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0日，首届“汇融狮城”圆桌对话会与“慧眼中国”环球企业脉搏论坛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新合作、RCEP签署实施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影响等主题，许思涛先生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后疫情时代有五大特征
一、更多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疫情常态化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一些根本上的改变，企业拥抱数字化的迫切性尤显突出。最近很多大的国际机构，包括德勤，都开始提倡部分员工居家办公；因此后疫情时代对效率的更高要求会使企业更强烈地拥抱数字化。
二、政府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使得系统性风险降低，但资源错配的几率上升。此次疫情非金融危机，而是公共卫生危机，因此所有国家政府在动用财政资源解决危机方面都是大手笔，中国和新加坡也不例外，政府对债务的依赖增强。好处是基本金融体系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出现资源错配几率上升。政府的判断虽然不能替代市场，但其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视。
三、企业投资意愿降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介入加大。后疫情时代，企业投资会比较谨慎，政府作用加大，利率低迷，“与泡沫共舞”及黑天鹅现象的几率也将加大。一直以来，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比较有效，但近期疫情的反复对新加坡产生较大影响，更加体现政府的重要作用。但应对危机若过分依赖加大流动性，手段则略显单一。
四、逆全球化愈发突显，区域化与本土意识上升，隐性资本管制大行其道。
五、政府治理能力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后疫情时代，大家关注点不聚焦在意识形态，而是政府应对危机和突发情况的治理能力。在这方面，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的表现都不错。
（二）中国复苏趋势不变，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这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景气持续复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8%，较于去年底的判断7.5%做了调整。因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强劲，增长率为18.3%，为后三个季度打下坚实基础，之后的表现只要不是特别差，全年达到8%是很有希望的。重要的是中国在中长期经济政策上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关键问题。
二、中国三驾马车反弹强劲。其中，出口表现突出，今年前4个月累计实现逾40%增长，实属罕见，这跟全球供应链受影响有关；消费方面则相对稍显落后；而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有力驱动因素。
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人归因于全球通货膨胀，许老师认为这个结论为时过早，认为目前商品价格上涨也有供应链受干扰及其它瓶颈的影响，除去这些影响才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但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中国大量处于中间的制造业很难把上游的成本上涨转移到最终环节，导致的结果就是中间企业的利润受挤压。
（三）对中国“十四五”规划重点政策解读
“十四五”规划之所以重要，在于中国对增长从速度到质量的意识转换，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凸显重要。
一、安全问题备受重视。政府在安全方面有强烈意识，这可以未雨绸缪，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完全追求供应链的效率，而忽视安全。
二、加快数字化发展。政府提倡数字化的出发点是增加政府的效率。比如以前在政府办事，需要排队、填表，而现在可以达到一站式服务。数字社会体现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效率。过去几年，中国国内城市数字化进度很快，智慧城市如同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加快数字化发展，要率先在浙江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开始，这能为很多企业带来机会。
三、重视环保与扶贫。环保问题首先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关，其次是国际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来自欧洲对碳中和的要求。另外，任何社会，都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舍，后疫情时代的低利率自然加大贫富差距，因此对政府来说，要实现生态民生双赢，扶贫也同样重要。
（四）展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一、按时完成目标需要更大的政策力度。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2030年实现碳达峰。对有些发达城市来说，比如深圳，会努力走在全国前列。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差异大，要实现全国碳达峰，很多重工业城市可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其他城市就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二、应对“碳中和”带来的机遇与环保挑战。碳中和其实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也是一个机会。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随着对环保的重视，很多新兴行业都出现了，中国也不例外。同时，碳达峰和碳中和也是中美之间进行合作的良好契机。
三、在国际气候合作问题上，应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
（五）从拜登百日新政看中美关系新平衡
中美关系对新加坡尤为重要。新加坡在美国与中国两大国间游刃有余，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图源：pixabay）
拜登百日新政，市场非常认可，我们认为中美会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与特朗普不同，拜登能意识到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欢迎中美“竞争”而非寻求“冲突”。中美之间平均每日贸易额高达20亿美元，虽然两国存在竞争关系，但他认为双方会尽量避免直接的冲突，比如最近白宫对台湾问题的澄清都是有建设性的。
中美贸易战的提法，其实不准确，因为除了贸易，中美在很多领域都有分歧。比如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及不同发展模式等仍是分歧所在。国企补贴问题很棘手，因为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不会像以前那么快，各国都会出现保护主义，很多国家也在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因此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知识产权方面，中国近年来有很大进步，由于中美竞争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对很多跨国大公司来说，不得不重视。中美之间的上述分歧，在中期不可能消失。而就中美科技竞争而言，将超出一般竞争范畴，并成为新常态，但中美在气候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六）RCEP协定对中国和东南亚的影响
RCEP对于加强亚太经济合作尤为重要。很多人认为RCEP是一个量变，非质变，因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本来就有自贸协定，关税基本为零。但中日、中韩之间并没有类似的贸易协定和安排，另外还有澳新的加盟，这几个国家的加入具备重要作用，因此RCEP签署是质变。
如果未来RCEP运转良好，有可能与CPTPP融合或者部分产生交集。无论如何，中国不被发达国家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这是最关键的。而在与东南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上，“高质量“意味着投资合作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这个国家风险是否可控，这个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是否互补，投资是否受到地缘政治严重影响？
政府扮演先行者角色，能把很多商业风险减少，但最终“一带一路”项目不是政府去做，而应以企业为主体。高质量的“一带一路”，会使得东南亚作用凸显，因为相比中亚、非洲及拉美等地区，东南亚更符合以上条件。
目前，东南亚既得到中国关注，又是美国、日本关注的对象，在地缘政治中处于有利位置。
（图源：亚细安官网）
综上，我们对中国经济短期非常乐观，中期也不悲观。但中期确实有一些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把短期和长期目标结合在一起。碳中和是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在发展中尽量避免让企业利润受损。目前的大宗产品价格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个考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当然这还会受到中美、中日的关系走向的影响。
主办方特别邀请了中新两国资深专家、学者、工商企业界人士做主题演讲和对话，分享观点与见解。
许思涛先生本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曾在新加坡工作过，表示很高兴受主办方的邀请发表主旨演讲，并对未来新发展格局下的中新合作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