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的话：在通信与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后悔买一件商品后可以取消订单，无法按计划去一家餐厅吃饭、去听一场音乐会可以取消订座，如今，一个人也成为可被“取消”的对象，这就是近年来在欧美国家盛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所谓“取消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人们试图集体抵制“有问题”的公众人物、企业等，“问题”通常包括犯罪、涉种族与性别歧视、具有历史争议等。上周，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学生投票决定，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画从公共休息室移走，理由是女王代表了“殖民主义”，此举被该国教育大臣痛批“荒谬”，也被舆论认为是受到“取消文化”的影响。“取消文化”究竟是一种问责制，还是一种对他人进行不公正惩罚的方式？在欧美国家，这已经成为一个两极化的辩论话题。
谁成为了“被取消”的对象？
2017年，美国好莱坞演员凯文·史派西遭人爆料涉嫌性侵丑闻，其声望瞬间跌落谷底，所有表演机会一夜之间消失，网飞当时也撤下其参演的热播剧《纸牌屋》。
2020年6月，英国作家J.K.罗琳在社交媒体转发一篇讨论生理与卫生文章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月经的人才是女性，被猛批是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哈利·波特》中饰演主要角色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艾玛·沃森等演员纷纷表示反对，《哈利·波特》两个大型粉丝网站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与J.K.罗琳划清界限。
今年3月，英国哈里王子及其夫人梅根接受美国主持人奥普拉专访的节目播出后，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令英国王室因种族问题等饱受批评。但英国主持人皮尔斯·摩根在“英国早晨”节目中批评梅根只是做戏，随后英国通信管理局收到超过4万件投诉，摩根最终辞去“英国早晨”主持人职务。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特征：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它们都被认为与“取消文化”有关。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这一现象通常是指人们通过网络请愿、向其合作方致函、在社交媒体发布带有标签的言论等策略，让涉事者的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以及网络影响力“被取消”。“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相互质疑，但互联网改变此类互动发生的地点……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容易被召集并加入公众斗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5月刊文这样称。
“这是一种文化抵制，”美国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中村丽莎形容，“相当于一项不加大宣传对方、不提供财力支持的协议”。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研究非裔美国人语言的学者安妮·哈德利则称，“这是一种集体宣言”，即“我们曾提高你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如今）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你……我或许没有权力，但我有权无视你”。
“取消文化”是如何兴起的？美国VOX网站5月刊文称，这一概念大约在六七年前才开始慢慢向主流舆论渗透。“取消文化”曾长期在黑人文化内部流传，可能是源自黑人音乐创作人尼尔·罗杰斯1981年的单曲《你的爱被取消》（Your Love Is Cancelled）。但“取消一个人”的概念始于1991年的电影《纽约黑街》，并于多年后在美剧《爱与嘻哈：纽约》的推动下，最终出现在2014年非裔用户的推特中。VOX说，起初，“取消文化”行动主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如今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有媒体认为，“取消文化”开始受到公众高度关注源于美国《纽约时报》2018年6月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被取消了”的报道。该文列举了当时“被取消”的一系列名人，比如说唱歌手“侃爷”、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加拿大乡村音乐歌手仙妮亚·唐恩。这些人大多因不当言论陷入舆论风波，比如“侃爷”称奴隶制是一种选择，乡村音乐歌手仙妮亚·唐恩说如果自己不是加拿大人，她会给特朗普投票。
抵制知名人士并不稀奇，但有分析称，起初“被取消”的名人多与一些较严重的“罪名”有关，比如被爆性侵丑闻的凯文·史派西和美国制片人哈维·温斯坦，他们遭抵制被很多人认为是“罪有应得”“让有权势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名人因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或个人观点而受大规模抵制，“取消文化”被质疑“正在失控”“矫枉过正”。
最近两年，“取消文化”之风愈演愈烈。美国VOX网站说，这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大规模社会浪潮也有关系。
去年5月，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大规模抗议。在虚拟世界中，“取消文化”成为一些自由派网民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历史人物成为“被取消”的对象，与奴隶主、南方邦联及其他争议性政治人物有关的公共纪念物遭到公众和政府官员的“清算”。比如，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抗议者推倒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军将军威廉斯·威克姆的雕像，密西西比州弃用含邦联标志的州旗。
“拆除雕像行动”从美国蔓延至英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在德国，是否要“取消”对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的纪念至今仍为人们所讨论。在他掌权期间，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在德国，以俾斯麦命名的街道有700多条，塔楼140座，他的雕像有97座。
对“取消文化”的理解截然不同
在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社会学和犯罪学教授姬尔·迈克考克尔看来，“取消文化”的根基贯穿人类历史，千百年来，社会一直惩罚违反相关社会规范的人，“取消文化”只是另一个变种。她表示，即便是在互联网上，集体“取消”某个对象也会营造出一种“患难与共”的氛围，“在政治分裂的时代，这强化了一种团结感”。迈克考克尔说：“这在心理上具有陶醉作用，让你感到自己是某群体的一部分，感觉自己是比你自身更大的事物中的一部分。”
美国政治网站称，社交媒体重塑了与他人的“边界感”，它加强了群体身份，也改变引发愤怒的方式。过去，规范由相关机构决策、由领导层执行，如今，规范正被人们轻点手机屏幕执行。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9月针对10093名美国成年人开展民调，试图了解公众对“取消文化”的认知。整体上看，44%的受访者表示听到过不少有关“取消文化”的说法，38%的人称从未听说过。对“取消文化”的了解程度因年龄而异，64%的30岁以下成人表示听到过相当多，该比例在30岁至49岁降至46%，50岁以上者仅为34%。
对于不同人而言，“取消文化”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民调显示，在了解“取消文化”的受访者中，49%的人将其描述为“向他人问责而采取的行动”，14%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审查方式，例如限制自由言论或有关历史被抹去，12%的受访者将“取消文化”定性为用于伤害他人的卑鄙攻击。
在美国，对“取消文化”的不同理解也带着两党斗争的色彩。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大约3/4的民主党人表示“取消文化”更有可能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过半共和党人表示这更有可能惩罚那些不应受惩罚的人。
在去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对“取消文化”发起猛烈攻击，至少11名发言者（占登台讲话人数约1/3）表示“取消文化”令人担忧。该大会的一份文件将“取消文化”描述为“抹去历史，鼓励无法无天的行为，有悖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交流”。
不过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本月刊文说，尽管共和党人总是抱怨“取消文化”，但他们也有自己版本的“取消”行动，比如丽兹·切尼因支持弹劾特朗普而失去自己在共和党议员中的领导地位。VOX也称，“取消文化”正被一些保守政客“武器化”，他们正寻求通过立法应对他们“害怕”的对象，“取消”所谓的左翼企业、组织和机构。比如，由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反对佐治亚州投票限制法律，共和党政客威胁通过取消其联邦反垄断豁免权来惩罚该联盟。
是“群体羞辱”还是弱势群体的“武器”？
对于该不该支持“取消文化”，西方舆论的看法很分裂。VOX网站称，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形式的“骚扰”，甚至用“暴民政治”来定义这一现象。西班牙《日报》说，一批社会精英看到了“取消文化”的危害，比如这是一种群体羞辱、排斥行动、对反对意见的不容忍，“以及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中化解复杂问题的倾向”。VOX称，“取消文化”已经步入一场更大规模“文化战争”的“夸张阶段”，尽管其核心关切仍然是问责制，但有关争论正越来越陷入一种二元制、正确vs错误的框架中。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被取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教授埃里克·施安伯格3月撰文称，今天的“取消文化”并非全新事物。“政治正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促使人们更慎重地谈论特定话题。相比之下，“取消文化”是加强版的政治正确，依赖公共政策、社会污名和经济后果的“强大组合”达到目的。施安伯格称，“取消文化”是个大问题，其本身应该被“取消”，“我们永远不应该试图取消人性”。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警告，“取消文化”塑造“正义魔人”具有危险性。他认为，这一趋势错误地赋予人们评判他人的权利，让人们容易忘记，做错一件事并不代表十恶不赦。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教授姬尔·迈克考克尔则强调，如果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各方持续深挖自己的“战壕”，不愿意跨越分歧进行接触，那么“你无法真正拥有一种高效运转的民主体系”。
但在肯定“取消文化”的人眼中，这是弱势群体的“武器”，让民众有机会戳破那些带有歧视或不公平含义的言论。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萨拉·杰克逊的话说，很多在十年前缺乏公共平台的人，如今都开始在网络上发声，迫切地想要被听到。
J.K.罗琳去年因发表涉嫌歧视跨性别者言论遭受抵制后，与150多个知名记者和作家在美国《哈泼斯杂志》刊登公开信，强调对“取消文化”失控、对思想自由交流的担忧。3天后，网络上出现了一封回应这封公开信的公开信，称这些联署人并非普通网民，而是社会精英、文化领袖，他们拥有大量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便正在美国非常有声望的杂志上发表看法，也还在宣称害怕自己的声音被压制。
对于“取消文化”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有分析人士强调，广大民众对于名人言论表示愤怒并进行抵制，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而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也正是一个社会反思和自我修正的必要过程。话语即权力，美国记者埃兹拉·克莱恩曾说，“许多自我标榜为捍卫言论自由的讨论，实际上是为了权力”。
在西班牙《日报》看来，尽管“取消文化”被认为破坏了不少人的职业生涯，但其力量其实是有限的。据美媒观察，目前完全被“封杀”的名人包括美国制片人哈维·温斯坦以及著名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两人都涉嫌性犯罪且被判罪名成立。但像是美国演员凯文·史派西（美国警方此前因证据不足撤销了对他的涉性侵指控）今年已传出要复出的消息。而西班牙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本月上旬在西班牙国家音乐厅参加了慈善演出，场下热烈的掌声和“欢迎回家”的呼声被解读为当地民众“原谅”了他。2019年，多名女性指控多明戈性骚扰后，他辞去洛杉矶歌剧院总监一职，取消多场演出。曾深陷性丑闻的一些人都仍在活动，更不用说如J.K.罗琳这样因争议性言论而陷入舆论风波的人会遭受沉重的打击了，这位英国作家后来也照样出新书。
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系教授梅雷迪思·克拉克看来，要消除政治人物和商业领袖的影响力更难，因为只有那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眼球经济”基础上的人才容易“被取消”，“一个政治人物通常有能力在话语之外的事情上施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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