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篇名为《那个在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的文章突然火了。
在西雅图机场工作的年轻人Richard，靠着自己在模拟航空游戏里学到的经验，偷偷将一架飞机开上天空，最终坠毁。
温暖而有同情心、忠于妻子、关爱父母，是周围人对Richard的评价，在此之前，没人想到他会做出这个举动。
“我想去看看那条背着宝宝的逆戟鲸。”
在与地面塔台空管交谈时，Richard说出了这样一个理由。
文章下面，指责Richard是个心里有病的疯子，或是认为他的抑郁倾向给别人造成了巨大损失等的说法比比皆是，“自己默默消失就好了，为什么要影响别人呢？”
没有人了解，飞机上那个年轻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而作者“假装在纽约”写道，“可惜的是，记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土耳其里拉崩盘的原因，滔滔不绝地指点委内瑞拉的局势，或者跑到最危险的新闻前线报道发生的一切。
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冲进这个29岁年轻人的内心，找出他当时真正的想法。”
Richard此般举动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和每个人在人后不免会有疲惫、焦虑、无奈等的消极情绪，是一样的。
疲惫、焦虑、无奈等消极情绪，侵蚀着年轻人的身心。图/freelyphoto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20岁至30岁的人群精神压力最高，他们成为各年龄段压力之首。我国抑郁症患者也出现越来越年轻化的现象。
如果那些被心理疾病压垮的年轻人，迎面而来的不是疏导而是指责，他们还能找到更好的出口吗？
人们可以探索宇宙的奥秘，却无法弄清人心。图/《大佛普拉斯》
抑郁，好像是我自己的错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3%~5%。但这数字不包含没有寻求治疗的隐形抑郁症患者。
据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因为抑郁症退学的患者，半生困守在村中。图/网易新闻
而在国内的抑郁症患者中，大学生所占比例正在逐年递增。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就读于北京海淀某知名大学的文科专业的小鱼，从硕士确诊为抑郁症至博士毕业前夕，犯了三次病。最近一次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论文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小鱼连续失眠几个月，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
“注意力下降，记不住东西，根本就写不下去。吃过数十种抗抑郁的药，忍受过恶心无力、浑身酸痛的副作用，这些和抑郁本身的症状混在一起，生不如死。”
图/日剧《丈夫患了抑郁症》
长沙某大学大三学生小禾，也是一名抑郁症的受害者。
据中新网介绍，2016年，小禾从怀化来到长沙，充满期待地踏入大学校园。不料，因环境适应、学习压力等问题，半个学期后，她开始经常情绪低落，敏感多疑，时常一个人偷偷哭。
“当时我感觉班里的同学都在孤立我，在背后说我坏话，感觉自己前途黑暗，甚至有想死的念头。”小禾回忆道。
也许有人觉得这些只是个例。然而事实上，小鱼和小禾的经历，在高校学生中，并非罕见。
电影《Melancholia》中，死亡成了忧郁症患者贾斯汀最后的释放。图/《Melancholia》
被误解、更被忽视的群体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抑郁症”这个词，怀有不屑、轻蔑，甚至敌意的态度。
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李凤兰以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共2222名成年人为样本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整体评价和态度。
结果发现，中国公众对心理疾病的评价是患者表现怪异、行为难预测、整体糟糕、原因复杂、个体影响严重、处理困难、社会危害严重。
除了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抑郁症患者还要面对他人的偏见和误会。
这样的现象并不只出现在中国。在新加坡，国家人均GDP上升至世界前列后出生的孩子，被称为“草莓一族”。因为在长辈眼里，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多要被护着、捧着、娇生惯养着，才能够生存。
在日本，战后经济全面复苏，社会福利完善化、竞争压力减小的平成年代里出生的孩子，被称为“宽松世代”。在老一辈看来，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抗造，一绷紧就断。
无法换位思考、对自己无法理解的苦难嗤之以鼻，许多人对于抑郁症的认知便是如此。
抑郁症不被大众所理解的结果，即是大量的患者被边缘化，他们处境也往往被忽视。我国抑郁症确诊率远低于国外，并不等于罹患人群少。
对疾病本身缺乏足够的认知，无形中给抑郁症患者带来更大伤害。图/freelyphoto
也就是说，原本全国抑郁症患者就极可能比统计数据高出许多，但却因为患者本人的缺乏认知没能够确诊。
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同样是因为对疾病本身缺乏足够的认知，据《经济学人》估算，每年中国只有低于2%的酒精依赖患者选择积极就诊。大多数患者并不知道酒精依赖症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
而相较欧美的过高心理疾病确诊率，世界心理学界的共识则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一直以来都存在心理疾病确诊率过低的问题。
越抑郁，越孤独。
比生病更可怕的，是求助无门
虽然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室，但其工作模式常常滞后于学生需求，与高校生活的结合度、融入度都较低。
且不说原本教育资源就紧缺的二三线城市高校，就算是位于上海市的某一流重点大学，其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网站，最新一条的资讯更新，还停留在一年多以前。
该网站内为学生提供自助心理服务的模块“心理知识”下，是一列更新于2012年的《大众心理学》节选。而对于中心下提供一对一资讯的心理咨询师的信息则无处可寻。
如果你是一名有心理资讯需求的学生，面对这样匮乏、滞后的信息，你还会选择向学校寻求援助吗？
再看一眼国外高校的心理咨询配置：
截图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网站。
心理咨询门类细分至包括“恋人咨询”、“饮食紊乱”、“形象焦虑”、“酒精自测”、“宗教问题”、“性别性向咨询”、“文化差异焦虑”等等。
这样的差异并非个例，而是更大范围问题的缩影。
截止至2014年，在中国就职的专业精神疾病医生比总人口数，是1：10万。美国是中国的十余倍，而同一比例在日本则有20：10万之高。
截至2014年，在中国就职的专业精神疾病医生比总人口数是1：10万。
2016年，一份由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和简单心理app共同发布的心理健康与心理专业服务报告显示，我国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相对欧美过低，且实际从业门槛比行业标准更低。
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整体人才匮乏、专业化不够的大环境下，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的资源自然也会受到限制。
心理咨询师认证考核标准：中美对比。
18岁的小霞是个爱笑的姑娘，她在大学的两年多时间里学习积极，经常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老师、同学和父母眼中，她热情、开朗，人缘也特别好。
然而，据三湘都市报报道，这样一位可爱的女孩，却在2017年4月的一个上午，从自家附近的湘江投河自尽。
无法相信、更无法理解这个事实的小霞家人，在读了小霞留下的遗书后，才得知这个看似乐观的女孩，已被抑郁症困扰许久，但迫于周围人的目光，而一直对外隐瞒。
隐瞒、逃避，是不少抑郁症患者不得已的做法。
如若高校不能早日提供更体制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家庭、社会不能合力弱化对于抑郁症根深蒂固的偏见，那这样的悲剧难免不会再次上演。
只求这郁结了几代人的病症，能放过年轻人一马。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作者阴勤，编辑丘库，排版阿梓。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