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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训经典摘录,八大部分详细注释与点评,帮您诠释曾家家训

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人物,也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褒之者对他称颂不已,将他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对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但是,曾国藩对诸弟、子侄的训诫,他的修身、治家、为官、交友等方面的格言仍被众多人所器重,从曾国藩后人的成就与表现来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的确是相当成功的。

  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长子曾纪泽,中国清代著名外交家,亦是中兴名臣。自幼受严格教育,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与俄国人力争,终于废弃了清朝政府吏部左侍郎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斯河口南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里,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鸿比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仅33岁。

  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孙共15人。依照惯例,族谱不上女孩子名字,但在曾氏族谱上,却有曾国藩两位四代曾孙女——宝荪、宝菡。这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学校的学历,各有专长。宝荪、昭檆(曾约农)还留学英国,昭权、昭桓还留学美国。曾宝荪、曾约农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1946年春,湖南克强学院建成,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解放前夕,两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1978年7月病故,时年86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7年12月病故,时年95岁。其他兄弟姊妹,昭桦于1949年在香港乘飞机撞山身亡,年仅43岁;昭柯去了美国,1992年病故,终年74岁,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都留在大陆,除宝菡行医,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曾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昭棉在湖南广播电视厅任职,已退休;昭谏也已退休,现住在北京。

  曾国藩一共有4个弟弟: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过继给他叔父曾高轩为子),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这4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就无法统计了。这四房的后代中,也出了不少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的4位:

  曾国华的孙子曾广植,1948年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迫害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终于在1957年7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专利权。

  曾国潢的曾孙曾昭抡,1920年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1926年毕业,获化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不顾学校挽留,毅然回国服务,致力化工科研,先后在中大、北大任化学教授,并任化工系、化学系主任。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瞩目。1946年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7年赴欧洲讲学,1948年在香港报界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电邀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欣然赴会,并在新中国先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等职,成绩卓著,著述甚丰。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于1967年12月武汉大学含冤去世。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是,很早投身革命,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担任过全国妇联的副主任等职。她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新平。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的儿子叶选平。两兄弟都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过曾家看望儿子。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新平直到解放初,叶帅在广州工作,曾镇渭电告叶帅,才由叶帅接去。叶新平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时备受迫害,右手被打断,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曾国荃还有一位玄孙叫曾厚熙,自幼喜爱绘画,其父曾昭平曾让他师从一位姓彭的国画家,得益良多。1948年8月,他从长沙去九龙,最后定居香港。1950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举办画展,得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好评。不久,他荣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来,他与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去巴西、法国举办画展,足迹涉及欧、美、亚、非、大洋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约旦、法国曾书赠了荣誉状,并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今天,聚缘君整理的曾国藩家训选自《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日记》、《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以及《曾文正公全集》。分为“读书”、“修身”、“治家”、“从政”、“交友”、“戒傲、戒惰”、“自强自立”、“养生”八个部分,摘编如下,并分别加以注释和简评:

一、读书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能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曾国藩家书》)

  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1]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面、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曾国藩家书》)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2]为主。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为师当严而有恒。(《曾国藩家书》)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3]。(《曾国藩家书》)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于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三十二人依次为: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4]、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5]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6]、郑玄[7]、杜佑[8]、马端临[9]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10]、姚鼐、王念孙[11]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曾国藩家书》)

  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曾国藩家书》)

  习字临《千字文》[12]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曾国藩家书》)

  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一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13],则大不可。(《曾国藩家书》)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已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达亦在此,上达亦在此。(《曾国藩家书》)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卫身莫大于谋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德,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曾国藩全集》)

  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故不可时时为科弟仕宦起见。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天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曾国藩家书》)

  纪泽所呈寿叙及诗亦尚稳适,惟藻采[14]太少,又欠风韵。试取庾子山《哀江南赋》[15]熟读百遍,当引出情韵,有情则文自生矣。(《曾国藩家书》)

  读书之道一要定课程: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三法”即是约、专、耐。“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这四点缺一不可。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注释】

  [1]洎(jì):到,及。

  [2]有恒:坚持不懈。恒,长久。

  [3]端绪:头绪;端倪;些微的认识或模糊的想法。

  [4]陆贽(754~805),唐代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别驾,卒于任所,谥号宣。陆贽为文章大家,他的奏议“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直到明清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文体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

  [5]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皆为宋代著名理学家。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程颢和程颐兄弟的老师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易说》,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哲学体系。由于他在宋明理学中的开创性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南宋时许多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明万历年间,周敦颐与李宽、韩愈、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同被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南宋以后帝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其代表作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

程颢、程颐:兄弟俩皆为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弟子,世称“二程”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世称朱文公。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被后人尊称朱子。哲学之外,他的贡献甚多:文学上是哲理诗的代表作家,他的《朱子家训》是历代家庭教育最佳课本之一。他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定本。

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神宗熙宁年间为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明公。张载提出“大虚即气”学说,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后被编入《张子全书》中.

  [6]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也著名的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他于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著《说文解字》,是中国首部字典.

  [7]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家贫好学,终为大儒。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曾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后人建有“郑公祠”以志纪念。

  [8]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唐中叶宰相,史学家。最大贡献为编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通典》是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共二百卷。

  [9]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编撰《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10]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人。乾隆元年,进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后调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谥文恭。最大学术贡献是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11]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名文字学家王引之之父,时称“高邮二王”。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誉。主要学术著作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12]《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南朝梁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据说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写的一千个字体,令其亲人练习书法,而后觉得杂乱无章,于是又命周兴嗣(470—521)编为一篇文章。千字文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之重要啓蒙读物,和《三字经》、《百家姓》合称“三百千”。同时在汉字文化圈各国也受到重视。

  [13]此眩彼夺:指选择要慎重,一旦选定则不可随意更改。

  [14]藻采:文章的辞藻文采.

  [15]庾子山《哀江南赋》: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梁元帝时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只好羁留西魏。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很受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故人称“庾开府”。南朝陈朝时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赋中记叙了梁朝由腐败、内乱到招致外敌入侵、最终灭亡的经过,对故国的覆灭表示哀悼,同时也对自己被迫留仕北朝的境遇发出感叹。全篇结构宏大,文字华丽,且大量运用典故。

【简评】

  在以上家训中,曾国藩主要谈读书的目的、读书的态度,读书的方法以及如何才能获得收效。

  关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他所向往的不是读书做官:“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读书如何才能获得收效,他认为要做到四要:一要定课程,二要手到口到三要做到“三有”、“三法”,四要做到“看、温、习、思”这是作为一位大学问家,这是他读书的宝贵经验总结,给后人也指出一条如何读书、读好书的捷径。特别是其中的“三有”和“三法”:(“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三法”即是约、专、耐)是任何读书人都必须记取的。他说的“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更是一条宝贵的人生经验总结。

二、修身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1]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2]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之意,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修身十二款: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3、早起:黎时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叶[4]为率。5、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5],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容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心述手记》)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因作“五箴”以自创云:

  1、立志箴。煌煌行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尚息活,永矣弗谖。

  2、居敬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3、主静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谨言箴。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迹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实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5、有恒箴。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曾国藩家书》)

  【注释】

  [1]进德、修业:提高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语出《周易》乾卦

  [2]孝悌仁义:孝,对父母孝顺;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这是孔子“仁”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仁义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仁”是爱人,“义”是正义。

  [3]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指端正身姿,集中精神,向鼎那样不偏不倚、厚重端正。语出《易经》“鼎卦”

  [4]十叶:即十页,“叶”通“叶”(下同)

  [5]气藏丹田:将气收藏在小腹之中。丹田,小腹部。

  [6]“继是以往”句:意思是预测今后的趋势,是世事日益繁杂,而精神日益不济又如江河日下。但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

  【翻译】从“少不自立”至“敢告马走”(关于“五箴”的一段文言文)

  少年不自立,岁月匆匆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按古人所说的应已是学有所成的年纪了,而我仍忙忙碌碌一无所成,这不也叫人忧伤吗?从今而后,世事日益繁杂,精神日益不济,江河日下的趋势,又是可以预知的。而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我以中等资材而过着安顺的生活,将欲刻苦向上,自强不息,请体谅这是多么的困难!故而写下《五条劝诫》以自勉:

  立志箴:伟人先贤,也一样是人。俗夫凡子,亦同为父母所生。才智福分官禄,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抛弃上天的给予而安逸享乐,那么凶灾就即将来临。心中悔恨万千,过去的已经过去。往者不可追,请从新开始。心中想着“道”而去身体力行。始终记住自己的誓言,一息尚存,永不食言。

  居敬箴:天与地各在其位,阴阳五行孕育生命,国家礼仪祭祀仪式,实则天、地、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严谨恪守整洁身心,才是真正珍惜自身。你如不庄重,夸耀自己却残害了性情。哪个人可以怠慢?什么事可以松驰?漫不经心的人一定一事无成,高傲自大的人一定自做自受。就算别人没有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亦必然助长人的骄气,别人则会瞧不起你,上天自会罚处你。

  主静箴:安睡在书房清晨观看朝阳,天将破晓雄鸡一声高唱。万物都无声无息,只听见远处的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兽,定下神安下心,谁又敢欺侮我?岂能逃避出世,勇敢地面对现实。只要我专心致志,不管它杂乱纷纷。忙碌半生,不能自主。如今我年龄已不小了,难道要心烦意乱以终此生?

  谨言箴:花言巧语取悦人,只是扰乱了自己的心身。闲言碎语度终日,亦一定会搅乱你的精神。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聪明人暗笑而没知识的人惊骇。等到惊讶的人终于明白,会说你实质上是欺骗,暗中讥笑你的人则更是看不起你。你指天发誓而别人仍有疑心。心中的懊悔已经很多,写下这谨言箴以改正自己的缺点。写下箴言而又重复错误,那只能感叹你是老糊涂了

  有恒箴:自从识字,经历很多事到了现在。二十八年,竟无一点知识。过去所高兴的,经过一段时间就轻视了。旧的扔掉了,新的又很快改变了。道德、学业不能持久,每天都为外物所改变。你吃了一顿饭又吃一顿饭,竟没有感到有一点多余。一粒粮食一粒粮食不断增加,时间久了,就会满一斗。苍天掌握你的命运,岂敢抱怨自己阵日像牛马一样奔走。

【简评】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并非他是什么“超群绝伦之天才”只是他勤于修身、严于律己而已。曾国藩自己也认为“仆以中材而履安顺”主要是由于时刻以《五箴》告诫勉励自己,这“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却是人生成就道德、学业、居安、履顺的金玉良言。至于“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闻临睡愈快活”则是每一位勤奋付出者皆有得到体会,可谓游手好闲、尸位素餐者戒。曾国藩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居如此高位者能说出此言,更为难能可贵!

三、治家

  【原文】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细究其理,乃骄勤之道也。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1],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2],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3],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4]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之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5],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6],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7]。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1856年9月19日第一封教子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曾国藩家书1与诸弟书》)

  三乐:勤劳而且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嫉妒之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

  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曾国藩心述手记》)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收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家中养鱼、养狗、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心述手记》)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事[8],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

  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余治家之道,一切以祖父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吾深以为虑。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9]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

  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谦之存储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余尝细观祖父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最要之物。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也忧以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10]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章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日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人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

  【注释】

  [1]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意谓王侯将相、圣贤豪杰皆不是天生的,都是靠本人后天努力的结果。

  [2]贪于逸而惮于劳:贪图安逸害怕劳苦。惮(dàn),害怕、畏惧。

  [3]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商汤天未亮时就起床,思考怎样才能使德业发扬光大;周文王处理政务到太阳偏西,仍没有时间休息;周公更是晚上接着白天干夜,坐在那里等着天亮上。商汤,商代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朝开国君主,皆是一代贤君;周公,名旦,成王的叔父,辅助成王鞠躬尽瘁,为后人心中的圣贤;昧旦,天色尚未明的时候;丕,大;显,显扬;日昃,太阳偏西;遑:闲暇。

  [4]《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中的一篇,据说是周公为教导成王所作。

  [5]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大禹治水,四年之中路过家门,皆公而忘私,没有回家去看看;墨子为了天下人到处奔走不辞劳苦,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两个典故皆出自《孟子》。墨子,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创立墨家学说,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等政治主张,有《墨子》一书传世。顶,头顶;踵,脚后跟。

  [6]军兴以来:指咸丰年间,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

  [7]神鬼不歆:神鬼都不喜欢。歆(xīn),喜爱、羡慕。

  [8]横逆之事:突破常规的非常情况。

  [9]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斗斛满了,人去括平;人自满了,天就去括平。斗斛:斗和斛,古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概: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用的木板。量米粟时,放在斗斛上刮平,不使过满。语出《管子》。管子(前725-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颖上(今属安徽),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

  [10]竟希公、星冈公:指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和祖父曾星冈。两人皆务农,能勤俭持家。

【简评】

  如前所述曾国藩直系后代至今有20多人,他的4个弟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曾家数代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这段就是他治家的格言。曾国藩非常尊敬他的祖父曾星冈。他虽是个农民,但勤俭持家,不慕名利,不图富贵。在孙子曾国藩中翰林后,“犹亲自种菜收粪”。所以在家训中,他一再告诫子孙要“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做到“勤俭持家”:“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严厉批评“余家后辈子弟,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于膏肓而不觉”,声称这是他最最担心的:“吾深以为虑”。

  但曾国藩治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更在于适应时代变化,勇于创新:“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他将其家风“清、慎、勤”三字中的“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并将“谦”字定为四个方面:“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样“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另外,他又提出治家的三字:“勤、敬、和”三字:“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

四、从政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此时事奉高堂[1],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2]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储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余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待兄弟之素志也。恐诸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3],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4]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⑸矣。(同治元年四月《日记》)

  一曰慎独[6]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引自《曾国藩家书》)

  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心述手记》)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7]而后不忝于[8]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此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与诸弟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1]高堂:指父母。

  [2]甘旨:美味的食品;

  [3]李林甫、卢怀慎辈:李林甫(683-753),号月堂,陕西人,为唐玄宗李隆基朝代的著名奸相。为人善音律,无才学,会机变,善钻营,被人称为“口蜜腹剑”的阴险之人。李林甫专权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助成安史之乱。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告发,尚未下葬,即被削去官爵,子孙流岭南,家产没官,改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不知曾国藩为何将其与李林甫同列。

  [4]谬膺高位:荒谬地担任高官。

  [5]蠲(juān)除:免除、废除。

  [6]慎独:儒家修身之道,见《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指在独处之中亦自我约束,谨慎不苟。

  [7]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襟怀,有辅助君主成为一代圣主的抱负。民胞物与:以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语出处宋代理学家张载《西铭》。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

  [8]忝(tiǎn):勉强,有愧于,是谦虚的说法。

【简评】

  这几段家训,取自曾国藩的《日记》和《与诸弟书》,其中有自己从政原因和目的的表白,也有对弟弟们在家乡如何为人处世的告诫。可以看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的表白,与诸弟在政治操守上的互相勉励。其中诸言,如“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余不食言”;“余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将来若外作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⑺而后不忝于⑻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诸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此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⑶,何尝不位及人臣,泄弈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余自问学浅识薄,谬膺⑷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这些皆可作为官箴,也完全可以作为今日高级干部的道德典范。曾国藩能成为“中兴名臣”主要原因也即在此。

五、交友

  【原文】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1]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2],亦莫大乎此。仲尼之无常师[3],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

  【注释】

  [1]薰:感染、感化。

  [2]君相之道、师儒之道:作为辅佐君王的臣子和拜儒者为师。“君相”即“相君”,“师儒”即以儒为师。

  [3]仲尼: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他向所有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学习。仲尼,孔子的字。

【简评】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他恪守不树朋党,闭心自慎的为官原则和处事之道。不广交友,因此交友方面言论不多。但从他告诫诸弟“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可见他对交友非常慎重,而且要经过认真选择。他交友坚持两条:一是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是与人为善:“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曾国藩交友的谨慎和洁身自好与当时吏治的腐败、贿赂的公行也有极大关系。正如他在“治家”篇中所告诫诸弟的:“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诸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一步。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也正因为当时吏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近日党中央批评今日的官场,盛行搞圈子,拜把子,同乡会,称什么“黄埔一期、二期”,也不妨以曾国藩的交友作为历史借鉴!

六、戒傲、戒惰

  【原文】

  少劳则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盖艰苦则筋骨渐强,娇养则精力愈弱也。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家书》)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曾国藩家书》)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戒骄字,以不轻易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傲为凶德,惰为衰气。

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曾国藩家书》)

  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古来言凶德至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

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2],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曾国藩家书》)

  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

  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注释】

  [1]丹朱:传说中上古君主尧的长子。因被封于丹渊(在今天河南淅川县的丹水流域),故称之为丹朱。传为中国围棋的始祖,从小极受尧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欠和顺和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之子”。

  [2]枢机:关键、枢纽之处。

【简评】

  这几段家训是对子侄训诫不要有“骄、惰”之气。指出“骄、惰”之气的危害、产生原因和防止办法。曾国藩指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历观前世卿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防止的办法则是“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更是要“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这对于今日的“官二代”,对于夸耀“我爸是李刚”的干部子弟,对于吸毒、打人的明星子女,更有现实的警示作用。

七、自强自立

  【原文】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家书》)

  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全集》)

  困心横虑[1],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2]。李申夫[3]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心述手记》)

  谚云吃一暂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明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恭然自馁也(《曾国藩家书》)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全集》)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曾国藩家书》)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世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注释】

  [1]困心横虑:心意困苦,忧虑满胸,表示费尽心力。语出《孟子·告子下》:“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2]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就事业。语出北宋哲学家张载《西铭》:“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3]李申夫(1819—1889)名榕,号六容。四川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下寺乡河马沟)人。咸丰壬子(185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转礼部主事。咸丰己未(1859),曾国藩奏调其襄赞湘军营务。因军功授浙江盐运使、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治己巳(1869),坐事罢归,主剑州兼山书院和江油(今四川省江油市)登龙书院、匡山书院讲席以终。有《十三峰书屋全集》留传于世,《清史馆稿》有列传。

【简评】

  曾国藩认为自强自立十分重要:“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但各人“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曾国藩的自立自强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他引用两条民间谚语“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并强调“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事实也是如此:曾国藩组织湘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开始是屡战屡。九江大战时几乎全军覆没,连帅船都被石达开烧毁。但他“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吃一暂长一智”,最后终于形成围剿太平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取得最后胜利。自己也成为“中兴名臣”。第二条是“规模远大与综观密微”。他认为古之成大事者,二者阙一不可。前者是宏观,要胸怀远大,后者是微观,要踏实细密。

八、养生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即少恼怒为本);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勖[1]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力,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2]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吝而自全。节吝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

  既戒恼怒,又知节吝,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

 【注释】

  [1]勖(xù):勉励。

  [2]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自己尽到努力,至于能不能成功,还在于天意。即“尽人事,听天命”。

【简评】

  曾国藩的养生原则是“尽人事,听天命”,所谓“尽其在我,听其在天”。既不听之任之,也不怨天尤人。他说的“养生六法”,今天看来也是有科学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