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 舟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以来，西方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悬浮的失重状态之中。一旦作为世人心灵枢结的那个象征消亡，人们的行事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分寸和准绳，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最高律法能禁止你做任何事，于是“一切皆有可能”，这既给了人极大的自由，但以往被禁止的恶行也随之横行，而更棘手的是，已经没人清楚什么才是正确的，似乎很多都对，又似乎都不对，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无数人的道德困扰。
上帝的隐退与反扑
所谓“虚无时代”，正是“上帝死了”的直接后果，因为至少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上帝是终极价值的显现，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归宿。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自从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时代以来，任何大规模社会都需要一个超自然主体来维系社会秩序、道德信念，并赋予每个人的生活以意义，但如今，这个神却死了。
虽然彼得·沃森是从19世纪晚期写起，但上帝不是“突然死亡”的，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这样的迹象就早已显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帝并非“死亡”，而是逐渐隐退，远离了世人的社会生活，有时则是被启蒙运动之后的世俗精神驱逐了。
早在近代初期，上帝的形象就越来越像一个钟表匠，他在完成对万物秩序的建构之后就休息了，此后任由它自行运转，不再干预。牛顿看似假定了上帝施加了“第一推动力”，但也同样暗示在那之后上帝已无所事事。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更强化了人们掌控外部环境的信心，宗教变得既不能有效指导现实生活，也未必有助于人们克服具体困难，渐渐的，先是巫术，然后是宗教，最后是上帝本身，都变得多余了。正如当年的一份社会调查表明的，“一旦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缓解，信仰就消失了。”
麻烦的是，在信仰消失之后，存在的不安全感又会以更大的势头反扑回来。既然上帝已死，那么如今再也没有神灵可以依靠，所有人都将不得不直面广漠无垠的宇宙，这本身就令人战栗。就像当年蛮族攻陷罗马之后，却又很快就想重建罗马帝国一样，现代人或迟或早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在上帝死后，如何找到一个新的神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毕竟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虚无实在无法忍受，而神是一种需要。这是“上帝的复仇”。
彼得·沃森在书中洋洋洒洒地列出无数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如何应对这一场全面的精神危机，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都隐含着相似的冲动，那就是填补上帝留下的空缺。由于这场危机是崭新的、直接的、根本的，人们相信文明生活处于深渊边缘，此时就格外需要召唤某种替代物作为应许的希望，因为就像荣格说的，“意义来自明白的确信……决定性问题是：人类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相联系？”
在一个世俗时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随着它们纷纷被祛魅，生活变得彻底非神圣化了；但也正因此，人们才想要将哲学、文学、艺术神圣化，试图把这些重塑为生活的超越性目的，毕竟人类又还是需要“某种无限的事物”。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1855年就说过：“艺术家仅仅发源于他自己……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他没有继承人。他是他自己的国王、他自己的牧师、他自己的上帝。”这番话是渎神的，但又是对宗教的效仿，因为这意味着艺术家将那种原先奉献给上帝的热情转而奉献给了艺术。实际上，马克斯·韦伯说学者应将学术视为“志业”（calling）也隐含着同样的冲动。
对那些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那确实不失为一条替代性的救赎之路，但它却无法解决所有人的精神危机。彼得·沃森也遗漏了一点：后来造成莫大灾难的世界大战，其实也是因为无数人转向拥抱了民族主义这个新的神灵，他们期望在共同体内实现自我，但空前的灾难却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陷入分裂冲突的人类难以重建整全的良好生活。这又更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曾经为之而战的信念，最终都无不遭到怀疑和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更糟，因为在纳粹那么深重的罪恶之中，当宗教信仰最被人需要的时候，它却没能提供拯救。
如果生活中没了什么超越性的神圣事物，它会变成什么样？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现象学认为，生活由无数不同的体察和经验、顿悟和洞见构成，完满性和整体性不能凭某些超验的片段获得，而更贴近辛勤的劳作和教育；普鲁斯特等人注重一种现代性体验：在没有了永恒之后，生活的快乐在瞬间、片段的“小事物”之中；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则相信，“如今已经没有值得过活的价值了”，唯一能治愈当代疾病的途径，是“欢欣鼓舞地接受生活”——这就像是一种强颜欢笑的“认命”，好比说“自由地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
对另一些人来说，要摆脱这种无目的的生活，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回归本源。这种理念在德语世界尤为盛行，战后以《无意义生活之痛苦》闻名的弗兰克尔就坚称，现代生活处于一种存在的真空之中，我们与自己的本能疏离，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传统。缺乏和谐是因为现代人已不能像以往那样融入无限的整体之中，现代的“自我”本身往往就是碎片化的。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方法本身就预设了自我分裂不和谐的现代人是病态的，用荣格的话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混乱和分裂的时代，一切都处于熔炉之中”，而他的治疗方法就是“复归大道”，通过自性化，“重建分裂人格各成分的统一”，那就是“原人”。
不过，这条道路或许可以诊断个体精神疾病，却恐怕难以重塑现代文明生活，因为那个“本源”极有可能是回不去的。卡夫卡甚至根本否认了整体性这种东西的存在，因为整体性本身也是一种解释、一种建构。在这方面，或许契诃夫说得对：上帝的缺席不会导致道德退化或道德真空，每个个体必须为自己找到答案。
在上帝之外生活
俄国思想家早就以预言家似的口吻说过，哲学应该“教会人们在不确定性中生活”。这种不确定性当然是上帝死后所带来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主义一度那么盛行，因为孤独的个体有史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而所能依靠的却只有自己。
这意味着，不安和忧虑的现代异端不得不面对现实，自己行动起来，因为除了为自己树立的目标之外，现代人的头顶之上已不存在任何事物。此时，个体发现自身是唯一的实在和安全的立足点，因为原罪的教条已经衰落，个人不再被视为“天生堕落”，“自我”取决于人们如何选择并行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常的实践性并不是一件小事。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那些年里暴得大名，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在上帝之外生活的新思路”，在一个失去了行事标尺的社会中，允许人们自由地行动：“你是自由，是选择本身，因此这就等于说，你就是创造。普遍道德的规则不能向你表明你应当做什么事情。”
虽说这是“虚无时代”，但不应忘记，它的另一面是“人的解放”。正因为“上帝死了”，所以人才获得了行动的完全自由。马歇尔·伯曼曾说，马克思那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道出了现代性体验的核心，因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不可能只想要梦想与自由，却不想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
的确，西方文化处于一种巨大的缺失和空虚之中，但同时他们也面对着空前丰富的各种可能性；而社会行为没有共同尺度，则意味着个体的行为也获得了解放，第一次获得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此，“上帝”不过是一个象征，就像所谓传统，总是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根据一种流行已久的语源学，英语中的“宗教”一词religion，本意就是“紧密团结”（to bind fast），因而对那些被传统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来说，这种“松绑”带来的解放感却是无比愉悦的体验。
面对这样的前路，现代人应当何去何从？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一百多年后，新加坡教会的一条广告却相当嘲讽：“尼采死了。——上帝”。这暗示着，神灵虽然隐退，但只要仍有人需要，它就不会完全死去。只不过毕竟，人们如今已经被允许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人重新寻求某种确定性，有些人堕入虚空，有些人探求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还有些人选择不管怎样，一力前行。
说起来，其实这样的生活，中国人一直都在践行。和那些一神论文化不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单一主宰的神灵，即便笃信来世，对中国人而言也往往只是欲望问题，而非出于真正的信仰。孔子那时就已对鬼神持一种不可知论，认为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世如何生活——既要有所敬畏，又要无愧于心地尽自己所能，那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
自从春秋礼崩乐坏之后，两三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这样的生活：没有可为之献身的超自然主体，而“过日子”因此对中国人具有存在论意义，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语）。这种思想的影响所及，东亚文化中普遍对超越性意义不感兴趣，而专注于务实进取。就像村上春树说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这至少可以说明：在上帝之外生活是有可能的，而不同文化最终也有可能殊途同归。在现代化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之前，现代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既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又需要孤独面对，而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既不受束缚、又能有安全感，并活出自己人生的意义。如果已经没有神灵指引我们、赋予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以意义，那么最终的答案或许是：每个人要学会指引自己，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维舟）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