显而易见：当面试官抛出一个话题后，“大多数参与者会很快在脑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框架，表达地很自如”，面试流程推动地快速又干脆。
从2019年6月到2020年5月，杨译一边投递简历，一边在行业排名前十的投行实习。
诸如这场面试的竞争程度，在她看来已是常态。
半个月后，来自这家券商的拒信淹没在习以为常的大小失败里。
度过两个月的自我怀疑期，杨译不再执着于投行线。
现在，她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上班，月薪6000到8000元。
“杨译很努力，成绩和实习经历都很扎实，不输男生。”杨译的硕士同学小赵说。
金融业的各大岗位常表现出不同程度对男性的偏好，在金融圈，用人单位甚至不会遮掩性别歧视。
许多大中券商在诸如投行等高薪前台岗位的校招中会注明只招男生，或者虽然不明说，但并没有女生能通过面试。
说起“金融女”的就业前景，继续在南开攻读博士的小赵有些无奈。
在正在进行的这场面试中，一帆雅思7.5分的英语能力不算突出，所有人的表达都清晰、流畅、有条理。
这样的竞争让一帆始料未及。
在面试前，她向实习时的导师打听情况，导师坦言渠道运营是互联网大厂的边缘岗位，薪资低，所学几乎用不到，他并不推荐。
这场面试，一帆本想用作保底。
最后，面试官出了一道逻辑思维题，其他两位应聘者很快地回应了，一帆一时想不到答法，只能安静地倾听别人发言。
脸上的微笑像一幅刺绣，针针线线勾连着皮挂在她的脸上。屋里空气变得沉闷，她觉得喉咙发紧，有些喘不上气。
4点，面试结束。一帆陷进沙发里静止着，疲惫和虚弱顺着窗外的光线爬满她的全身。
为了不影响自己面试，母亲在卧室已经没有任何声响的呆了两个小时。
一帆想到有次和母亲散步回来，气还没喘匀，就接到了卡夫亨氏打来的电话，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挂电话后，母亲正一脸惊喜地看着她。
没隔多久，她就听到母亲给朋友打电话，“帆帆可太厉害了，接起电话就聊，全是英文，聊得可自信啦！”
想到母亲这半年来的小心翼翼，想到自己已经可以预见的失败，一帆鼻子发酸，突然想扑进母亲怀里大哭一场。
高等教育的“幸运儿”
回溯教育经历，一帆坦然自己是受惠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幸运儿”。
既往的日子在一条宽阔规整的河道里奔流：从市重点小学，到全市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流向确定，没有波折，也鲜有崎岖。
一帆口中的文化资本理论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他认为，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层，会把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文化资本融入子女的学校教育中。
他们的子女继承了这种文化资本，更容易与之契合而取得学业成功。
今年27岁的一帆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母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在银行工作，父亲是当地国企的领导层。
从2018年2月到2020年10月，在澳洲留学的两年半，一帆家庭为此支付的价格约60万元。
60万可以用来概括硕士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而成长过程中更细碎的金钱和精力支出，则无法简单地用一个数字衡量。
一帆自嘲“补习班专业户”，只要是临汾有名气的补习班，她都去过。
从小学，一帆就开始上英语学校。每个周末，母亲带着她辗转于可幻双语学校、李阳疯狂英语和剑桥英语。
高中文理分科前，母亲还会请来家庭教师为她补习物理和化学。
同时，兴趣班也要上，从国画，书法，民族舞到钢琴，一帆什么都学，什么都会。
2005年，新东方在山西太原成立学校。
每年的寒暑假，一帆都会参加新东方的集训营，初中时多在太原，高中则是参加北京的集训营，报班费用从5000到10000元不等。
在一帆印象里，这不算昂贵。线上最贵的课程是母亲在她高一、高二时为她报名的北京四中的网课，所有网课加起来花费约4万元；线下则是高考前参加某著名数学老师的私人补习班，一节课超过1000元。
这种高投入回馈显著。
一帆提到2013年的高考数学，补习班老师压中了多个考点和一道大题原题，这让数学最薄弱的她在高考中拿到了128分的成绩。
优等生的标签始终伴随着一帆，也让她享受到相契合的“优待”：老师的关注，班委的任命，同学中的好人缘。
除此之外，一帆性格开朗，自信，朋友评价一帆“仗义，从不吝啬帮助他人”。
与学业上的优秀相似，这种性格的养成同样有迹可循。
在《区分》中，布尔迪厄提到，中产阶级孩子身上看似自如的东西其实是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家庭文化资本中生成。
他们无意识获得了知识储备、审美配置、协作精神、自信与优越感。
这些“惯习”首先发生在家庭中，而后又在学校里得以强化。
图|留学时一帆最常去的公寓图书馆
多数出生于中产家庭的高学历文科女孩的成长轨迹与一帆交叠。
不过，与一帆大量课外补习不同，在深圳女孩Abey的家庭，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
2014年，22岁的Abey从华南一所211重点院校毕业后，一边在国内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一边往返欧洲，在芬兰、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多个城市游学。
两年后，Abey在维也纳艺术应用大学攻读艺术类硕士课程。
2018年，作为优秀毕业生荣誉毕业后，她继续攻读艺术方向的博士。
对教育过程中的花销，Abey概念模糊。
“每次出国前，爸爸也会给我一笔出国的钱。有时多，有时少。不过很少超过5万。”
在奥地利公立大学读书没有学费，但身为艺术系的学生，除了留学生常规的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费，Abey需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也需要策展、做艺术项目。虽然大学会给学生一些支持经费，但并不能覆盖全部。
粗略来算，留欧几年，花费不可能少于40万。
图|Abey经常在周六买超市的半价食物
至于从小上的兴趣班，她说，“几乎你能想到的，我都学过。”
父亲是医学博士，也当过乐团的小提琴手，外公生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长。
Abey得到的文化教养，甚至不需要父母有意识地进行启蒙。
她学习小提琴，学象棋，毛笔字，学素描。
回忆起童年，她最熟悉的场景是坐在外公的书桌旁，听他讲故事，和他一起读书。
耳濡目染获得的知识和音乐艺术的修养，无形中巩固着文化资本的形式，Abey作为文艺积极分子，高三时，因文化课成绩在班内排名前十，她在学校安排下去北京学美术专业课。
Abey评价自己是主体性较强、驱动力也足够强的人。
多数时候，父母更多地是扮演辅助者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她也承认自己的独立与父母的教育有关。
母亲是鼓励式爱的教育，父亲虽然理性，但也尊重她读艺术的选择。
越是富裕的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也会越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他们有足够的金钱、资源和见识为自己孩子的发展助力。
中上阶层的父母除了为孩子聘请额外的课外辅导班训练，也倾向音乐、艺术等美育提升课程。
“鸡娃”成为热词的当下，这种观点不再只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更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除了可以量化的金钱投入，父母的见识和可提供的建议也影响着孩子的发展。
杨译的父母均接受过大学的高等教育。高考后，父母收集5年内各学校、各专业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Excel表格。
做完功课后，杨译的分数能读什么大学什么专业，父母基本了然于胸。
被南开大学录取后，母亲从网络得知南开有开设复合班，鼓励杨译参加选拔。
经过笔试和面试，排名学院前15名的她顺利进入经管复合实验班。
对于一般专业学生，大学四年只要修满150多个学分就可以顺利毕业，但经管复合实验班四年要修满227学分，3982个课时才能够毕业。
四年本科完成后，杨译获得两个学位，被保送南开大学金融系的研究生。
出国前，母亲告诉一帆，60万元是为她将来买房时攒的首付，现在用作留学，以后家里可能拿不出这么多积蓄了。
家庭二十余年的投入，到女孩们毕业，才得以揭晓实际的性价比。
找工作屡屡碰壁，并不是一帆一人面临的困境。
《2018出国留学蓝皮书》指出，近年“海归潮”的加剧使得海归就业已从“黄金时代”逐步进入“镀金时代”。
付出高额留学成本的海归希望通过高薪迅速赚回自己的学费，但是目前，留学生的身份仅能作为招聘的“敲门砖”，并不能带来薪资上的差异。
母亲偶尔也会流露出忧虑。一个夜晚，母亲突然说，“我还是希望你能过一种忧裕的生活”，“忧郁？”一帆疑惑。
“优秀的优，富裕的裕，过富裕充足的生活。”母亲解释着，叹了口气。
怎么办
2017年，李禹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接着，前往一所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的硕士。
硕士毕业后，她决定继续申请北美的博士。
回国后，用大约一整年的时间准备读博需要的考试、相关材料和课题，2020年2月，李禹收到申请院校的拒信，开始应急性地找工作。
突然收到拒信，李禹困于无处可去的状态。
混乱中，为逃避自我怀疑的情绪，不继续呆在家里，她抓住了手旁最容易、也最快能抓到的东西——在云南昆明的一家补习机构教英语。
雅思7.5，托福115分的英语成绩胜任这份工作不难。
6个月实习期过后正式入职，李禹又迎来一个打击：受疫情影响，出国留学的人锐减，报班的人也很少，同多数老师相同，李禹长时间处于没有课上的情况，只能拿一、两千的基本工资。
留学已经花费了家庭大约40万元，李禹不想再问家里要钱，只能用自己攒的压岁钱和读书时的奖学金拮据地保证基本开销。
情况并没有好转，在昆明，她需要支付每月1300元的房租，到后来，父亲会每月会再给李禹3000元，以帮助她度过日常生活。
李禹最平常的工作是守自习——监督学生们做题，听写单词，批改试卷，辅导问题。
教室空空荡荡，学生最多时有十几人，勉强坐满两条长桌，最少的时候就只有3、5个人。
时间漫长又难熬，备完课后李禹无所事事，她有时会突然出神，“在大学时我就是做助教，怎么研究生毕业找正式的工作，我还是在助教？”
文学抑或知识，在逼仄的真实生活里显得无用。听外国教授讲《马可·波罗游记》，读外国文学史，沿着赫尔曼·黑塞诗性的语言踏上悉达多的求道之旅……
这些宝贵的，与文学相融的日子，现在看来遥远，触不可及。
2021年2月，李禹辞职。现在，她在珠三角寻求新的工作机会。
李禹说，她打算考编制，从事基础语文教育。当问到理想的薪资是，她回答如果到手有1万，会比较好。
在谈话的结尾，李禹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有弟弟妹妹考虑出国，我会用更现实的角度建议他们，而不仅仅是鼓励他们遵从兴趣。”
像杨译和李禹这样获得更高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工作岗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2021年，硕士研究生规模在2020年扩招18.9万的基础上仍稳步扩大。杨译苦笑着说，“现在文凭太贬值了。”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书中提出的“文凭通货膨胀”现象，正在中国重现。
在书中，柯林斯反驳了“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的常识，他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存在“教育过剩”。
大多数实际技能是在职场而非学校中获得的。
大学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培养技能，而在于其发放文凭的能力。人们渴望获得文凭的符号价值，以凭借文凭优势做“脑力劳动”的闲职。
对陈楠来说，知识和工作所需技能的割裂则更明显。
工作内容是琐碎的穿衣、接送、陪读、陪玩，每日，她都因十几个打卡任务而手忙脚乱。
有一天，在给弟弟拍游泳视频准备上传打卡时，看着在床上伸手蹬腿做游泳动作的孩子，她突然想到社会学家齐美尔。
齐美尔说，“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意义为工具所窒息，这是现代文明、现代人生存感觉的突出特征”。
打卡，本来只是一种手段，而现在却变成了学习知识时唯一的目的。
陈楠觉得荒谬，无比讽刺。
镜头里，弟弟仍然费力地划拉着动作，脸上看不出快乐或是抗拒，就只是在完成。
陈楠忽然觉得有些心疼。
让陈楠困惑的，她仍未得到解答。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陈楠谨小慎微，时刻紧绷着应对每一次的被打断，“给孩子倒杯水”，或者“叠一下衣服”。
入睡前没有给孩子拉严实窗帘，打卡提交作业时格式没有调对……这些都算犯错。
7月30日晚上10点，帮孩子倒果汁时，她不小心打翻了冰箱里给孩子泡的中药。
“完了，我又闯祸了。”脑里首先蹦出的是惊慌，直到听到雇主惊呼，她才留意到玻璃瓶迸落的碎片，割伤了自己的小腿。
父母仍在催促着她考公、考编制。陈楠只能在闲暇时，一遍遍看从前读的齐美尔。
货币经济全面切入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日益受到前者的排挤与压制。
齐美尔对此开出的药方是“距离与疏远”：主体应该远离和摆脱那个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返回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持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但是，该怎么疏远，怎么离开呢，陈楠没有答案。
Abey早已放弃买房的打算，更真实的原因是即使父母给她付首付，她也还不上房贷。
在Abey的认知里，“成功不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
2019年到2020年，她在珠三角一家博物馆工作。
2020年4月，从博物馆辞职后，她以自由艺术家身份接项目过活。没钱的时候是大多数，住朋友家，偶尔住80块一晚的青年空间，总有法子过下去。
失眠问题始终伴随着Abey。即将30岁，Abey知道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靠着父母的接济坚持做艺术。
想法摇摇晃晃，有时候想，是时候找个稳定的工作了，有时候还是觉得应该坚持自己喜欢的。
来过一次yilia所住的北漂出租屋后，母亲开始劝她回家，“至少不用蜗居在那么小的单人间，连客厅也没有。”
“原来拥有客厅也算是一种特权。”yilia心中震荡。
她开始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思索自己经历的一切，学业成就、房车、薪酬等，究竟什么可以衡量一个人。思考给人自由。
唯一遗憾的是，留学花费的30万，她应该永远也不能还给母亲了。
图|yilia在硕士毕业典礼
“yilia们”有着相似的内疚。一帆说，从小母亲就带着她各地玩。现在，她甚至负担不起带母亲旅行一次。
2021年7月20日，张一帆收到了另一个offer。
薪资税前8000元，在深圳，她租下公司附近一间小一居室，房租每月4200元。
很快，一帆即将入职。
独自一人蜷缩在还未熟悉的床上，她半梦半醒时想到刚到澳洲的那天。
正是南半球的夏季，天朗气清，阳光普照，光点在桉树叶上跳跃，好像数不清的叮当作响的钱币。
拿着签证走在松软的草地上，一帆心中雀跃，她确信，未来有数不尽的好日子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