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新加坡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而后两者国内仍然是鲜为人知。当年在巴丹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大兵列斯特·坦尼花五十年时间写成《地狱的梦魇》一书，以生动写实的笔调再现了这次死亡之旅。小编摘录其中的部分章节，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盟军战俘残酷的虐杀，还生命以过程，还历史以真实。
拿命换水喝
我们很早就被赶到路上，依旧没有食物，没有水。我的舌头上粘满了扑面而来的沙土，嗓子冒烟，该死 的胃病又犯了，让我挪不开脚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我们仍被逼着向前走，拖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前挪。
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军并有那么好心让我们喝水。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自流井，恰好看押我们的日本兵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我和法兰克迅速跑到了井边。几分钟后，井边就聚了10多个人。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过来了，他哈哈大笑，冲着刚要喝水的一个兄弟的脖子上就是一刀。那个可怜的兄弟脖子上喷出的血染红了自流井，他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仆倒在地。一口水也没喝上，他就死了。
井边的人快速跑回行军队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每当我想起那个兄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被一个视杀戮为游戏的魔鬼杀死，泪水就顺着我的脸颊汩汩而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直到现在我对他仍然心存愧疚，如果不是我带头铤而走险，也许他就不会死。
两小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塘旁边。两头水牛在池塘里洗澡，水面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绿头苍蝇在水上盘旋。一个兄弟走上前去，用手语向最边上的日军询问能否喝些水。日军笑了，示意可以。几分钟内许多人跑进池塘，他们把绿泡沫拨开，把带有寄生虫的水沫溅到自己身上，喝水止渴。
几分钟后，一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来到了我们的队伍旁边，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突然，他命令日军士兵找出衣服上沾过水的士兵，把他们拎出来，排成队。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日本军官竟命令日军向那些喝过水的兄弟射击。恐怖的屠杀！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喝水，但是不一会厄运就降临到我的身上。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当时我正和坦克连的兄弟布隆格、西格走在一起。我不小心走在了队伍的外围，他向我挥动了军刀。尽管我迅速低头，但是刀刃还是滑过了我的左肩，离我的头仅有数英寸距离，划伤的伤口需要缝合，但如果我要活着就要继续行军。当那个日本军官走后，布隆格和西格立刻把一个医务兵叫来。那个医务兵用尽身上所有的线来缝合我的伤口。之以后的两英里是我的两个朋友架着我走，才没使我掉队，我们明白，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西格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
零人性杀戮
第15天，我见证了一件最残忍的事。有个兄弟患了严重的疟疾，他发着高烧，简直连路都分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将他踢倒在地，冲他的头部开枪，然后再叫两个就近的兄弟挖坑埋掉这个被枪击中的兄弟——他还活着。两个人开始挖坑，坑挖到一脚深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命令将那人放入坑中，要活埋他。那两个人一直摇着头，日本兵又开枪打中了其中的高个儿。接着日本兵又从队伍中拉出更多的人，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来埋高个儿。日本兵就是要让战俘们明白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们挖了第二个坑，将两个人放在坑里，往他们身上扔土。其中的一个人还活着，土扔在他身上时，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四五英里的行军成了另一个噩梦。日本兵突然强迫我们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士兵跪在一个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里抽出了他的武士刀，在空中划着大弧。他让那个兄弟跟着他挥刀的那个方向移动膝盖，日本兵很亢奋，高呼着“万岁”。结束“热身”，那个军官快速地挥下战刀，刀锋过处，我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那个兄弟身首异处。日本军官把他的躯体踢到了田野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开了。当刀挥下的时候，我浑身抽搐，无法呼吸。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了奥兰尼，大约有15英里的路程，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又驱赶我们前往两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班邦的省会，中途不容许休息。我们走到当地的火车站，在铁轨边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由旧车头牵引的闷罐车，咔咔地驶进小站。
我们被当作畜生一样成群赶进闷罐车，每节车厢都塞进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纳十头动物，或25到30人。太挤了，很多人无法呼吸，特别是那些在车厢中间的人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都要窒息了。我很幸运，我坐在门边，脚悬在外面。享受着新鲜空气，伴着一丝微风休息，而且周围没有刺刀，真幸福啊！但是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挥动着一根藤条，死命地打在我的膝盖上。我疼得喊出声来，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的疼痛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福利，门没有被关上，我们才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车子开动的时候，还能感到大风吹进车厢。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卡帕斯，我们的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就在这里。我慢慢地跳出车子，却在车辙边跌倒了，我的瘦腿不听使唤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双手护着头部在地上爬。当他端着刺刀要戳我的时候，我赶忙爬起来了。很多车厢中部的战友没有能够走下车厢，车里太挤，窒息而亡。
大约10分钟后，日本兵又驱赶着我们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两英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头晕，身体好像着了火。我发烧了，不久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西格和布隆格抬着我往前走。运气又撞上了我。
我们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身体浸透了各种液体。一路上满是结满果实的高大的芒果树，可是我们不时能在树下发现倒毙的兄弟的尸体，树叶落在他们鲜血流淌的身体上。行军的最后一天，我也差点送了命。我的脚肿得有原来两倍大了，很难跟上队伍。一个伙伴看到我肿胀的脚，建议我砍掉靴子的两边，我吃力地弯下腰松开了鞋带，好让脚继续膨胀。我仍然发着烧，当时我怀疑发烧会要了我的命。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劳拉的照片，我意识到我必须活下去，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继续往前走。在经历了仿佛一生的时间以后（其实只是走完8英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模糊的菲律宾式的营房。苦难的跋涉总算要结束了。 我们在巴丹被俘的人有一半死于途中。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地说，那些到达第一战俘营的人100％有一种疾病大多数人有两到三种疾病，诸如：疟疾、肺炎、脚气、饥饿、痢疾、脱水、白喉。在途中我们中大多数人遭到无法忍受的暴行。我们承受着心理重创，无助地看着我们的战友在眼前被杀。我们没办法去阻止屠杀，同时恐惧自己将是下一个被杀者。
这次灭绝人性的强迫行军完全是有预谋的。后来我才知道本间雅晴发布了如下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对抗的每支部队，不管投降与否都应被彻底地消灭掉，任何不能一直继续走到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应在离公路200英尺处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