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隐居襄阳，未去南阳（宛）
张传玺
诸葛亮在出仕刘备之前隐居在哪里？关于此事，本来不会成为大的问题。
【案评:诸葛亮在出仕刘备之前隐居在哪里？关于此事，本来没有什么问题。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主证认定的躬耕于南阳的郡望清楚；南阳郡历史地理边界，被前四史记载清晰；襄阳历代传承下来的郡志、府志、县志所记载的邓县、襄阳县、中庐县、襄阳郡、南郡、南阳郡之历史边界明确:"号曰隆中"居于汉水分界线以南，邓县居于汉水分界线以北，分属南郡（后属襄阳郡）和南阳郡（三国时后属义阳郡）。
以上史著文献记载的地理边界清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本应当无任何异议或争议。
东汉南阳郡的历史沿革
东汉南阳郡居于汉水分界线以北，南郡居于汉水分界线以南；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立襄阳郡，跨过汉水割走南阳山都县划治给襄阳郡，又割走南阳西部八县置南乡郡。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置义阳郡，从南阳郡南部自西至东割走穰县、邓县、新野县……划治给义阳郡，封地给章陵王曹据，郡治新野。
魏景初元年公元226年，襄阳郡分割汉水以北邓县之邓城置县，同鄾县、山都县并入襄阳郡。
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表奏章明确认定:"今天下三分"之郡县现状及其割据现状所属，并明确认定自己"躬耕于南阳"——此时的南阳，居于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辖14县。三国时南阳郡，已经隔着义阳郡和邓城县，而不至于汉水。
诸葛亮主证认定"躬耕南阳"，诸葛亮黄陵庙古碑复认定"仆躬耕南阳之亩"，又"操困于南阳"，又"荆州北拒汉沔"，襄阳居于南郡北部，居于南郡北界汉水之南，汉水以北为南阳——诸葛亮对于南阳和南郡的汉水边界地理是非常清楚的。
刘备、诸葛亮军事集团值建安十三年后汉献帝诏襄阳立郡之际，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可见刘备、诸葛亮对于襄阳的边界及历史地理亦非常清楚。
南阳的历史传承及其渊源
《史记》云:“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
“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等赦罪人迁之”——秦置南阳郡和南郡之前，宛县即名南阳。秦夺取楚地，先取穰、南阳，后鄾、邓等，自西而东又南，地域名称并列及顺序清晰。
战国后期秦“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史记》记载“南阳西通武关”；《后汉书》记载汉安帝“道寝疾，自南阳还。至叶，崩”；刘秀“汉兵起南阳，至昆阳”；陈寿《三国志》记载孙坚“比至南阳”；甘宁“因居南阳”；"张绣在南阳（驻防宛城）"，袁术在南阳（袁术盘踞南阳郡治宛城）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绣奔穰，与刘表合。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张绣驻防宛城为刘表之南阳守将，绣不是南阳郡守和章陵郡守，这里的"南阳"当然指宛县和章陵县两地，而不是整个南阳郡与章陵郡二郡及其诸县，这里南阳指宛县，章陵即章陵县——故有"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之说。
另外，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到的曹操“困于南阳”也是同指这一事件。
自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与张绣的“宛城之战”，曹操与南阳张绣、刘表之间相互征伐，断断续续历时三年；曹操苦于南阳张绣不得征服，损兵折将而不得宛城，进退两难，故操"困于南阳"。“张绣在南阳”和操“困于南阳”的“南阳”，在这里就是指宛城或者宛县一带是没有疑义的历史共识。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一文中也说过：“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可见，从诸葛亮到毛主席在“张绣在南阳”即是宛城（宛县）这个问题上，认识“始终是一致的”。
陈寿对于南阳历史地理亦非常清楚:"玄卒（公元197年），亮躬耕陇亩"，又说"躬耕于野"。这个南阳对于陈寿来说，他当然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个南阳有"陇亩"、亦有"野"。陈寿如是说:"张绣在南阳"，亦"操困于南阳"；孙坚"比至南阳"，甘宁"因居南阳"……及袁术盘踞南阳。
南阳郡历史边界之历时地理沿革。
案(一): 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所说的南都（南阳郡）位置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78年—139年），他对家乡南阳的地理位置自然非常清楚～时南阳郡居汉水以北，南郡居汉水以南。
案(二)《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唐•张守节著）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案(三)《晋书·地理志》又云：“及秦，取楚鄢、郢为南郡，又取巫中地为黔中郡，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其他相似的记载还有《楚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 见《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五）
案(四)《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 条的记载，《路史•国名记》中引《地纪》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也” 的记载。
案(五)《元和郡县志》也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荆州可以代称南郡。
案(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邔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 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
案(七)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记载“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
以上史料为什么会有"汉水以北"或"汉水以南"这样的边界方位记载？这是缘于南阳郡和南郡交接边界的这一段汉水趋于东西走向的特殊性。
汉水在南阳郡境内和南郡境内的河段属于东南走向，只有“茨河—东津”间的汉水趋东西走向，两郡在此交接并以汉水分界南北。此处分界可以与文献中所载的：“汉水以北（或汉之阳）为南阳郡，汉水以南（或汉之阴）为南郡”互相印证。两汉时的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分界著述清晰，没有相互交叉辖制的记载。
所以，对于秦置及两汉时期的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地标分界南北，自秦、汉之始及后来的各朝各代都是这么认为的，历史史著、文献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对两郡的汉水边界的共同历史认定。
综合论述:
历史上的宛邑、宛县、宛城、南阳郡城亦名南阳，南阳之名亦可以代指南阳郡，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辨析"南阳"在历史记载中因应历史地理环境而选择应用的语词适用。
而历史记载上，关于"南阳"的记载本来只有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关于"南阳"的论述就这么简单，亦不是一个复杂问题。
但是，是谁把南阳弄得不是"南阳"，而汉江以南的"号曰隆中"不是南阳，却成为唯一可以代称为"南阳"的地方呢？
是这些张传玺先生们，是他口中的"历史界"们，而关于南阳的历史，这些"历史界"们看得懂以上这些史著文献记载了吗？他们看了吗？
是谁在苟且南阳这个简单的历史地理问题？
是谁在操纵"南阳"历史课题的幕后？
在今天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天下老百姓眼睛雪亮，把"一切"都看得真，也看得明！
"号曰隆中"或"邓县隆中"的论述， 来自《汉晋春秋》的论述。而《汉晋春秋》手稿散失，仅留存于世一百多条，被后人整理撰书。"号曰隆中"或"邓县隆中"，是自东晋习凿齿先生之前的一条历史地理"归属"之孤证，它的衍生物亦不足证明其历史地理归属的正确性。
《襄阳郡志》记载:西汉初置襄阳县，县治江北樊城，因樊城居汉江以北，辖汉江以南的"怀山襄陵"地区，故名襄阳。
西汉初置襄阳县，县治樊城，辖汉水以南之"号曰隆中"，故有"樊城隆中"之襄阳说。
武汉魏晋南北朝专家叶植教授依据史记及考古发掘认定: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封襄阳侯习郁，封地邹家湾襄阳邑城——诚然，邹家湾襄阳代表东汉初时襄阳的最高行政划治级别，是襄阳故县:襄阳县治自东汉初之前，已经迁址邹家湾襄阳。
汉江以北之樊城，复归于汉江以北之邓县辖治，东汉恢复了秦置邓县属南阳郡，居汉江以北的秦初划治。故东汉张衡在论述南阳边界时，确认南阳于"陪京之南，居汉之阳"的地理坐标认定。
而缘由东汉樊城归属南阳邓县，故"襄阳说"者们，凿造出"邓县隆中"之错乱时空的地理所属之伪地理归属论述。
而现在的"史学界"们看不懂这些吗？张传玺们的主观臆断"历史结论"，就显然更是"看不明白"啦！】
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隐居襄阳，未去南阳”。
【案评，张传玺以"史学界的一般看法"论，显然是"先入为主"地诠释他想要的历史"结论"。】
这里所用的“襄阳”与“南阳”两地名是适应当前讨论此一问题的方便而采用的。“襄阳”为今湖北襄樊市，“南阳”实指东汉的宽县，为今河南南阳市。在历史上最早指明诸葛亮隐居的具体地点的是东晋襄阳人、史学家习凿齿。他所撰《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①此说是对的。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其根据主要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②。由此而认为诸葛亮之隐居地不是襄阳，而是今之南阳市，这实是误会。因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并非宛县，而是南阳郡。他与习凿齿之说不仅不矛盾，而且一致。今之南阳市在两汉、三国时都称“宛”，至隋朝开皇时，才用“南阳”之名称县③。
【案评:张传玺们了解东汉南阳郡郡境边界吗？
张传玺们了解南阳的历史及秦置南阳郡或两汉南阳郡的历史地理变化吗？
张传玺们了解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襄阳立郡吗？
张传玺们了解南乡郡吗？
张传玺们了解三国时的义阳郡吗？——案由:《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许多人以为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来表达，亦谬也。
魏晋两朝衔接，本身行政区划就是大部沿用大体相同，因此容易给人错觉。
实际上，陈寿《三国志》中是用东汉、三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表述人物籍贯的。《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等文献记载，也是按照魏置划治，记载行政区变化的。
案《三国志》:【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实际上晋泰始元年(265年)以山阳郡置高平国，如果后来陈寿以晋初行政区划书写人物籍贯，当写为：李典，高平钜野人也。
又案《三国志》:【许禇字仲康，谯国谯人也】，事实上晋初无谯国之封，只有谯郡。谯国乃魏黄初元年(220年)由郡改为封国，实为三国行政区划。
再案《三国志》:【雍州剌史郭淮遺广魏太守。】，“广魏一名，晋泰始中已更名为略阳"。
由此可见，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的行政区划界定，乃东汉、三国时期。
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是用”义阳"来表达人物籍贯，如义阳魏延。
胡三省注：魏文帝分南阳郡立义阳郡，又立义阳县属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书也。如果义阳终废，则当追书"南阳"。说明司马光及胡三省手里没有义阳废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由"义阳棘阳""义阳新野"这些描述中得出结论:魏置义阳郡，包含"新野""棘阳"。
再考《三国志》"邓艾，义阳棘阳人，甘露元年进封邓侯。"按常例三国时封爵之制多以本郡邑为封土，则艾之邓侯封邑当以邓县为主，艾之为义阳人也，反推之，邓县亦属于义阳郡焉。
综合上述，魏义阳郡当为东西贯通分割旧南阳郡的一个大郡，未废，应包括新野、棘阳、邓、穰等县在内，郡治可能就是新野（新野亦曾为魏荆州治所）。
钱大昕"晋义阳郡当是因魏之旧耳"之论，然也。
《晋书》云义阳郡“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十二县为：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
考《三国志》黄初三年(222年)改封章陵王据为义阳王，又有景初元年(237年)十二月己未…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
因此，义阳郡“黄初三年置而景初犹存的说法是为正确"。
但对于曹魏曾废义阳郡的"说法"似为不妥。
案司马彪《战略》中:“景元二年春三月…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荆州、义阳南屯宜城。"此处义阳南当为《三国志》中分襄阳郡之鄀所言之"鄀"地也。说眀魏义阳郡在景元二年(261年)仍是存在的，此时距晋武帝开囯泰始元年(265年)仅四年时间。
而对于晋义阳郡为太康中置的说法来自《晋书地理志》，谬也。《文献通考》与《通典》俱云:"魏分南阳置义阳郡，晋宋并因之"。
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记："按武帝泰始元年即封从伯父望为义阳王，是义阳置郡不始于太康当是因魏之旧耳，叙例以为魏文帝置"，钱氏在此清楚地表达了对正史记载的疑问。
案《晋书卷三十七》：“义阳成王望，字子初……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
又案《读史方舆纪要》：“晋武帝泰始元年，封从伯望为义阳王，治新野，领义阳县"～足见钱氏的说法是有所根据。
周振鹤先生曾指岀: "泰始元年司马炎行分封"。
田余庆先生亦曾指岀：“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
从两位先生的话语种可以推测出这样的结论：泰始元年司马炎即大封诸王，但各种各样的原因，诸王大多是太康年间就国，导致了后世人误以为一些郡国为太康中置，或如义阳郡。
再观《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中，咸宁三年，即太康元年："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諸王公恋京師，皆涕泣而去。"
此条也说明，泰始初封王后，诸王大都赖在京城，太康年才迟迟就国。
故从以上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居义阳郡以北，南乡郡以东。
三国两晋:三国时，南阳为魏国所有，隶属荆州。
三国时的南阳郡，入晋朝时名南阳国，治南阳城，辖宛、 西鄂、 雉、 鲁阳、犨 、淯阳、博望、 堵阳、 叶 、舞阴、 比阳、涅阳 、冠军 、郦十四县。
从上面史料文献辨析:三国时的南阳郡隔着义阳郡、襄阳邓城县，不能辖至汉水。
张传玺们了解公元227年诸葛亮认定的"今天下三分"之"躬耕于南阳"及三国割据及郡县现状吗？
张传玺们了解公元227年的三国南阳郡吗？
张传玺们了解习凿齿本人认定"汉水分界线"吗？
张传玺们了解襄阳前人历代传承下来的郡志、府志、县志认定:"邓县居于汉水以北"吗？
张传玺们拿得出习凿齿先生本人否定诸葛亮主证认定的"躬耕于南阳"的习凿齿之决断及结论吗？
张传玺们不了解南阳历史，怎么能够决断"南阳不是宛县"呢？而"号曰隆中"却能够代表唯一的"南阳"呢？
习凿齿本人的"襄阳有孔明故宅"，故宅归属襄阳辖管，不是南阳邓县辖治——因为习凿齿本人佐证"南阳居于汉水以北"。
故习凿齿先生的"故宅"、"亮家"或"号曰隆中"当然不是南阳，与诸葛亮主证认定"躬耕于南阳"之南阳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历史结论是对的。
而拿习凿齿本人认定"故宅"、"亮家"或"号曰隆中"说，否定诸葛亮认定的躬耕南阳，就是错误的历史臆断"结论"。因为诸葛亮认定的"躬耕于南阳"，是客观历史事实存在，具有历史当事人主证认定的不可逆性，且南阳郡望及边界历史地理清晰，这是任何历史学家们及"史学界"们都无能推翻的历史当事人主证认定。
张传玺们不了解以上的众多史著文献记载，粗暴、草率决断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历史结论，亦同谭其骧先生们、朱大渭先生们一样，他们是把《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说作为唯一历史认定及历史的绝对史证来使用，并以此为准论证历史课题——诚然，张传玺们、谭其骧们、朱大渭们得出来的历史"结论"，都是没有通过综合历史史证来辩证、印证的错误论述，是偏执一言的历史结论之论述。】
为了论证“诸葛亮隐居襄阳，未去南阳（宛）”这一命题，关于西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驻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与参军李兴曾到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宅、并作《诸葛孔明碣》①以及《水经注·沔水注》记沔水“东怪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等这些事实我就不谈了，在这里想就如下三个问题作些补充论证。
【案评:张传玺们是不了历史上"隆中"来自何处？又何时被置名吗？不了解"隆中"的史源，又对"隆中"作以粗暴论断，这显然是对学术研究的偏执或固执己见——张传玺们，你们读懂了刘弘将军的祭文《诸葛故宅铭》了吗？
《诸葛故宅铭》
隆山是证明诸葛故乡历史地理坐标的旁证。
案:祝穆的《方舆胜览》于公元1238年记载，明代中徐学谟于公元1569年《古隆中游记》记载，明万历《襄阳府志》记载:襄阳隆中山于公元1620年后被置名"隆中山"之前，原名伏龙山。其与《水经注》记载的北魏之前唯一名隆山的地方，即湖阳东二里之隆山没有任何历史关联，与刘弘将军"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隆山亦没有任何联系。
案《明天顺襄阳郡志》：”隆中山在县西北二十里，其下有隆中书院”（同书云”阿头山在县西九里”）；明天顺年号1457～1464），比明万历（1573～1620）早了一百多年。其方位与现在居于襄阳西南三十里的古隆中及隆中山地理坐标明显是南辕北辙，不在一个地方呀。诚言:襄阳"隆中"何其多？襄阳历代梦蹉跎啊。
诸葛亮卒后大约80年，史学家王隐于310年前后著书《蜀记》，该书录存了西晋将军刘弘奉天子之命，在晋永兴中"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拜孔明活动。王隐把"诸葛之故乡"置名隆中，这是"隆中"名字在史著记载里的第一次出现。
王隐《蜀记》载：晋永兴(公元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那么，王隐置名的隆中与刘弘将军、李兴著述的隆山有什么关系呢？刘弘将军、李兴为什么不以"隆中"来书写祭文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刘弘将军和李兴祭祀时，还没有"隆中"这个地名出现。刘弘将军在南阳宛城平叛张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对荆州境内的山川河流、行政地名应当非常精熟，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案: 陈寿及《三国志》未提及"隆中"地方，诸葛亮本人一生也未言及"隆中"二字），相关三国史亦未有"隆中"记载——故隆中之名是取自史学家王隐之手，这些符合情理演绎推定。
据祭文记载:"于沔之阳"是诸葛故乡的方位坐标，隆山当是诸葛故乡的地理坐标，而王隐的隆中自当成为诸葛故乡置名。
所以找到隆山位置，就确认了诸葛故乡的位置，也确定了隆中的位置。隆山～这是史著记载对诸葛故乡最贴近的一次记载，记录在诸葛武侯卒后70年刘弘将军一行祭拜活动的祭文里，也是对诸葛亮躬耕地最真实的解释。而王隐的隆中在哪里？隆山又在哪里呢？
王隐的隆中置名是从宛名取自于"宛中，隆"的形象寓名里演绎。
《尔雅·释山》曰：小山，岌；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其中“宛中，隆”说的即是宛盆地（南阳盆地）的地貌地形。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由来。先人们的慧名，反映出南阳盆地的独有生态特征。
《说文解字》云：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中～隆，注曰：“山中央高。”宛盆地群山拱卫，安居中国腹心地带，北为伏牛山，东为桐柏山，西依秦岭，南部为大巴山余脉，东南部为大别山，东南方通过随州走廊与江汉盆地相连；宛盆地之中隆起的山丘，即有“隆山”之意。
宛盆地周山而中平，有十座孤山互不相连隆在宛中:隆在其中者～隆中也。
自湖阳登隆山以远眺，就有九架孤山于南阳城周边环抱林立，故史学家王隐把"宛中，隆"地貌以形象置名隆中。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即是远眺诸葛之故乡，南阳城之隆中地区也。
刘弘将军的"登隆山"，自《水经注》记载的隆山地理坐标来推定。
汉代之后，除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著述，后有引用《蜀记》“刘弘至隆中、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外，其他地方只有《水经注·比水》中有关于“隆山”的记载，而且此处“隆山”刚好位于南阳到襄阳之间。
据《水经注》考察可知，“隆山”即为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镇的隆山(今称蓼山)或隆山（狼牙山）周边，而襄阳阿头山和南阳卧龙岗在早期并没有“隆山”之称，因此王隐《蜀记》中“刘弘至隆中”的“隆中”和“登隆山以远望”的“隆山”，应该始自进入湖阳镇一带；湖阳镇“隆山”位于新野东南，二者之间的距离40公里左右，相距不是太远，也处于刘备驻地新野周边。
由此也可以推定，诸葛亮故宅或诸葛故乡的坐标，当是刘弘将军"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中，于远望中的王隐所置名的隆中地区。
案引《水经注·比水》：又西至新野县，南入于淯。比水于冈南西南流，戍在冈上。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山之西侧有《汉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骑都尉，尚湖阳长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勒铭于梁，石字倾颓，而梁字无毁。盛弘之以为樊重之母畏雷室，盖传疑之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相对夹隧道，虽处蛮荒，全无破毁，作制甚工，信为妙矣，世人因谓之为石虎山。其水西南流迳湖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国也。
隆山的诸葛之故乡坐标确定，是不是就可以诠释清楚"躬耕于南阳"呢？诠释清楚刘弘将军是在南阳城祭拜先哲呢？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辩证、论证解决。
王隐的隆中和《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是同一个地方吗？这里我们要研究两个"隆中"的根源及由来。
王隐的隆中:
史源来自李兴撰书的《诸葛故宅铭》，它记述了刘弘将军奉天子之命，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一次祭拜先哲孔明的祭祀活动。王隐《蜀记》录存了这一篇祭文，并为这一篇祭文做了序。而在这个"序"里，王隐把诸葛之故乡、诸葛故宅归属并命名隆中（地区）。
王隐作为一个博学者、史学家，他对祭文里的"于沔之阳"能够理解吗？这个"山南水北"为阳的基本地理常识，我们应当相信没有人会质疑王隐的智商和博学，这个方向坐标就是在于沔之阳、隆山以北的南阳。
而当时这个南阳国（郡）有多大？居义阳郡（新野县）以北，南乡郡以东、治所南阳城。 晋（265年—420年）南阳有两种含义:一是南阳国～辖宛等14县，范围比今南阳小得多。今天的唐河、桐柏、新野、邓州、官庄工区等属义阳郡，如"邓艾，义阳棘阳（今新野东北）人"；今天的淅川、西峡、内乡等属南乡郡。二是南阳城～如习凿齿说的“乐宅戌，南阳城南九十里”。
也有人问:时襄阳之汉水以北，于沔之阳的地理面积那么大，即使隆山为坐标周边的地域面积也不小，为什么就一定是南阳城卧龙岗隆中呢？
这个探讨可以逆向推理:纵观东汉南阳郡辖37县，自古至今流传下来与卧龙岗隆中"躬耕地"或"诸葛庐"有所属纠纷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卧龙岗隆中作为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躬耕地，有其深厚的渊源及世代相传或记载。
从另一方面说，刘弘将军、李兴对这一篇祭文是严格审慎的，这不仅是祭文的严肃性，而是作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者，一个文采飞扬的李兴，绝不会在这一篇祭文犯下"错误"，在"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地理坐标上表达混乱，在地理方向上出现差错。故把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拿到汉江以南来解释《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是行不通的。
王隐《蜀记》的隆中，必定与《诸葛故宅铭》记载的地理，保持地理方位及地理坐标的一致性。王隐隆中是对刘弘将军的"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的延伸肯定，而不是否定。
故拿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去"解释"沔之阴"号曰隆中"也是行不通的，它们是汉水以北与汉水以南的两个对立地理坐标。
《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 其史源名字出现在诸葛武侯卒后160年以后（或更久远），在王隐以后约80年才出现（真实时间或更久远），它的地理坐标"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居沔之阴～汉水以南。从"号曰"而置名的寓意上辨析，其置名之前已经有一个不同地理坐标的隆中存在，这个隆中就是王隐的于沔之阳隆中。故从情理演绎推理:沔之阴"号曰隆中"，是借以王隐沔之阳隆中而置名的，故以"号曰"而出世。
而把沔之阴"号曰隆中"解释成王隐沔之阳隆中的，这是逆反《诸葛故宅铭》原文的地理坐标记载的，也是对史学家王隐、军事家刘弘、博学多才李兴的智商及学识的严重质疑，故该"论述"也无法成立。
刘弘将军之故里～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的生平简介:
李兴所撰书的刘弘将军祭拜先哲诸葛孔明的《诸葛故宅铭》这一篇碑文是诸葛亮死后70年写的。诸葛亮的草庐由于年长日久无人居住和维修，早已颓垣断壁。因此，刘弘、李兴等人来到隆中时，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故墟”而已。此事发生在晋永兴年间，当时，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驻节宛城，李兴是刘的参军。他们是在沔北南阳某地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以上是濉溪县人民政府官网对刘弘将军祭祀孔明的第三方认证，独立于南阳认知和襄阳认知之外。
所以，王隐沔之阳隆中并不是《汉晋春秋》里的"号曰隆中"，二者具有地理坐标是北南对立～沔之阳与沔之阴地标对立，它们互不所属，这就是后世记载"两个隆中"的史源来历。
我们对《水经注》里所采集的关于"隆中"的史料辨析。
《水经注》作为北魏人郦道元的河道水系地理著述，他对河道水系地理记载的准确度应当高于他对人文风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记载的准确度。《水经注》的历史故事、人文风情、神话传说的文献资料来源何处？无从考究。但作为一个北魏官员，在南北对立的情况下，他无从以行动调查他国的山川河流或求证当地的人文、历史、传说，因为北魏之南界在宛洛之间（鲁阳是北魏的南部边界），宛城不是北魏，郦道元更是没有去过南方及襄阳。基于这个缘故，对《水经注》的人文、历史、传说等当审慎并论证使用。
案《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又案王象之《舆地纪胜》曰:"邓城西七里独乐山"居汉水以北，郦道元"乐山"居汉水以南。襄阳汉水两岸有两个"乐山"，让人们诧异。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郦道元及其《水经注》: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今涿州）人。郦范之子。故里在今涿州市东道园村。郦道元于太和十八年（494）步入仕途，不久承袭其父爵位，为永宁伯。后任太傅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
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着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
案朝廷下诏鲁阳太守郦道元说：“鲁阳原本是南部边境的地区，没有设立过学校。现在可以在那里设立学校，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
这是鲁阳作为北魏南部边界记述～故郦道元的史源资料很可能来自帝都洛阳或长安所遗存。
据以上史料分析:郦道元与李兴的《诸葛故宅铭》间隔时间有两百多年，与王隐《蜀记》间隔两百年，与《汉晋春秋》间隔时间有约一百一十年，与诸葛武侯躬耕南阳时间隔约三百多年。郦道元的史料来源很清楚，他采集了诸葛亮出师表奏章，采集了《汉晋春秋》的"号曰隆中"论述，采集了王隐为《诸葛孔明铭》做的序，又采集了"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的相关襄阳文献记载。
但郦道元的在史料采集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把诸葛亮本人说的"三顾茅庐"表达为沔之阴"号曰隆中"和"此宅"，而诸葛亮自谓"躬耕于南阳"、"居草庐"、"三顾茅庐"、"躬耕于南阳之亩"……是被当事人主证认定于沔之阳的同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郦道元的"隆中说"这个论述"成立"，那么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历史主证就不成立；包括众多史著、文献相关的边界记载亦被否定，习凿齿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因之"亦被否定。如果郦道元的这个论述"成立"，不仅王隐的沔之阳隆中，包括刘弘和李兴所撰书的祭文里地理方位和地理坐标也将被否定。
所以凭此辨析、论证后得出结论:《水经注》里所采集、录存的这一条史传记载是无法成为证明襄阳古隆中为"故居"、"躬耕地"、"三顾茅庐"的历史佐证的。
换另一种思路论证，即或"襄阳有孔明故宅"的论述确凿无疑，也是无法否定或推翻诸葛亮本人说"躬耕于南阳"的历史原证。
而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曲解成"躬耕于襄阳之号曰隆中"的结论，无疑是对"号曰隆中"自身的本原否定，是对"襄阳地理"边界的否定，因为"号曰隆中"自古以来就不是属于时南阳邓县县境或义阳郡之邓县。
综合剖析:对于历史史源记载及历史真相的辨析上，要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辩证。如果把"是"曲解成"不是"，或者把"不是"扭曲成为"是"，这就制造出历史记载论述，在辩证论证思维里混乱及其相互对立的矛盾存在，而不是符合历史情理演绎推理中的一致性或合理性。
而在对待史源史证的使用上，历史人物的主证是第一要素，如果不是存在"被颠覆的根本性"的原则错误，历史人物的主证是任何"旁证"所不能推翻及否定的。而历史旁证，只能作为辅助、保持对历史主证的一致性，因为历史主证有客观事实存在的不可逆性——其在没有历史主证的论证中，才显现历史旁证的重要性，而选择辨析可靠性的旁证，这是论证的首要。
故在南襄两地"躬耕地"纠纷里，习凿齿本人说的"襄阳有孔明故宅"，无法代替诸葛亮自谓的"躬耕于南阳"，这或是诸葛孔明成长过程的人生两个阶段，它们具备历史情理演绎推理的一致性。但如果把这两个论述放在一个篮子里，归属于同一个地方，就会造成历史史源本原记载的对立矛盾性，是以制造出了千古学术争议，亦造就了众多奇葩"学术"论述。
基于这一点，希望全国各地研究"躬耕地"的老师们都应当看得到:没有经过辩证法思维辩证、论证后的"史证"，不具备采用作为绝对史证依据或可靠基础史证使用，因为这些"史料"要经过考究，验证它们真实性、合理性及可靠性。
张传玺们在把"于沔之阳"及"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些史源都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你们依凭什么史证来决断历史课题呢？
张传玺们在把王隐沔之阳隆中与刘弘将军的的"登隆山以远望"之隆山都没有搞明白的情况下，你们如何印证王隐沔之阳隆中与《汉晋春秋》之沔之阴"号曰隆中"来匹配呢？
张传玺们靠累积史料而不加以辩证、论证、印证史料，显然已经走向"臆想"及独断学术课题的主观立场。
《水经注》里的人文记载、神话传说等，亦局限于资料而累积，诚然其相关论述是文献录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史源本原记载。张传玺们了解这些吗？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地理书籍，间隔诸葛亮躬耕南阳之时三百多年，而《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地理归属尚存在与前四史历史地理边界论述的矛盾性，三百多年后的《水经注》仅限于北魏当时地理名称传承记载而已。】
1.诸葛亮为什么会隐居襄阳？
诸葛亮到襄阳和此后隐居于襄阳，是和他少年时代随叔父诸葛玄所过的漂泊生活分不开的。《三国志》本传：“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那么诸葛玄为什么奔来襄阳呢？他与“刘表有旧”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此外，当时襄阳地区的社会比较安定，生活条件较好，士人学者来此避难的很多，这也是诸葛玄奔来襄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案评张传玺先生们首先了解清楚:有多少士人归于刘表？有多少士人归于曹操？有多少士人归于袁绍？有多少士人归于袁术？有多少士人归于孙权？以"当时襄阳地区的社会比较安定"，来推定诸葛亮一定在"襄阳"，你这些"推定"让除却刘表之外的士人情何以堪呢？刘表手下有多少士人？历史记载已经相当清楚。
解密诸葛玄之死，"玄卒于西城"是不是历史真相？
《三国志》云:玄卒，亮躬耕垄亩。
陈寿亦云:亮"躬耕于野"。
诸葛亮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玄卒于哪里？一直以来被历史爱好者们争议，历史研究的学者们，亦"自说自话"无定论。
解密诸葛玄之死，还原历史真相，解密历史悬疑课题。
《三国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迭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刘表有旧，往依之。
案评: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得出，诸葛玄叔侄是豫章上任期间遭遇变故，准备"往依刘表"。
诸葛玄被朱皓带兵攻打，退于西城，准备"往依之"，但遭遇暴民所杀。
我们看看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的历史背景:
历史纪事
关东联兵讨伐董卓
190年
初平元年（190）正月，一些关东（古函谷关以东地区，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诸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北方，推渤海郡（今河北南皮东北）太守袁绍为盟主。董卓进京后任命的冀州（今河北临漳西南）牧韩馥、兖州（今山东金乡西北）刺史刘岱、豫州（今安徽毫县）刺史孔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张邈等都于此时参加讨卓。诸州郡牧守各拥兵数万，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今河南武徙西南）太守王匡屯于河内；韩馥屯于邺城；孔伷屯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刘岱、张邈、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桥琩，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太守袁遗、济北（今山东长清东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等屯于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南方，长沙太守孙坚也起兵北上，和后将军袁术在鲁阳结盟讨董。
董卓迁都长安
190年
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见关东军气势甚盛，对洛阳形成威胁，又董卓女婿牛辅以兵三万征讨伐河东白波军大败，担心两方连络决定迁都长安，杨彪、黄琬一再劝阻，被董卓在二月初五日乙亥以因灾异免去黄琬、杨彪等的职务，伍琼、周毖仍认为不能迁都，董卓便在初十日庚辰，以向敌通讯而杀死了当初举荐袁绍、刘岱等升官的周毖与伍琼等。但董卓又后悔杀死了二人，便重新任用黄琬、杨彪。迁都之前，董卓派李儒鸩杀了废帝弘农王刘辩，又与众臣议论要发大军对抗关东诸侯军，但被郑泰劝阻，董卓派刘表任荆州刺史，派公孙度任辽东太守，以此来牵制反董势力。董卓又胁迫献帝迁都长安，又驱迫洛阳百姓数百万口同行。途中百姓遭军队抄掠践踏，加以饥饿劳累，死者不计其数。董卓又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官府、民房等全部烧毁，方圆二百里化成一片灰烬。董卓本人屯兵洛阳，与关东军相对抗。至长安后，又因袁绍带头反对自己，大杀袁氏，自袁绍叔父太傅袁隗以下，袁氏死者五十余人。
董卓征招皇甫嵩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为防后院起火，征京兆尹盖勋为议郎，皇甫嵩当时统兵三万驻扎在扶风郡，盖勋秘密与皇甫嵩商议讨伐董卓。但董卓同时也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想寻找机会将他杀掉。皇甫嵩应召将行，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迎接前来的汉献帝并奉其命讨伐董卓，联结关东诸将，消灭董卓势力。皇甫嵩不听，盖勋因自己兵弱不能独立，也回到雒阳。皇甫嵩一到，主管官员便秉承董卓之意，上奏朝廷，将他交付审判，想把他杀掉。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交情，从长安跑到雒阳，投奔董卓。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皇甫坚寿抢步向前，与他辩理，且责以大义，叩头落泪。在座的宾客深受感动，纷纷替皇甫嵩求情。董卓这才离席而起，拉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并派人释放皇甫嵩，任命他为议郎。后又升任御史中丞。
曹操兵败荥阳
190年
初平元年（190）初，曹操率军参加关东军讨卓，驻于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曹操见诸军皆畏敌逗遛不进，乃率领五千余人和鲍信、鲍韬以及张邈部将卫兹等部大约二三万人进兵，准备进据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部将徐荣遭遇。双方激战一天，曹操等人大败，曹操身中流矢，乘马被伤。曹操从弟曹洪将战马让与曹操，乘夜逃回酸枣，鲍信负伤，鲍韬、卫兹等人战死，部众损失大半撤兵离去。（参见汴水之战）。曹操见关东诸军十余万人，日置酒高会，不思进取，便建议诸军占据要隘，然后分兵袭扰关中。诸将不听。曹操乃与部将夏侯惇扬州（今安徽寿阳）募兵，得千余人，再度北上，屯于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南。
王匡兵败小平津
190年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由于董卓专政，控制汉帝，时任河内太守的王匡与各地的群雄（大多是关东地区）以讨伐董卓为名义起兵。王匡与袁绍在河内郡驻扎军队，接着群雄互相结为联盟，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后来，王匡派从事韩浩率领兵马，于孟津（离当今河南省孟县西南方三十五里一带，隶属于河内郡河阳县）驻守，并且派遣“泰山兵”到河阳津驻守。不过，由于董卓虚张声势，使王匡军误认敌方会从平阴县（为今河南省孟津县东方，隶属于司隶河南尹）渡河，而死守河岸。使得董卓得以用精锐部队经小平津渡河到其后方袭击，最后王匡军几乎全灭。王匡在得知自己的军队被全灭后，返乡招募兵马。没多久，获得数千名强悍又勇猛的兵卒。
孙坚北上讨董
190年
初平元年，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由长沙北上，杀了拖延讨董的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后，跋涉千里到达鲁阳，与后将军袁术相见。袁术选择和孙坚结盟，又上表推荐他为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而袁术得以南下占据南阳郡，给孙坚提供粮草补给，被刘表上表推荐为南阳太守。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冬，孙坚派长史公仇称带兵去催促军粮，为此，他在鲁阳城东门外集合官属，设帐饮酒，给公仇称送行。董卓听说孙坚起兵，派数万步骑赴鲁阳迎战。孙坚正和部属饮酒谈笑，胡轸的先遣骑兵突然出现。孙坚命令部队整顿阵容，不得妄动，自己则饮酒谈笑自若。敌人的骑兵越来越多，孙坚这才慢提起身离开席位，引导将士们有条不紊地进入城内。孙坚对部将们说：“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胡轸见孙坚兵马整齐、纪律严明，斗志旺盛，不敢攻城，撤兵离去（参见鲁阳之战）。
董卓改铸货币
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废坏通行已久的汉五铢钱，改铸小钱流通，于是，洛阳、长安等地的铜人、铜货、铜钟等皆被毁坏用来铸钱。董卓改币造成了币制紊乱，从此以后，“钱货不行”，实物交换盛行。但钱币不行的真正原因在于战乱引起的商业城市经济的衰颓和自然经济的发达。
太尉黄琬驳迁都长安之议
初平元年（190）二月，太尉黄琬因反对董卓迁都长安，被免官。黄琬（140—192），字子琰，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北）人，黄琼之孙，与祖父黄琼同为东汉名臣。少以聪慧知名，后任五官中郎将。因党锢之祸，禁锢二十年之久。灵帝光和（178—184）末，征拜议郎，后历任青州刺史、侍中、右扶风、将作大匠、少府、太仆、豫州牧等官。黄琬在豫州（今安徽毫县）牧任内，政绩为天下之最，得封关内侯。董卓专制朝政，以黄琬名臣，征为司徒，后迁太尉。董卓谋义迁都，黄琬切谏不可，冒死驳董卓之议，董卓因黄琬名族，不敢加害。后拜光禄大夫，又为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共谋诛杀董卓。初平三年，董卓部将李傕等攻破长安，黄琬下狱死。
司徒杨彪被免
初平元（190）二月，司徒杨彪免官。杨彪（141—225），字文先，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名臣杨震四世孙，亦为东汉名臣。少受家学，以孝廉起家，历任议郎、侍中、京兆尹、五官中郎将、颍川太守、南阳太守、少府、太仆、卫尉等职。灵帝光和（178—184）年间，宦官王甫使门生贪污官财物七千余万。杨彪不畏权势，告发其事，王甫因此被诛，天下人心大快。中平六年（189），杨彪除授司徒。初平元年，董卓大会公卿，议迁都长安之事，杨彪切言不可。于是，董卓以灾异为名奏名杨彪。后复任光禄大夫、大鸿胪等官。兴平元年（194），除太尉、录尚书事，随献帝还都洛阳，历尽艰难。汉建安元年（196），曹操迁都于许，专制朝政，诬杨彪欲图废立之事。杨彪被收下狱。后经名士孔融营救出狱。魏黄初六年（225），杨彪病卒于家，在东汉四世显赫的弘农杨氏至此而终。
袁术据南阳
初平元年（190），后将军袁术为躲避董卓之害，遂逃出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暂栖身于鲁阳。不久，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和袁术结盟讨董。于是，袁术得以占据南阳。荆州牧刘表上疏表请袁术为南阳太守。南阳为当时大郡，有户口数百万，袁术遂以此为据点，称霸一方。
刘表据荆州
初平元年（190），荆州（今湖南常德东北）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董卓假以朝廷任命北军中侯刘表为荆州刺史，想以此牵制孙坚北上。时江南宗越大盛之时，刘表到任，从南郡（今湖北江陵）人蒯越之议，以利诱斩宗越帅十五人，悉并其众，然后晓谕郡县，招降宗越。宗越畏其威，皆举兵降，江南悉平。又改以襄阳（今湖北襄樊）为州治，遂得据荆州。荆州所辖“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刘表成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州牧。
公孙度割据辽东
初平元年（190），董卓想牵制渤海太守袁绍，徐荣推荐同乡公孙度做了辽东太守。中原陷于战乱，辽东（今辽宁辽阳）太守公孙度认为汉室即将败亡，乃自称辽东侯、并州牧，行籍田，郊祀天地等天子之礼，又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自置太守，割据辽东。公孙度是辽东人。190年出任辽东太守。勇猛好杀，在郡中杀豪族百余家，又东击高句丽，西攻乌桓，威行辽东沿海一带。自称辽东侯后，后来曹操曾表其为武威将军，封宁乡侯。公孙度将印绶置于武库，说：“我王辽东，何永宁也”。遂世代割据辽东。
从以上历史记载上辨析:
孙坚与袁术结盟在鲁阳，荆州牧刘表上疏表袁术为南阳太守——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牧刘表已经悉数归化了荆州七郡。
诸葛玄叔侄避难荆州，其初平元年的居所在平山脚下。《叶县县志》和平顶山博物馆记载及郏县诸葛亮留侯庙汉古碑发掘:诸葛玄叔侄栖居平山脚下老宅，并在其附近活动——老宅附近有祖坟。
诸葛玄叔侄栖居平山脚下，时袁术"暂栖身于鲁阳"，属于动荡不定之所或其境地亦朝不保夕，其与诸葛玄没有任何关系。
诸葛玄叔侄与袁术见面地点只有"袁术在南阳"——恰荆州牧刘表任命袁术为南阳太守，此时袁术势力及权力巅峰，背有荆州牧刘表苟且之共存，诸葛玄选择强势袁术依附并为其属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诸葛玄为袁术幕僚跟随袁术，才有建安初前夕，被袁术署豫章太守的机会。
从以上历史记载背景辨析印证:诸葛玄被袁术署官豫章太守后才离开袁术，回南阳带上两个侄子自南阳出发，去豫章上任。陈寿记载:袁术署诸葛玄豫章太守，《献帝春秋》记载:刘表疏诸葛玄豫章太守——这两个记载折射出诸葛玄叔侄去豫章的行走路线。
为什么诸葛玄不可能从琅琊阳都出发去豫章上任呢？
诸葛玄叔侄于如果于琅琊阳都出发，与袁术就不存在什么瓜葛及联系了，更无从谈及袁术"署"诸葛玄叔侄以官职，因为诸葛玄只有为袁术属官，才有被袁术署豫章太守的可能性；诸葛玄如果自琅琊阳都出发，得见袁术"署官"后，诸葛玄就不会再过路襄阳得见刘表，又被刘表疏"豫章太守"的可能性了——所以，初平元年，诸葛玄叔侄的老宅在平山。初平元年，袁术盘踞南阳，诸葛玄投奔袁术为其属官，自此跟随当时强势的袁术。
关键词:
袁术避祸鲁阳，与孙坚结盟鲁阳。
刘表疏袁术为南阳太守，亦求得荆州七郡归化并苟且与袁术共存，袁术盘踞南阳宛城。
孙坚于初平元年190年拿下南阳郡治，刘表举荐袁术为南阳太守当在孙坚拿下宛城之后——袁术盘踞南阳，独霸一方。
袁术"署"官诸葛玄叔侄，自当是诸葛玄为袁术幕僚跟随袁术，才有这个机会。
诸葛玄来南阳郡治宛城求见袁术为其属官，诸葛玄叔侄自当在宛城逗留有其住所。
诸葛玄请求袁术署豫章太守之际，于建安初公元196年前夕，时袁术颓废落败之际。值豫章太守周术195病卒，太守虚位，故借此请职之由，脱离袁术身边。
但《献帝春秋》有记载:"刘表举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说明诸葛叔侄与刘表见过面。但这些与陈寿记载"袁术举荐诸葛玄豫章太守"有矛盾吗？我认为没有。
诸葛玄叔侄被南阳太守袁术署"官"，过路荆州得见刘表，亦请求刘表为其疏豫章太守，实为自己寻找未来"靠山"（196年，刘表已经荡平荆州境内逆反，荆州带甲十万，势力庞大。）——故袁术为诸葛玄叔侄署"官"，亦有刘表举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的论述，其实是一码事。以上面分析推定，折射诸葛玄行走路线:诸葛玄叔侄是自南阳至襄阳，述职路途是过路襄阳得见刘表。
案陈寿《三国志》云:"会汉城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刘表有旧，往依之"。陈寿记载了诸葛玄被朱皓代替（豫章太守），诸葛玄叔欲侄回头去荆州刘表处——但陈寿没有记载诸葛玄叔侄达到襄阳，诸葛玄在襄阳的"历史记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诸葛玄被朱皓带兵攻打，退守西城，是以"往依之"为路途之中，于西城遭遇暴民所杀。
陈寿云:"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
案评:"梁甫吟"显然是建安二年诸葛玄卒，一个豫章太守虚位，形如"一桃杀三士"，给诸葛亮所造成了少年心理阴影——故诸葛亮好为"梁甫吟"，疏解豫章遭遇之悲情。
陈寿又曰:诸葛亮"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案评:陈寿描述了诸葛亮的人际关系环境及生存环境，对诸葛亮友善的只有崔州平、徐庶二人。而所谓的诸葛亮在襄阳的"亲朋好友圈"，襄阳的所谓土著良师益友，是不是被刻意造谎的一些空话呢？
案《魏略》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公元196年）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回。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按裴松之之注解:言诸葛亮"终不向北（委质魏氏）"，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裴松之之注，有悖逆于《魏略》记载孟公威"思乡里"之描述。
而诸葛亮以"遨游"论述他们与襄阳的"关系"，诚然，游学荆州，而襄阳非诸葛亮及朋友们的久居之地，他们亦非襄阳久住之民。诸葛玄及亮弟诸葛均，亦不在襄阳，显然他们于襄阳无有什么"大宅"、"故宅"可言。而诸葛均娶南阳林氏之女，次年得子，被山东诸葛氏族谱所记载，亦折射出诸葛玄叔侄早已在南阳的一些印迹。
按《魏略》和《献帝春秋》记载，诸葛玄叔侄没有达到"往依刘表"的结果，而于建安初（公元196年），15岁的诸葛亮亦孤身漂流在荆州襄阳的游学当中，这也是诸葛玄去豫章上任的前夕。
案《献帝春秋》云:（建安）初（公元196年），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公元195年），刘表上疏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于繇。
案评:从《献帝春秋》辨析，南阳袁术离开南阳的时间不是孙坚死于岘山的公元193年，而是建安初公元196年张济攻打穰县——张济死，刘表劝张绣归化，使张绣收复及驻防宛城的时间是公元196年春。故公元195年，豫章太守周术病死时（太守虚位期），袁术势力亦在南阳未撤出。诸葛玄先见于袁术，后见于刘表——而袁术和刘表为诸葛玄做了同一个事情:举荐其为豫章太守。公元193年孙坚攻打襄阳刘表，给刘表造成重大创伤，是以孙坚死后，袁术与刘表各自防备，相安无事。袁术于公元197年在寿春称帝，可以推定:张济于196年攻打穰县之后，袁术势力才放弃南阳宛城，而张绣于公元196年春才驻守宛城。
那么，诸葛玄于196年之前的这几年时间里，究竟在东汉南阳郡的哪里？做什么？无有明显记载:诸葛玄为南阳太守袁术属官，这是其叔侄在南阳郡治宛城的历史痕迹，而叶县平山脚下亦有其痕迹（郏县亦有文物发掘）。
这几年诸葛玄会不会在刘表处呢？玄素与刘表有旧，刘表怎么不会安排在其手下做事呢？不合情理啊！假如诸葛玄叔侄居住在刘表州府襄阳，诸葛玄又怎么能够去请求刘表的死敌袁术请求"署官"呢？
陈寿记载的"诸葛玄被袁术举荐"这一件事情上辨析，诸葛玄于公元196前是不曾依附刘表，并居住于襄阳的。对于这个问题，《魏略》的记载诸葛亮建安初"遨游"襄阳亦是明证。所以，从《三国志》和《魏略》及诸葛亮本人的话语上辨析，诸葛玄叔侄在襄阳不曾有住所。
诸葛玄叔侄于公元196年（建安初邻月）去豫章上任，建安二年"卒于西城"（《献帝春秋》）。而建安初诸葛亮及其几个北方朋友在荆州（襄阳）游学，也只能把诸葛亮"游学"的记载，推定在诸葛玄豫章上任之前——因为"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自此诸葛亮的人生被改变。从诸葛亮好为"梁甫吟"这个心理行为上分析，亦在"玄卒"及其"躬耕陇亩"之后。
至于诸葛亮所交往的几个朋友，三国史记载:汝南人孟公威、博陵崔州平、颍川人徐庶元直、石广元等，没有一个是襄阳本地土著朋友人记载。而对于这一记载上辨析，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三国志》，或是《魏略》记载亦相同。从"亮在荆州……俱游学"看来，他们相识于叶县、南阳、或襄阳或荆州游离的路途之中，结伴而行——而在襄阳游学之际，他们已经非常精熟，这一点非常明确。
从诸葛玄叔侄"避难荆州"，证明荆州必有其居所；又袁术为南阳太守，郡治宛城地理坐标，又袁术举荐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这几件事情辨析:公元190年至公元196年，袁术在南阳称霸一方，这也是当时袁术的势力范围。诸葛玄叔侄能够得到袁术署官及豫章太守之职，亦说明诸葛玄为其属官于袁术精熟，诸葛玄叔侄对南阳郡治宛城地理环境亦精熟——诸葛玄跟随袁术于宛城逗留或暂居，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值公元195年豫章太守周术病卒，诸葛玄得知消息并请求袁术署官，亦袁术在南阳势力消退之际，不排除诸葛玄被署官后回头南阳并带上两个侄子离开。
诸葛玄被袁术署豫章太守，于196年前夕过襄阳时又得以刘表举荐——南阳，亦是诸葛亮游学荆州（襄阳）的最佳出发地及诸葛玄去豫章上任的出发地。
而如果把诸葛玄叔侄放置在襄阳"居住"的可能性上辨析，似乎陈寿认定的"袁术举荐诸葛玄"又成了"多次一举"，又无法合乎情理:诸葛玄既然依附襄阳刘表（有旧），何必又有求于袁术署官呢？故诸葛玄求见并依附于袁术，当在其初平元年盘踞南阳之际，时诸葛玄叔侄暂居南阳郡治宛城成为一种必然，并有其住所或官邸。
而"玄卒于西城"，成了一个历史真实的可能存在——诸葛玄退于西城，是准备回头"往依刘表"，但被暴民所杀。诸葛亮兄弟躲过此劫后，回到平山脚下的老宅——所谓叶县之诸葛坟墟，或可能有诸葛玄之"衣冠冢"。
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亦诸葛玄"豫章太守"赴任，又"卒于西城"后，给诸葛亮本人造成的心灵创伤。"豫章太守"，诚然是"一桃杀三士"之桃子，亮与弟均又险于丧命。
案《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案评:诸葛亮以建安初"遨游襄阳"来论述自己同襄阳的关系，何来之"亮家"呢？
既然襄阳之"亮家是大宅"，何来诸葛亮本人认定的"居草庐"、"卑鄙"及"躬耕于南阳"、"仆躬耕于南阳之亩"的布衣生活呢？
亮在荆州（襄阳）"俱游学"，宛城是诸葛玄叔侄最佳居住地。是以诸葛玄能够初为为袁术属官，后有被署豫章太守；南阳有其叔侄住所，诸葛亮又方便去襄阳游学——南阳郡治宛城亦诸葛玄叔侄豫章赴任之出发地，若不然又"刘表疏诸葛玄豫章太守"就不可能发生。】
刘表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始任荆州刺史的，加州牧。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州的治所原在武陵郡汉寿县（今湖南汉寿北）,可是由于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他未去汉寿，而“徒治襄阳”③，而且他从那时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病死的18年间，一直坐镇襄阳。关于他治荆州的情况，史书多所赞誉。如《后汉书》本传：表“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治，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充、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又《赵歧传》引歧谓卫将军董承曰：“今海内分崩，惟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当然这不是说荆州到处都是如此，南阳郡的中北部，尤其是宛县一带，就一直处于混战之中。但南阳郡南部及南郡一带，尤其是襄阳地区，是相当安定的。诸葛玄约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任豫章太守，次年为皓所败，携诸葛亮姐弟逃来襄阳，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诸葛玄不久去世，诸葛亮与姐弟等就流落在襄阳，以后安居于隆中。此时他只是十六七岁。
【案评:张传玺先生把宛城一带以"混战"为托词，以不见三国史记载的诸葛亮"姐姐"说辞，显然是骑驴看唱本，拿出来习凿齿的论述，当成了唯一绝对史证来使用。
宛城"混战"说是襄阳说者的一惯说辞，宛城"混战"是不是宛城周边就没有了种地百姓？这一种认知似乎脑洞太大。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术盘踞南阳，孙坚征伐刘表发生在公元192年，战场在襄阳。
张传玺先生把"诸葛玄约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任豫章太守，次年为皓所败……"的记载从哪里来？
公元195年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建安初诸葛亮"游学荆州"遨游襄阳——诸葛玄准备豫章上任前夕，而次年诸葛玄卒。关于南阳宛城周边战事，张传玺先生没有拿出来史证论述，一句话"混战"论断结果，南阳宛城东汉末年的情况果真如此吗？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术盘踞南阳，独霸一方。袁术的战场在新乡、徐州、衮州一带用兵，南阳是袁术的大本营及补给基地。
有史记载张绣于建安初196年春驻防宛城，建安196年前，宛城周边无战事。】
2.诸葛亮为什么未去南阳（宛）?
诸葛亮之所以未去南阳（宛）隐居，是因为当时诸葛玄未去南阳（宛）。诸葛玄未去南阳（宛）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袁术不在南阳（宛）。持“诸葛亮隐居南阳（宛）”点的同志认为，诸葛玄曾是袁术的部属，他离开豫章后投奔到南阳（宛）去了；并推论他把包括诸葛亮在内的家庭安置在南阳（宛）后，又只身往襄阳，依刘表。如《诸葛亮受“三顾”处答或人问）一文就说：“如果诸葛亮躬耕在隆中，《出师表》中为何不写作'躬耕于襄阳'呢？何况诸葛玄在袁“”术部下任职，南阳是袁术地盘，襄阳是袁术敌境。原住南阳，后依刘表，家在南阳，人到襄阳，并不矛盾。”①既有此种观点，因之我们考察一下诸葛玄离开豫章时，袁术在哪里是非常必要的。
据（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公元189年，“董卓将欲废立，以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这是袁术占据宛及其附近的开始，时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此后，他为了向南扩展，与刘表不断进行战争。初平二年，孙坚为刘表部将黄祖射杀，“术由是不能胜表”，转而向北发展。初平四年，他放并南阳（宛）,“引军人陈留，屯封丘（今属河南）”③。为曹操所败，向东南退至雍丘（今杞县）,再向东南退至九江郡阴陵（今安徽风阳南）,后赶走扬州刺史陈瑀，占据寿春（今属安徽）。他以惠衢为扬州刺史，自称徐州伯。时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也就是诸葛玄逃离豫章的前一年。此后，袁术长驻寿春，并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在寿春称帝。九月，曹操来攻，袁术大败，“术由是遂衰”①。建安四年，袁术处境日迫，放弃寿春，逃至庐江郡。以后又欲北投袁绍，为曹操截击，复欲还走寿春，行至路上，“呕血斗余而死”②。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不管诸葛玄曾与袁术有过什么旧的关系，他不可能到南阳（宛）去投奔袁术。因为诸葛玄离开豫章时，袁术早已不在南阳（宛）,而是在寿春，此两地相距有千里之遥。
【案评:诸葛玄之死是一个历史悬疑课题，陈寿记载并没有指明"玄卒"之地。关于诸葛玄之死，裴松之亦引用了《献帝春秋》的论述，即"玄卒于西城"，"往依刘表"而未果。《魏略》记载:建安初诸葛亮尚在"游学荆州"，遨游襄阳——诚然，建安初公元196年诸葛亮遨游襄阳之时，诸葛玄叔侄不在襄阳居住。
诸葛亮好为《梁甫吟》，诚然是诸葛玄197年卒于西城之后，给诸葛亮造成的心灵伤害，"一桃杀三士"形如豫章太守之职，使得朱皓带兵争夺，而诸葛玄魂归西城，诸葛亮兄弟险于丧命。
叶县县志及平顶山博物馆古碑记载，及郏县发掘诸葛亮撰书古碑记载，平山有诸葛祖坟及博望有诸葛氏繁衍生息印迹看来，诸葛玄叔侄老宅于平山及其周边活动印迹明显。】
其二，南阳（宛）一带是军阀争夺剧烈、战火不断燃烧的地区。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袁术离开南阳（宛）北上后，南阳(宛）就成了各家军阀争夺之地。
【案评:袁术离开南阳，不代表南阳被袁术之外的其他势力占据。如果有，怎么不见了相关历史记载？张济攻打穰县，济死，刘表招降张绣使其驻防宛城（或驱逐袁术遗留势力）发生在公元196年春。可见，张绣屯兵宛城之196春之前，不见张传玺先生所言的"军阀争夺剧烈"之记载，显然这一种"认定"，是张传玺先生的主观臆断"噱头"而以。】
刘表的军队已推进到宛县城南。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董卓的余部张济自关中来奔，与刘表争夺此地。在进攻穰城（今邓县）时，为流矢射死。其侄张绣率众占据宛。
【案评:张济自关中来发生在阳历公元196年，刘表使张绣屯兵宛城发生在196年正月春。
张传玺先生显然为自己的主观臆断认定做粉饰，张济死，刘表劝降张绣，使其屯兵宛城——张传玺先生为何隐蔽这些记载呢？张传玺先生割裂刘表与张绣的关系，目的是割裂南阳郡与郡治宛城的关系，割裂南阳与刘表的关系。
既然"刘表的军队推进到宛县城南"，张传玺先生又认定袁术"北上"，宛城是谁据守呢？这个军阀是谁？】
次年正月，曹操来攻，张绣先降后叛，战争一直打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一月，张绣再降曹操，南阳（宛）始稍稍平定。南阳（宛）处于战争状态时，不仅无外地人到此处避难；相反地，本地有条件的人，也多纷纷南避襄阳。这是诸葛玄叔侄不来南阳（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案评:张绣在南阳，常常偷袭曹操许都后方，故曹操公元197年挥师征伐南阳张绣。曹操与张绣的在南阳宛城经典之战就是淯阳之战，以曹操损兵折将退走而结束。此后曹操与张绣互有攻伐，战场舞阴、章陵、湖阳、穰县。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绣奔穰，与刘表合。公之自舞阴还也（回许都），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
因"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曹操亲率军队又征伐南阳张绣……至淯阳白水而悲叹祭祀亡故亲人及士兵……后曹操攻打湖阳以泄愤，后退兵许都，再无征伐南阳——值袁绍大军自北方进逼，操引兵部署黄河以南，其屯兵官渡。南阳张绣听贾诩之言，率兵降操——操大喜:再无后顾之忧。张绣此次带兵归降曹操，证明曹操在南阳无有兵卒驻守。
张传玺先生对曹操与张绣、刘表之战，耸言其"战争一直打到建安四年"似乎从未间断之语，而张传玺先生忽略了此期间曹操在徐州方面的用兵，并取得战果。曹操在南阳用兵几次？什么地方？战事结果？历史记载基本非常清楚。
张绣随曹操参加官渡之战后，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刘表平息宛城以北西鄂城之战，证明宛城在公元201年之前已经被刘表收回并占据。】
3.诸葛亮青年时代的事迹都在襄阳。
诸葛亮青年时代住在襄阳，他的事迹当然也在襄阳。他的事迹很多，考察一下他的朋友与襄阳的关系一事，对我们的论题是有益的。
诸葛亮的朋友的籍贯并不一样，太体说来，可分两类。一为土著，以庞德公为最有名，其子山民为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的侄儿庞统（字士元）,还有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宜城人向朗都是名士。一为外来地客，如颖川（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司马(字德操）、徐庶（字元直）、石广元、博陵崔州平、汝南（治平舆，今属河南）孟公威等。（三国志·王条传》：条日：“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此言不虚。庞德公即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①
证明这些人之间都是在襄阳交往的事例很多。《襄阳记》日：“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典，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②孔明、德操到庞德公家一事当然是在襄阳；庞德公渡河沔祀先人墓须臾而回，当然也是在襄阳。《庞统传》还说庞统去见司马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由此事可见司马徽在襄阳也从事一些农桑生涯。大约这些避难襄阳的人士的生活方式与诸葛亮基本相同，都“躬耕陇亩”。还有一事，就是孟公威回乡的路线方向问题。（魏略）日：“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从地理位置看，汝南在南阳（宛）之正东，在襄阳的东北。如自南阳（宛）去汝南是东行。如自襄阳去汝南，先要北行至新野（今属河南）,绕过今之桐柏山脉，再东北行。由此看来，孟公威思乡欲北归，他当时是在襄阳，而非在南阳（宛）。从上面对三个问题的考察来看，说“诸葛亮隐居襄阳，未去南阳（宛）”，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案评:孟公威欲北回，相关记载指明诸葛亮一行游学荆州，实在襄阳——游学之地，是久居之地吗？张传玺先生脑逻辑也是醉人！
张传玺先生以习凿齿的《襄阳记》作为史源版本及绝对史证论述诸葛亮在荆州的关系，自然他推定出他想要的历史"结论"，而无论他的"结论"是多么偏颇，皆为一方之言。但所有三国史相关记载:诸葛亮所交往的"朋友圈"都是北方人，并无襄阳土著人。习凿齿本人所有论述，无有否定诸葛亮本人认定的躬耕于南阳，而张传玺先生们、谭其骧先生们、朱大渭先生们及所有的"襄阳论者"们，你们是如何推翻习凿齿本人的论述，并延伸致其"躬耕于襄阳"呢？
你们如何能够推翻历史当事人诸葛亮本人的主证认定呢？
你们以何能够推翻众多史著文献记载关于南阳郡和南郡、襄阳郡、义阳郡、南乡郡、邓县、鄾县、中庐县、襄阳县、山都县等等的地理坐标之记载呢？
"孟公威北回"的记载，是诸葛亮游学荆州至襄阳的论述，诸葛亮以"遨游襄阳"论述他们与襄阳的关系，诚然非久居之民，亦非当地庶民——襄阳非故乡。
而无论是"玄卒于西城"，或是诸葛玄"往依之"，或是诸葛亮"北行见备"（刘备三顾茅庐之前，与诸葛亮见过一面。但刘备忽略了诸葛亮并没有邀请其加入，以至于刘备后来方有"三顾"诸葛亮而得出。），或是习凿齿之"襄阳有孔明故宅"……都无从否定诸葛亮本人认定的躬耕于南阳——躬耕于南阳之亩，居草庐，其自认卑鄙的布衣躬耕生活。
而习凿齿本人相关论述，及与《汉晋春秋》之"号曰隆中"归属，其逆反前四史历史地理之矛盾，只能证明"号曰隆中"的这一个论条属于孤证存疑，而习凿齿本人其它论述，又有多少是真？多少为假？无有人能够说得明白？——但前四史及所有三国史，完全可以印证得非常清楚！】
张传玺 山东日照人，1927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国家教委全国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曾到我国台湾及日本、韩国、新加坡讲学。主要著作有《秦汉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史纲》《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剪伯赞传》等10余种，发表论文及有关云南傣族、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00余篇。
【结束语:
新年伊始，对张传玺先生的文章辨析，作为对"襄阳说"者朋友们送出的新年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