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屏东，小镇潮州街头，龙应台用轮椅推着母亲美君外出散步。（王建栋/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其实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
2018年7月24日凌晨五点，海拔3090米的台南大武山晨曦微露，彩霞满天，几乎彻夜未眠的作家龙应台，信步走到阳台。举目远眺，太阳正从太平洋那一边慢慢升起。
客厅里，肥猫还在酣睡，待会儿，来自印尼的看护雾米，就要推着轮椅，安顿好美君，到写作室来了，龙应台帮她泡好了一壶龙井。
大山西部，屏东平原深处的小镇潮州，平静安谧。乡居岁月已经持续一年，除了写作、演讲，偶尔造访的友人，常伴她左右的只有一只猫、失语失智18年的母亲美君，和雾米。
花园里的软枝黄蝉长得太茂盛，需要整理枝条。紫蓝色的蝶豆在连续的大雨浇灌下东歪西倒，需要扶正。2018年3月，马英九来探望时，她让不识草木的他种下一株含笑，现在枝桠里缀满了花苞欲放。
两个月前，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古惑仔寻仇错杀了一个无辜的青年，听说青年的家庭很困难，她打算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火龙果农来电告知，当周是火龙果采收的最后期程，问她要不要去摘。她想采几箱柠檬寄到台北，给两个生病的朋友。
她手边正在读的书，有关于植物的英文书、儿童哲学以及德文的推理小说……
不到48小时前，她还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全球化都市。
2018年7月22日下午两点半，3000人涌入了香港湾仔会展中心演讲厅，聆听一场演讲——那些关于母亲，并连接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来源于她的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主会场只能容纳2000人，而报名的人太多，主办方只好另开两个分会场，视频直播。很多人是拖着行李箱进场的，85%的读者来自内地。
《天长地久》大陆版日前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23日开始全网预售。2018年7月24日，龙应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访问。
龙应台与母亲美君在屏东潮州市场。（受访者供图/图）
“父亲的那一代人 是怎么一回事？”
《天长地久》的源头在哪里？龙应台寻找了十年。
在给美君的第一封信（《女朋友》）里，她即做了交代，两个字：“后悔”。
80岁的龙父爱开车带着妻子美君四处游山玩水，却不断出车祸。一次事故中，美君的手臂被撞断，女儿龙应台喝令他交出钥匙和驾照，父亲完全没有抵抗，从那以后便极少外出。很快，父亲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2004年，85岁的龙槐生去世。2008年出版的《目送》一书中记叙了这场父女告别：在蒙蒙细雨中，龙应台看着父亲的棺木缓缓进入焚化炉。“那一刻，你会发现你并不了解他，他会寂寞吗？有什么是他没有告诉过你的？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
她开始关注父辈的个人史和家族史。2003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龙应台赴香港大学任教，从而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陪伴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并开始收集历史资料，进行口述采访和田野调查。
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龙应台第一次披露了家族史的片断——从美君和槐生相识相爱，美君从浙江淳安远嫁湖南衡阳结婚生子；到战乱年代中的宪兵连长槐生携家颠沛流离，一路南迁，历经离散最终重聚的坎坷遭遇。
书中有一幅美君的老家——淳安古城的手绘地图。老县城在1950年代已沉入千岛湖底。龙应台找寻故人，搜索地方志记载，雇人潜水勘察，使其历史风貌得以在图纸上复原。这本书的写作，同时埋下了她探寻父辈历史记忆的种子。
2012年，受马英九邀请，龙应台由港赴台担任首任“文化部长”，繁忙的政务活动将她淹没。可曾经埋下的种子，并未停止发芽。
夺去父亲车钥匙的第二年，母亲美君开始逐渐失去记忆，一直受失智症折磨，反应迟钝，口不能言，需要特殊看护。失智症又称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性表现，多发病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失智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一亿人以上。
当2014年底，龙应台再度请辞，回到书斋，如何安顿和讲述美君自然成了头等大事。新的反思也逐渐连接起她、儿子和父母三代人。“后悔”则成为不断浮起的“执念”。
“人走，茶凉，缘灭”
过去的15年里，无论教书、写作还是从政，无论在哪个城市驻留，龙应台始终坚持每两个星期到屏东乡下陪伴美君，不曾中断。两周一次的屏东之行，来去匆匆。美君的日常活动必须借助轮椅，而她早已失语，再无法与女儿交流。龙应台常常只是坐在母亲身边，看着自己手上的书或手机。
“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重要、恩情最深的那个人，正在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不知还有几天的时光，你到底还在做什么呢？”一次禁语禅修突然让她顿悟，过去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不过是一个不诚实的假动作。
“我无法让你重生力气走路，无法让你突然开口说话，无法判知当我说‘我很爱你妈妈’时你是否听懂，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时才做得到。”
2017年8月，龙应台把书桌搬到了小镇潮州，日夜陪伴在美君身边。每当看护雾米把美君带到写作室，她就让美君坐在书桌旁边的沙发上，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忙于写作时，她会给美君戴上耳机，听周璇的老歌和家乡的越剧，因为“声音是一个人最后才会忘记的东西”。
龙应台认为，对父亲的“悔”，来自个体历史记忆的匮乏，缺少清醒的反思。父亲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幸存者终其一生将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对槐生而言，车不能开了，女儿给钱坐出租车就是“浪费”——“设想一下那代人的处境，就应该知道，即使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计程车带着你们四处游逛。”
而美君，让她更加百感交集。除了和丈夫一样历经苦难，美君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甚至更容易被忽视。让她后悔的是，美君过去只是一个被视为家庭后盾的“母亲”，而不是“女朋友”。“后盾在我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人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保护”。
龙应台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难以言说的悖论：她也是两个儿子的“后盾”，也要被他们蓄势待发的人生选择“看不见了”。于是从15年前起，她决定每年和儿子一对一地旅行两次。在陪侍美君的日子里，“移情”使她看清了这个决定，——她的愧悔，正是因为“人走，茶凉、缘灭，生命从不等候”。
“我老，我美，我能爱”
《天长地久》结构清晰，全书的叙述空间，由给美君的十九封信构成，讲的是家族故事，包括父亲、儿子在内的三代人。三十五篇以年代为标志的图文故事作为时间纵轴，从1919到2018年，跨度70年（应美君，生于1925年；龙槐生，生于1919年），交代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美君的个人日记——那是历史记忆和个体命运的交叉点。
这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题：家与国、个人命运与历史浮沉，战争与死亡、爱与背叛、生命与尊严、衰老与陪伴、代际冲突与和解、存在与时间、临终关怀与后事安顿等。围绕着以美君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史和代际关系，龙应台在叙述之上进行了反思。
书里的每封信都至少涉及了一个主题，包含了不止一个故事。在龙应台以“我”展开的主观叙述视角下，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与她1980年代出版的《美丽的权利》体现出的强烈批判意识和杂论风格不同，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几乎所有出场的男性，都为讲述女性的故事而存在，叙述平静柔和，性别平等的立场却依然非常鲜明。
比如，书中透露了美君大胆追求美丽的秘密。老年的美君不但爱文眉，还隆鼻，如果不是过早失智，龙应台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说不定会去做隆胸手术。
第九封信《我爱给你看》则讲了一个私奔的故事。她的法国好友、82岁的玛丽亚，与一位70多岁的同性老图书管理员玫瑰相爱了，两人一起驾帆船游湖，到森林里露营，喝咖啡看展览。“她们用行动告诉这个歧视女人、歧视老人、双重歧视老女人的世界：别告诉我谁有资格爱，我爱给你看，我老，我美，我能爱。”
“拿钥匙打开”
2005年，在龙应台的鼓励下，美君开始以日记的形式回忆往事。《天长地久》里有一则日记《轿夫的妈》，记录了一个因躲避日军突袭而被炸掉半个屁股的老妇人。突袭警报拉响，这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妇人，被挤到了防空洞口，弹片击中了她。儿子是轿夫，家里穷苦，无钱医治，又是夏天，第二天伤口发臭，“邻居同情她，亲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代她痛苦”。美君在日记里写道：“在家里臭气冲天，人人都受不了，只好外面架一草房，给她住了七八天，才死。”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的是1942年，十七岁的美君从淳安押了一整船的毛猪和柴火到杭州，却发现从江北来卖毛猪柴火的船很多，于是贱卖了自己的货。
美君在杭州闲逛时看到杭州人在卖葡萄干，一个小包一角钱，她觉得便宜，不等与大哥商量，擅自决定买下了一整船的葡萄干。第二天大哥回来告诉她，一船的葡萄干，十年也卖不出去。
七天后，满载葡萄干的船回到了淳安码头时，美君看见父亲在码头上等她。她以为自己要挨骂了，却看见父亲兴高采烈地前来，说，“大哥来了电报，说你买了一船的葡萄干。淳安城闹流行病，很严重，医生说，不能吃油，要吃葡萄干跟稀饭，所以现在葡萄干已经涨到一小包一块半了，你赶快卸货，全城都知道你买了一船葡萄干，大家都等着呢。”
龙应台认为这个故事几乎是美君个性的写照。大哥曾评价美君“专门做惊天动地的事”。18岁时，美君受邻居委托，独自一人闯进宪兵队，违抗宪兵排长的命令，探望无故被关的乡人，又全身而退。
为了《天长地久》，龙应台出书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一口气跑六个城市：台北、台南、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香港。很多读者在签书时会塞给她一封信，信里头慷慨地讲述为什么跟着她的书走。学生多半说，《野火》和《亲爱的安德烈》开启了思辨的能力；年轻的母亲说，《孩子你慢慢来》是自己挫折孤独时最重要的鼓励和支撑；中年读者说，《目送》说尽了人到中年、独立苍茫的感受；步入老年的人说，《天长地久》就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一直找不到语言来梳理，读到书后突然历历在目。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尝试给父母做口述史，却发现老人“不愿意打开自己，因为历史里太多痛苦了”。他向龙应台提问，“你看这是一个问题么？”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更大的原因是，让他们把心里最深的痛苦，对不了解他的人打开是很尴尬、丢脸，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一点，你总会找到一个办法，拿钥匙打开。”龙应台说，“因为是生命书写，所以大河里的每一个浮标，都从《天长地久》里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