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景德镇就是生产青花瓷碗的地方。而当三年前去到景德镇，我才对这个地方刮目相看。
景德镇拥有最传统的制瓷技艺，而这个城市却一点也不老旧沉闷。这里汇聚了很多外国艺术家，这里有无数年轻的陶艺工作室。而当我试图去了解这种氛围背后的原因时，我找到了乐天陶社。
采访 | 小雅
撰文 | 小雅
图片 | 乐天陶社 提供
离开
2005年，罗骁决定离开景德镇。走的时候，他拎着一个大行李箱，里面一半是书，一半是衣物，还有几件他亲手做的陶瓷的礼物。礼物是准备送给同学的，因为他的同学在工厂为他找到了一份和陶瓷相关的工作，他也没多想便决定去了。
夏天的景德镇平淡无奇，罗骁回头看了一眼，想到了自己三年前到这来的景象。
那年他高中毕业，从南昌连夜坐火车来到了景德镇。到了景德镇后，路上连灯也没有，黑漆漆的一片，路面也很破烂。当时介绍人将大包小包的行李撂在郭老师家，性格孤闷的他觉得惶恐不安，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第二天，当他在老师的客房里醒过来时，阳光射进了窗户。虽然当时景德镇的工业污染比较严重，但在金秋十月的时候，天却异常得好，那束阳光打开了他内心的不安，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开始有点兴奋。
同龄人都在读大学，但罗骁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拜师学艺。在他进入景德镇的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很少有这样传统的师徒传承的学习方式，他也被很多人描述成景德镇最后的一代学徒。
他拜在陶院教授郭文连的门下，并且以入室弟子的身份住到师父家中，接受为期两年半的学习。
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罗骁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从零开始学习， 师父则从素描写生开始教他，同时也把景德镇的传统工艺教给他。罗骁很刻苦，师父也很看重他，在学习的后期罗骁更是以助手的身份来帮师父一起做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的各类研究。
在试验的过程中，罗骁有一个理想，他想在基于传统，让颜色釉更年轻化，适合于当下人的审美和需求。
但这个理想却在三年后被现实搁浅了。
在当时，无数像罗骁这样有着个人志向的年轻人都离开了，离开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在景德镇没法生存。
2005年的景德镇，在这群年轻人眼里是被传统笼罩的。
国企改制后（1995年），几乎所有的国营瓷厂全部关闭，大量瓷业人员失业，曾经的“集团军作战”，一下子倒退回小作坊生产。有技术能力和市场嗅觉的一些人马上开始自主承包场地进行生产，由于供需关系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小型工坊在独立后，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
“可当年厂里有专门的设计部门，图样可以创新，现在都是单干，怎么创新？只能画老东西。”曾经艺术瓷厂的技术工人黄选华在采访中说到。
在十大瓷厂改制后，很多像他这样的专业工人就做起自己擅长的那部分工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按照市场的要求来生产一些陶瓷工艺品。
人们疲于奔命，市场竞争激烈。
而在陶瓷技术改革方面，步伐十分缓慢，面临着技术创新滞后、管理混乱、设备落后、自主知识产权意识不足、品牌概念模糊和效率低耗能高等诸多问题。
除了作坊这条路外，由于国家政策和收藏市场起飞带来的需求，考职称评大师也是一条非常火热的道路。
当时市场上仿古的工艺品和大师瓷占据了主流，人们对创意陶瓷，或者当代陶艺作品还没有什么概念，年轻人想要打破局面，做一些创意陶瓷，却几乎是无路可走。
景德镇陶瓷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景德镇城市很小，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可以容纳学生就业，很多年轻人选择了离开，一些人选择更为发达的产瓷区如佛山、潮州等地区。但更多的人转业了，没有再做和陶瓷相关的工作。
对于年轻人而言，悲观的局面持续了很久。但就在罗骁离开的这一年，有人来到了这里，为这群渴望新世界的年轻人点亮了一盏灯。
破局
为丰富工业陶瓷旅游的层次，始创于香港的乐天陶社入驻雕塑瓷厂。社长郑祎的到来，让固化的局面开始松动。
▲国际驻场工作室装修前的样子
与传统的景德镇相比，“外来机构”乐天陶社呈现的却是非常开放，国际化的状态，它于1985年成立于香港，长期以来都在做陶艺的推广，他们希望把陶艺的概念带给更多人，让陶艺家能够交流，创造，让普通人能够了解。
2005年，当乐天陶社刚进驻到雕塑瓷厂的时候，整个瓷厂死气沉沉。工作人员回忆到，当时雕塑厂的仓库都是空荡荡的，即便是不收租金让人来使用，也没人愿意来。
乐天陶社进驻后，就仿照费城陶艺交流工作室的模式，开设了景德镇第一家陶瓷交流艺术中心，为国内外一流陶瓷艺术家提供驻场、展厅、设计工作室、实验工厂等多项服务内容。
▲来到乐天陶社的国际驻场艺术家
社长郑祎，是全球知名的陶艺家，也是陶艺推广人。她把自己在国外和香港学习和掌握的对现代艺术理解的方法带到景德镇，并邀请了全世界优秀的陶艺家来景德镇驻场，时间为半年到一年。
相比于年轻人对瓷都的心灰意冷，这群外国陶艺家却对景德镇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
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拉坯，造型，配釉，吹釉……景德镇制瓷传统特点就是分工明确，精细。每道工序专人负责。从做工的熟练和精细程度是绝对无可挑剔的。
而雕塑瓷厂在改制之后，一些被遣散的工人盘下厂房、机器、窑成立了小作坊。这里拥有完整制瓷产业链，制作涉及的每个主要环节他们都能找到对应的师傅。老外有想法，师傅们有技术，在景德镇能为陶艺家实现更多的理想，这是让她决定留下来的原因。
外国陶艺家来到景德镇驻场之后，最先改变的雕塑瓷厂的氛围。
曾经这里的老师傅们在作坊做的都是比较传统的瓷器，但为了生意，他们还是会接单，起初他们对这些奇形怪状的图案完全不理解，觉得很奇怪。乐天陶社驻场的工作人员就会帮助外国陶艺家来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为了完成这些创意陶艺，他们也会开始研究新的器型。
久而久之，他们见怪不怪。老师傅们虽然不懂英语，但当陶艺家拿出翻译器，以及自己画的图纸，他们大致就知道要怎么做，比划几下，沟通就顺利完成。后来外国陶艺家们常是租一个自行车，就能在景德镇自由行动。
他们迅速地融入了这个移民城市，成了人们口中的“洋漂”。他们在景德镇他们如鱼得水，完全沉浸在创作的快乐中，在景德镇驻场的陶艺家返场率特别高，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回来看看。
在获得创作帮助的同时，这些艺术家也被要求需要在景德镇留下一些东西。当时，每个驻场的艺术家都会有一次公益分享，时间安排在周五，一期一会。在公益分享上他们会面向感兴趣的听众，来交流自己的创作理念，陶艺技巧，方式等。
在当时的景德镇，这样国际性的交流学习机会非常难得，因此人们总是充满期待，很多人早早地来占座。起初陶院的学生会来听，后来学姐们会带着自己的学弟学妹朋友来听，后来甚至连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老先生也会过来听。
▲乐天陶社的周五讲座
讲座现场可以容纳一两百人，主题以艺术家的研究方向为主。这些艺术家有的研究历史，哲学思想在陶瓷上的表现；有的研究绞胎；有的研究世界文化的共同点……
他们来自全世界，并且站在艺术的高度去重新思考陶瓷，这给了传统的景德镇很多“新鲜”感。
人们在这可以跨越国度，年龄，职业，语言自由来进行艺术交流。
很快，周五的讲座就成了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场地。在听了外国陶艺家的分享后，那些压抑在他们心中的想法开始蠢蠢欲动，他们互相鼓励，想要勇敢地去探索自己心中的“陶瓷”的模样。
比如九烧创始人孙翊朔在学校学习期间想要了解日本的柴烧，但曾经这并不是中国人普遍喜欢的东西，常被看作为失误，而且公开的资料很难找。后来乐天陶社开始做柴烧文化的推广，讲座，柴烧班等，当时也有很多日本的陶艺家来到这分享柴烧。这就给了他打开了一扇学习的窗户，基于这些学习和交流，他开始画图纸搭建柴窑，烧制柴烧作品。
“乐天陶社里会有歌声传出，年轻人看不到远方也没有关系，他们靠热爱和无畏坚持。十年后，改变这座城市的就是这些人。”半亩方塘的老板在雕塑厂的沿街店面上见证了乐天十年的变迁，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段话，这就是他眼里乐天陶社最初的样子。
曾经空荡荡的雕塑瓷厂，在乐天入驻后的几年后瞬间热闹了起来，年轻人多了，工作室多了，外国艺术家多了。最明显的一点，是主干道两旁的店铺都被陆续租了出去，而租金已经是曾经的好几倍了。
一种野生微茫的青春力量在这里生长，拥有共性的这群年轻人被吸引到了这里，仿佛找到了心中的乌托邦。
萌芽
2008年，有人找到了社长郑祎，想要在乐天陶社咖啡馆的门口摆摊，郑祎同意了。后来，她又叫来了自己的朋友。第一周他们来了 17 个人，赚了1000块，第二周来了25个人，却惨淡得只有30块。到第八周，之后开始有外地的陶瓷爱好者加入。
当时市集的名字还是“周六地摊”，因为只有周六早上到中午的这段时间才有。
于此同时，创意市集的模式开始在全国发酵。
第一个创意市集 iMart由 《城市画报》于 2006 年 7 月在广州发起和主办，很快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杭州等全国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以“创意市集”命名的新型特色市集。
“创意不只是仅仅生存于艺术家设计师的手足间，而是与地摊、市集联系起来，一种新颖的创意活动，开始滋生起来，这就是创意市集。”
创意市集的推广给了创意作品通向市场的出口。
而在乐天陶社咖啡馆门口的周六地摊，就是乐天创意市集的雏形。当时参与摆摊的人逐渐从开始的二十多个人扩充到了几百人，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一片狭小的场地，想要参与摆摊。但由于无人管理，矛盾越发激烈，原本是充满活力的市集，最后却变成了斗殴场。
据早期摊主回忆，当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市集摆摊，人们经常为了抢夺好的摊位发生冲突，甚至有人提前一天晚上就睡在摊位上占座。最严重的时候，有人直接拿一个砖头拍在另一个人的头上。除了摊主们的冲突，学生们也常和保安打架。
问题还不止斗殴，地摊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抄袭现象，当时市场什么好卖，摊主就卖什么。
郑祎看不惯这种风气，“原来好好的市集，变成这样就很糟糕。既然谁都想来，那以后规则我来定，人我来选，我制定一个创新的标准，每个月向想要参与的摊主开放申请，由我来审核，入选了你就来，没入选你就别来。”
市集开始以创意为首要的进入标准，每个月郑祎会从申请人中选取80-120人左右。
对于创意的解读，郑祎有自己的想法。“我接纳几类人，第一类有能力去做实验性，原创性作品的人。即便苗头还不是很对，但可以等。第二类是老老实实去做一些比较精致的陶瓷的人，他的作品能有当代感也可以。第三类是可以帮助乐天陶社做陶瓷推广的人。”
面对落选的年轻人，郑祎很直接，她觉得自己要做的不是“扶贫”，她要做的是普及全民陶瓷教育和影响一部分有想法的年轻人。
在乐天陶社介入管理后，市集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商品都是杂乱地往地上铺，摊主有的抽烟，有的玩手机。后来工作人员开始搭建棚子，摆放桌子，并按照作品划分为A，B，C，D四个区，整体看起来更有秩序了，他们也会对摊主进行一些培训。摊主们有了自己的交流群，郑祎也在群里，大家可以交友，反馈问题，交流陶艺，偶尔还有官方组织的节日团建活动。
这里形成了一个创意陶瓷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大多以学院派为主，他们来自全国的陶瓷艺术院校，他们渴望用陶瓷来表达自我，做一些有个人符号的陶瓷作品。
同时，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在影响着这里。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开始从精英阶层转移到社会的每一层面。而这种转移依赖在于全球化、互联网、发达的交通网络的出现。
距离乐天市集不远的陶阳南街，开发商圣罗帝景也开始跟陶院的老师探讨，如何来盘活这条街。当时，郑祎邀请40位员工到陶艺街装修好他们各自的店铺。
文创陶瓷的市场在萌芽。
2010年，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乐天周六地摊正式改名为乐天陶社创意市集，市集包括每周六集市和每年五月、十月两个大型市集，在朋友的推荐下，陆续有一些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把乐天市集作为景德镇行程中的一个打卡地。
最初在市集卖东西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品牌意识，没有售价体系，很多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卖自己的作品，交易很随意，很轻松。
没有人买，店主之间会相互交换，有时候郑祎也会带着朋友来买。但没两年时间，越来越多的买家也来到这，他们有的是个人，是游客；有的是全国各地的杂货店老板；也有很多淘宝店的老板以及一些经销商。
他们在市集拿货，卖往全世界，同时市场也反向影响着这里的年轻人。
摊主高雅是陶院毕业的学生，2012年她来到乐天市集摆摊，卖自己手作的陶瓷首饰，第一次出摊卖了1000元，这给了她留在景德镇生活的信心。
高雅回忆，14，15年是市集销售最好的时候，摊主们经常出现被包摊的情况。刚把东西背来，所有的就被淘宝店家，经销商等收走了。一次包摊，高雅收到过8000元，这对她而言简直是一笔巨款。
作品卖出去之后，高雅的生活轨迹也改变了。原本高雅的家在石家庄，如果在景德镇找不到工作，她可能不得不面临回家或者去往其他城市的命运。但市集上卖出了作品，赚到了钱，她和爱人就能够在景德镇按揭买房，留下来创作。
还有一些和高雅一样的年轻人留了下来，他们在乐天市集走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从热爱陶瓷的年轻人变成了宝爸，宝妈。从08年到2019年，乐天市集人来人往，有新的摊主加入，也有老的摊主离开，告别，但不变的是永远有人在这里年轻着。
后来，在乐天市集之后，景德镇相继有了明清园的市集，陶溪川的市集，除了市集之外，陶艺街也经过了改造，有了全新的面貌，政府规划了很多新的创意园区。
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栖息地，因此年轻的力量也汇聚到了这里。
汇聚
离开景德镇后，罗骁辗转在几个工厂待过。但他一直坚信自己在某一天一定会回到景德镇，而在外面世界的体验是为了帮他更好地完成陶瓷的创作。辞职回到景德镇之后，罗骁开始做一些个人作品，然后去乐天市集售卖。
后来，有人开始向他批量定制颜色釉的杯子，因此他开始基于最初的梦想，去烧试片，试验各类颜色釉，找到年轻人喜欢的色彩。2013年，他和弟弟一起创立了品牌“象上”，将他一手设计的颜色釉生活器投放到全国的市场。
后来，他陆续把家人接到了景德镇，他在这成家立业，终于安定了下来。
韩国人金秀泫最初来到景德镇，是为了在陶院进修陶艺。当时在街上，她找不到咖啡馆，于是误打误撞来到了乐天陶社的咖啡馆。因为太喜欢喝咖啡，又找不到合适的器具，所以，她干脆动手做起了咖啡滴滤和杯子，然后又陆续做了盘子，碗。她把韩国的传统图案和在景德镇学到的陶瓷技艺相结合。
第一次出摊，郑祎买下了他们摊位一整套条纹系列的器皿。这一举动，让她得到了信心。虽然相比于景德镇，她更喜欢大城市的生活环境，但景德镇做陶瓷的氛围，对陶艺人的影响却是任何地方给不了的。
在这里她还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犹豫，她选择留下来。她在这里结婚，安家，如今她和先生在山脚下租了工作室，从2012年开始他们着手制作生活器，到今天已经是第八年了。
Ken是新加坡人，他有过非常好的国际陶瓷教育背景。2011年他来到景德镇上大学。2012年上了乐天陶社教育中心课程，之后做了三年半的志愿者。毕业后他去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就读研究生，完成课程后他又选择回到了景德镇，2018年开始，他在乐天教育中心担任主管。
在教育中心工作，他一人身兼多职。他既是课程设计者，也是陶艺课程的老师，还是这个大空间的修理工，导游。
而来到乐天教育中心学习的人，有律师，产品经理，中国前500强公司的总监，甜品师以及在新疆种甜瓜的农民，他们来学习的目的千奇百怪，有的仅仅只是希望给自己做一套好看的餐具。
设定课程很困难，必须有方向，有信念。要听学生的建议；不能随着市场大流的方向走；要让人感兴趣，做成支柱，来让别人围绕你。
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Ken之前，2015年台湾人刘博文与2017年美国人Dryden Wells，他们都将自己在美国学习陶艺，任教的经验，西方的教学理念带到教育中心，做了一系列课程的雏形。
他们前赴后继，一步步完善了乐天陶社的陶瓷教育课程。
2019年Ken 策划了36个课程，每个月3个课，从技术拉坯课到配釉课，到新彩，从低阶到高阶。在Ken的心中有一个梦想，他希望把在景德镇探索的陶瓷教育方式，有一天带回新加坡，他会在新加坡继续来做陶瓷教育传播。
而于秉右，在成为乐天市集的摊主之后，他和朋友合伙开过工作室，做过柴烧。离开工作室成为独立陶艺家的那年夏天，他在酒吧碰上了郑祎，郑祎问他愿不愿意回教育中心教课，他当场就答应了。
回到了乐天后，他将自己擅长的东西教给学生，他从听讲座的人也变成了讲座的分享者，他将自己曾经五年柴烧工作的总结分享给别人，后来又将制作茶壶的经验分享出去，在总结中他也慢慢清晰自己未来的方向。
在乐天陶社成长起来的这群年轻的陶瓷工作者，他们把乐天陶社看作一座坚持理想主义的灯塔，而把乐天陶社经年累月所做的事情看成一个跨度很长的青年运动，这场运动塑造了一部分蓬勃有朝气，有创新的年轻人。
而这些留下的年轻人，是景德镇的希望，他们也吸引来了更多的年轻人。
如今全国各地不同艺术院校的学生都有到景德镇创业的，有华南理工，鲁美，湖北美院，沈阳理工，南昌大学，郑州大学，还有中央美院……
曾经的景德镇连接了帝王将相和布衣平民，景德镇工匠们将一种艺术之美或者是一段制造工艺镌刻在历史中。它就像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它是三教九流的集合之所：督陶官、工匠、江湖帮会、传教士、皇帝、瓷商等等。
而走过手工制瓷的巅峰，走过烽火战乱，走过大工厂生产，科技兴瓷的辉煌时代，也经历过改制后的迷惘和衰落，如今它的那种传统的氛围已经逐渐被这股新生力量打开了。
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风向：大师瓷的泡沫正在被挤压；政府对于景漂，年轻人的扶持更多了；陶瓷电商开始崛起；文创陶瓷时代正在到来……
改变
这股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在制度，技术，观念的变化下推动着景德镇向前发展，如今的景德镇处在一轮秩序的新旧交替过程中，新的到来，伴随着旧的逝去。
早期“景漂”的创业成本很低，朱志远从安徽芜湖来到景德镇求学，2010年他在学校对面的村子租了一个300多平米的房子作为工作室，一年的租金也不过3000元。需要的工具像是拉坯机，电窑几个人凑钱一次性就买齐了。需要制作的器皿，去老厂走一圈，都能找到便宜的合作的师傅，甚至还能找到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作坊。
像朱志远一样的年轻陶艺工作者，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到物价水平低，租金低。他们对传统制瓷工艺的利用，也给景德镇带来了积极的一面。景德镇的传统的制瓷技艺不会像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找不到传承人。在这里，大家都看到了它巨大的价值。在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也不自觉成为了传承者。
在过程中，他们触摸到了景德镇的传统，了解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这也能辅助他们更好表达自我。
但景德镇不会永远低廉。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城市的租金开始上涨，一些原本自然形成的作坊一条街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文创园区。据景德镇市瓷局的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景德镇陶瓷产业产值突破400亿元，聚集的文化创意产业实体近7000家。
在走访中我们观察到，曾经的十大瓷厂很多都已被纳入了创意园区的改造，很多处在作坊搬空了，厂房还在废弃的状态。这其中也包括了乐天陶社所在的雕塑瓷厂。如今雕塑瓷厂的后方在修路，而里面的博物馆正在施工建设，通往乐天陶社的路部分封道，出租车司机都要绕道才能到达。
摊主们和驻场艺术家都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改建的过程中，老师傅的作坊和乐天陶社可能都会被拆除。
曾经在不盈利的情况下，郑祎带着乐天陶社和那里的年轻人坚持熬了很多年。它影响了一部分人，也真实参与到了这场文创陶瓷兴起的运动，但最后随着时代的推进，有一天乐天陶社也会面临改造的问题。
即便几年后重建，但到时候可能人都离开了，会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郑祎很坦然，“乐天陶社是一个品牌，它并不是为了一个地方而存在的，它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的年轻人做了一些事。以后即便离开景德镇，它也依旧存在，它会去到其他西南城市，继续去做陶艺的普及。”
▲创始人郑祎
在电话采访的当天，她正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策展。她带领着十二个景德镇年轻人和师傅去那表演，示范，他们中有做雕刻，大缸的师傅，还有做玲珑，毛笔，竹，瓦猫的手艺人等。每一天都有20万人经过陶瓷作品，其中还包括美国的议员。她用了八个月策划了这场展览，希望让陶艺走出景德镇，走到更多人的视野。
如今她已经很少出现在景德镇了，她觉得对景德镇重要的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活力。
但也有人对当下这些年轻人的创作提出了质疑，“他们要用陶瓷做自我表达，我们没有意见，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但如果说这群年轻人代表的是创新，我绝不认同。他们不过是把陶瓷当作一种材质，而作仿古的人，才是真的了解景德镇手工艺陶瓷，真正的创新一定是由这个群体来推动的。”
对于年轻人而言，找到自我是容易的，但要突破陶瓷创作创造的天花板却很难。
在外国陶艺家眼里，中国的年轻人被鼓励精通模仿的艺术，却十分规矩，他们陷入传统太深，很难真正从传统中走出来。他们接受的学校教育，很多技艺都是在几个月的课程中迅速地过完，想好学明白非常困难。
不论是年轻人对创意的推进，还是乐天陶社对于陶瓷教育的普及，这都并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力量微茫，但变化随着时间的累积，也能汇聚出一片星空，照在另一群人的头上，至少他们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擅长新彩绘画的摊主胡浩然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也许能最后说清楚这段属于乐天和景德镇年轻人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古镇，里面有很多的手艺人，他们掌握着对于泥的十八班武艺。有一天来了一个香港的艺术家，她看过很多的不同文化，当她踏进了这个地方，被这里的手艺感动惊叹到。
她感叹这么好的手艺怎样才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怎样才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学习运用这些传统但优秀的手法，创造更好的东西，也可以让更多的国外艺术家参与到这个环境中，带着他们优秀的创作，让两者聚集到一起呢。
她开始做了一系列的举动，有了一个市集，这个市集很奇怪，以手艺为主，不分年纪不分等级，只有优秀的手艺，她自己负责检查作品质量，渐渐开始看到新的陶瓷形式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下加入其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一个很好玩很年轻很创意很原创的聚集地。
她拜访并且请了很多的国内国外的手艺人，艺术家开始进行定时的讲座交流示范，人们也渐渐看到陶瓷文化其实很活泼，很灵活，更多的想学习陶瓷的人开始在这里学习不一样的陶瓷知识，人们习惯称这个大教室为大空间。
在此之前，大空间只是个被丢满盒饭，垃圾的仓库。
之后她做了种种行为，让更多的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可能身怀绝技，但可能深藏不漏，更可能在一群人中藏龙与虎，直至今天。乐天就是这样一个聚集很多想法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尽情的释放你的创造。
不论这些作品如何，至少它们的存在丰富中国陶瓷具的多样性，而改变就这样发生着。
手艺漫游计划·景德镇站
由 东家APP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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