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党中央作出决定，正式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选举产生了由1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0年过去，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新京报记者从中国方正出版社（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管主办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唯一专业出版机构）获悉，为记录40年来中国纪检监察事业的变化，去年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领导同志批准，中国方正出版社采访了40位中央纪委机关离退休老同志。
近日，《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责任编辑王楚楚说，这40位同志，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有的放弃了更好的待遇、更优渥的条件，选择了纪检监察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有的大学毕业进入这一纪委机关，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整个工作生涯；有的从地方调来，拖家带口来到北京。
“半年的时间里，从酷暑到冷秋再到寒冬，40多次采访，没有一位老同志迟到，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接送要求。”王楚楚称，采访结束，当提出派车送老同志回去时，他们常常会拿出一张薄薄的公交卡拒绝。
这40位老同志，曾有多人办理过大案要案。新京报记者梳理出了这些老同志办理的刘少奇冤案平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厦门远华案，成克杰案等案细节。
巡视发现武长顺、白恩培、沈培平、仇和等人线索：
“巡视干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这40位离退休老同志中，有几位在十八大后参与了中央巡视工作。
中央巡视组原正局级巡视专员任爱军于2006年进入中央第五巡视组工作。在十八大后的巡视中，曾发现多名省部级官员的问题线索。
任爱军称，十八大之后，中央第五巡视组第一站是重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谭栖伟严重违纪的线索，就是我们在这次巡视中通过谈话了解到的，从蛛丝马迹顺藤摸瓜，及时掌握了证据材料。后来，我所在的巡视组还巡视了云南、天津、全国政协等地方和单位。白恩培、沈培平、仇和、孙怀山等人的问题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的，在天津巡视时还发现了武长顺的问题。巡视组发现问题线索，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还不能打草惊蛇，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轮巡视首次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省进行“回头看”，采取“一托二”的形式。任爱军称，“无论是找人谈话，还是查找资料，都格外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谈话中发现了一份原始材料中的问题，最终从中发现了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严重违纪问题线索。我们迅速与纪检监察室对接，巡视刚一结束，杨振超就被立案审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程瀚，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周仁强等人的严重违纪问题线索，也都是在这次巡视中发现的。”
任爱军还回忆，巡视时，想向巡视组反映问题的人有时候担心被打击报复，不愿意轻易露面，也不愿意到巡视组驻地来。“我们就会在电话中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选地方。有一次，一个举报人约在一家酒店见面，提出用对暗号的方式接头，就是他坐在酒店大堂沙发上拿一份报纸看，我们去的同志手上也拿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我们就按他的要求去赴约。到了酒店，发现有个人坐在沙发上拿着报纸，但对方一看到我们就马上站起来走了。紧接着，对方又打来电话，说这个地方摄像头很多，要找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再谈。随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见面，最终从这个举报人身上了解到很多有用的线索。”
出生于1953年12月的中央巡视组原正局级巡视专员彭文耀1981年进入中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2009年进入中央巡视组，2016年退休。
彭文耀认为，作为一名巡视干部，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有了正气，那就有了底气，肯定是心里踏踏实实的，敢于秉公执纪，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真正的腐败分子对巡视是害怕的，一听见中央巡视组进驻了之后，腿也软心也慌，就是心理素质再好，也能看出点苗头来。
成克杰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成克杰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原正局员刘振宝曾参与成克杰案审理工作。
据刘振宝回忆，1999年12月，中央纪委领导指示，要求审理室加快成克杰案件审理，在次年春节前报中央。“我们提前介入并马上转入正式审理，调査组的同志不断把案卷送到我们办公室。当时我们有间大一点的办公室，6个人一屋，晚上走不了，也没有床，大家只能在沙发上短暂地坐着或者半躺着休息，加班加点地干。针对很多特殊情况，提了很多方案，下功夫研究，最后拿出比较准确的审理意见，在中纪委常委会上一致通过，并上报中央。”
刘振宝认为，从审理工作角度看，成克杰案的审理报告也是一次很大的创新，改变了以往审理文书的一些写法，结构更合理，语言更精练，描述更准确，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审理报告的一个模板。
成克杰受审现场
另外，刘振宝称，成克杰案在处理程序上也是一个开创。2000年4月20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中央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成克杰党籍；建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罢免成克杰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4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罢免成克杰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4月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撤销成克杰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2000年，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死刑，当年9月执行。
韩桂芝案：
“循着线索深挖，摸清了当地政治生态”
刘振宝还谈到，韩桂芝案的处理也是个特殊程序。
韩桂芝曾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2004年5月29日，韩桂芝被黑龙江省委免去党内一切职务。6月10日，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通过免去韩桂芝政协主席职务的决议。
刘振宝称，“这时她就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党员，没有任何职务就应该由同级党委作出处分决定，但是同级党委又没进行调查。后来我们起草处分决定，经中央批准，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双开’处分。”
“这种程序上的特殊处理，就是根据党章的要求，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的一种比较合理、妥当的方式，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错。”刘振宝说。
2005年，韩桂芝因受贿罪被判死缓。
香港中联办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刁锐在回忆中称，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带领办理了韩桂芝案。“韩桂芝案并是不说处理了韩桂芝工作就结束了，刘丽英同志组织队伍循着线索深入挖下去，根据涉案人员不同的情况作了严肃处理。通过这起案件举一反三，同时也摸清了黑龙江干部队伍的底数，摸清了当地政治生态。与之相同的还有辽宁慕马案、河北李真案，这些都是中纪委案件检查工作中非常典型的案例。”
厦门远华案：
“严惩了一批隐藏在海关内部的犯罪分子 ”
上世纪末期，厦门远华案备受关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香港中联办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刁锐也参与了该案查办。
据刁锐回忆，1999年4月，海关总署纪检组、监察局收到一封长达74页的检举信，揭发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走私数百亿元货物。4月20日，根据中央领导批示，中纪委监察部成立“4·20专案组”，会同海关总署、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等单位调集专门力量展开全面调查。“这个案件查的时间很长，我在这个调查组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本案共审查涉案人员600多人，有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近150人。1999年逃亡加拿大的主犯赖昌星，后于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终于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刁锐称，厦门远华案查处，严惩了一批隐藏在海关内部的犯罪分子，促进海关完善法规制度。案件办理中，领导同志身先士卒、以上率下、亲力亲为。
“调查厦门远华案，何勇（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是领导小组组长，每天日程很满，不可能长时间留在厦门处理相关事务。于是，他每个月都会利用一个周末专程到厦门连续工作几天，听取各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并安排布置工作。有时案件遇到重要节点，他会及时赶到一线，会同公安、海关等部门同志分析、研究案情，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刁锐说。
胡长清案：
“他档案里函授的北大毕业证和北大法学学士证全是假的”
胡长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刁锐也参与了该案办理。
刁锐说，“我们在调查胡长清案对，调查后期，除发现经济问题外还发现他与党离心离德、办了两本假护照。我们就此找他谈话核实，谈话中他承认托人用假护照办了去新加坡的签证。但我们找到的两本假护照，都没有去新加坡的签证，其中一本有马来西亚的签证。”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找到“第三本护照”，刁锐又找胡长清谈话，让他交出有新加坡签证的那本护照。胡长清看了看两本护照，指着有马来西亚签证那本说“就是这本”。“我感到很奇怪，对他说，你是北大毕业的，怎么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英文签证也分不清？他很尴尬，含含糊糊，跟我们打哈哈。我觉得不对劲，把他的档案原件调来，结果发现，他档案里函授的北大毕业证和北大法学学士证全是假的。”
2000年3月初，胡长清因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审维持原判，被判处死刑，当月就被执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案：
“监察部成立以后查处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
1986年11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设立监察部；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提请，决定设立监察部。经过半年多筹备，监察部于1987年6月成立。
出生于1925年的顾方正参与了监察部的组建。据他回忆，当时，尉健行任监察部部长，刚组建的监察部有三大重任：查清涉外经济合同；查“官倒”，保障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查办重大案件。
“当时特别强调要重点查处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的案件。”顾方正称，当时查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因受贿和支持投机倒把、非法倒卖活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是监察部成立以后查处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当时也属于一个大案。
顾方正回忆，沙比尔是被一个主要做哈密瓜生意的女商人拉下水。当时乌鲁木齐火车运输能力有限，谁能把哈密瓜运出去，谁就立刻挣大钱，沙比尔于是就给女商人批条子让她能把哈密瓜运出去。沙比尔直接接受贿赂的钱很少，关键是利用手中权力支持这个女商人牟取暴利。
顾方正称，沙比尔也有过思想斗争，想找党委书记交代问题，但最终没有开口，一直到案发。 “沙比尔对相关问题开始并不承认，但我们掌握了确凿证据，向他严肃指明后他就如实说了。因为他态度比较好，最终给予从宽处理，免予刑事起诉。”
谈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顾方正认为这是一个非凡创举，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两案”审理：
“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
许毅出生于1927年，1979年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办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也称“两案”），后调入中央纪委六室工作，1989年12月离休。
许毅回忆，1979年春，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许毅所在的审批组主要负责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处分审批。“这项任务工作量很大，人很多，所以又分了六个小组。我是负责西南、西北的，有的时候也参加其他组的审理。”
许毅称，他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的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帮”案的材料在中央办公厅。清点工作花了一段时间，交接清楚以后拉回到“两案”办，大概有好几十箱，全由自己搬运。各省市报来的案件材料很多，我们就到机场接人、接材料，将大包大包的材料背回来，起早贪黑忙碌不堪，十分劳累。
开始，参加“两案”工作的就几个人，人手非常紧张，办公条件也很艰苦。许毅称，当时党中央和中纪委对“两案”审理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胡耀邦同志也讲，“两案”处理的同志，不要单纯从一个方面来看他的错误或者罪行，要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到底犯的什么错误，这些错误是什么性质。
“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政策，尽量少判刑，纪律处分、批评教育大多数。当然最根本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办冤假错案，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文书材料调查人员都要亲笔签名，领导审批，所以必须严肃认真，因为这不仅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许毅称，处理“两案”，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把党内颠倒的东西扭转过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
刘少奇冤案平反：
“陈云的批示十分关键”
出生于1927年的杨攸箴，1955年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回到机关，1994年从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岗位上退下来。他曾参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
杨攸箴称，1979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讨论决定将“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作为中纪委恢复重建后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其中，刘少奇案无疑是影响最大、难度最高的。
“提出平反刘少奇冤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杨攸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老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刘少奇案影响太大，牵扯面太广，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会上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79年2月初，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理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将信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阅。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批示请中纪委、中组部合作査清刘少奇一案。“这个批示对平反工作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没有他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这就说明案件的复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决定的。”杨攸箴说。
1979年4月，由中纪委牵头成立刘少奇专案复查组，并从中组部、军队和其他国家机关抽调了一些人，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直接领导复查。杨攸箴回忆，王鹤寿召集复查组同志开会，讲了两点，第一点是实事求是，不带框框，进行认真调查，把问题搞清楚；第二点是对其他一些可疑的问题也要搞清楚。
经过半年多的周密调查、反复核对材料，强加给刘少奇的罪行被逐条否定。1979年11月，复查组向中央提交了详尽确凿的复查报告。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不久，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专程从杭州赶回北京参加。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