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马利（Bob Marley），牙买加音乐代表人物，雷鬼音乐鼻祖，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牙买加文化人物。他的音乐充满挑衅性和政治意味，呼吁和平，主张黑人的独立。1978年，他还通过自己的演唱会“同一种爱”，让牙买加政坛上冲突不断的民族党和工党领袖在音乐声中握手言和。1981年，因黑色素瘤去世。
《女王案》
编者：（牙买加）阿莱西亚·麦肯齐
（中国）陈永国
译者：陈永国 沈新月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阿莱西亚·麦肯齐（Alecia Mckenzie）牙买加作家、画家和记者，定居于法国巴黎。她的第一本书《卫星城》和小说《甜心》均获得英联邦文学奖。她也是《女王案》一书的主编。
2015年，马龙·詹姆斯的小说《七杀简史》获得英国布克奖，从而令牙买加进入了全球读者的视野。翻开《七杀简史》，文字中随处可见首都金斯顿的暴力与污秽的场景。“他们没体验过1966年巴拉克拉瓦的灭亡，但我不想谈那个。每个人说话都好像他们只会贫民窟的语言，尤其是他。你想一个人有那么多钱，那么多金唱片，鸡巴上印满了各色白种女人的口红——”。
而在阿莱西亚·麦肯齐主编的《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选》中，这些历史性的暴力场景非常少见，故事里的牙买加人更多地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并被移民问题和性别问题所困扰。“我也联系过马龙·詹姆斯，他对牙买加小说选的想法感到振奋，也答应我提供一个短篇，但到最后他也没写出来”，麦肯齐遗憾地说道。《女王案》中的故事很少涉及牙买加的殖民历史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血腥的党派斗争，也没有明显的异域符号，例如雷鬼音乐、甘蔗种植园等等。它呈现着一个与人们印象中不同的牙买加，一个在现代世界和移民问题中挣扎的国度。
1 牙买加作家笔下的暴力与社会问题
新京报：这是我第二次读牙买加小说，感觉和之前很不一样，因为没有那么多地域色彩的东西，例如雷鬼音乐、蓝山咖啡、甘蔗工厂等等。很多故事里的主人公都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我想知道，这是你编这本小说集时的个人倾向，还是当下牙买加小说创作的整体特征？
麦肯齐：在编《女王案》的时候，我也和清华大学的陈永国教授商量过，我们选择文章的一个标准还是文学的质量。选择时有几个核心标准，例如，他/她是不是在国际上获过奖，为人们所熟知，其次，就是考虑性别平衡的问题，我们让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数量五五开。
新京报：除了政治暴力，书中小说还涉及了其他的暴力行为，例如同性恋。在牙买加，同性恋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
麦肯齐：“恐同”这个现象在牙买加社会一直存在。不仅在牙买加，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也是个严峻的问题。
牙买加的“恐同”现象其实也是从它的殖民国——英国那里继承来的。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也非常不友好。但是，现在这个现象正在逐渐改变，包括牙买加的一些政客也正带给民众很好的示范，告诉人们对待同性恋要更加包容。
2 英国殖民地的影响
新京报：接下来的问题与英国殖民有关，首先就是语言方面，我特意和出版社要了一篇小说的原文，发现和我预期中的牙买加英语（Jamaican Patois）非常不一样，据我所知牙买加英语是一种非常当地化的克里奥尔语，拼写和语法都与标准英语有很大差别。而在这些小说里，人们都在使用标准英语去写作。为什么不用本土的牙买加英语呢？
麦肯齐：这其实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从小时候开始，我们上的学校就采取了英式教育的方式，非常地欧洲中心化，在家里我或许会说一些标准英语和牙买加英语混合的语言，也就是克里奥尔语。为什么选择标准英语的原因，其实也就是对一个作者来说，什么语言自然，就选择什么语言写作。对我来说，英语也是我的母语。
但其实，这个现象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因为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由移民所构成的社会，有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在新加坡的华人群体中，也有人说粤语和马来语。所以，人们用什么语言说话和什么语言写作可能是两码事。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暂时没办法给出解答，但我认为它很值得讨论。
就以牙买加为例吧，在黑奴贸易的时代，有许多非洲的黑奴被送到了牙买加；在奴隶制度被废除后，又有许多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牙买加，在这之后还有中东的商人和欧洲逃难的犹太人，大家都说不一样的语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什么语言和用什么语言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殖民语言外，英国的确在很多地方都影响着牙买加，英国女王在今天还是名义上的牙买加国家元首，可以指派总督。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问题会不会让你感到敏感，那就是在很多牙买加人心里，依旧会把今天的牙买加视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麦肯齐：其实对现在的牙买加而言，给它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传统的英国，而是美国。尤其在文化方面会受到美国时尚产业的影响，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还有美国文坛的一些影响。
其次，英国和牙买加其实是互相影响的。英国的时尚与文化界也受到了牙买加文化的影响，比如说雷鬼音乐。所以有很多牙买加的影响其实又回到了英国身上，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接受者。
3 移民与文化之根
新京报：在雷鬼音乐里，有个很重要的牙买加歌手，鲍勃·马利。他的音乐里有很多民族独立的倾向，他本人也是个“拉斯塔法里”信徒，认为非洲才是牙买加人真正的精神与文化归宿。目前，“拉斯塔法里”在牙买加依然是主流信仰吗？
麦肯齐：拉斯塔法里在牙买加从来都没有形成主流，它只是一个小众的、少数人群的信仰。但是它依然有非常坚定的信徒。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拉斯塔法里的信徒要更多一些，现在没有当时那么兴盛了，但这个宗教运动还是存在的。
新京报：那么再回到牙买加文学的移民问题上来。许多牙买加作家都选择在国外定居，你本人也住在巴黎。为什么不选择留在牙买加呢？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留在牙买加可能更有利于观察它的社会现实。
麦肯齐：离开牙买加并不是一个“选择”。在我生活的70年代，也是牙买加国内最为暴乱的时期，因此很多人离开牙买加是有这方面原因的。有一句俗话说，“一旦你离开家乡，你就再也无法归来”，你就在世界上进入了一个永远迁徙、永远漂流的过程。在1950至1970年间，有许多人是因为经济原因离开的，我的姑妈就在那个时期去了英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她做了一名护士，并且在英国和另一个牙买加移民结婚，在英国组建了家庭。因此，牙买加的移民也构建了一个很丰富的文学群，在英国有许多牙买加作家在写英国牙买加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一个文学现象也很有意思，因为不仅有人写牙买加，还有人写海外的牙买加人，这样的话，才能扩展我们所说的“离散文学”的功用。用个术语来说，可以称它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离散文学”。
我也会偶尔回到牙买加，虽然频率可能不会很高。有些人会质疑，你不在场，你怎么能观察到最本质的东西呢？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们也有权利书写我们本土的文化。
我认为移民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它会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尤其是作家们，他们也积极参加到当地的一些牙买加文化活动中，由此而见他们也并没有远离自己的本土文化。比如刚才谈到的达维斯，他是牙买加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节的主持人和创办者，他也经常会回到牙买加。再加上现在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每天都能够通过媒体看到发生在牙买加的事情，仿佛牙买加就在我们的身边。
新京报：很多人都因为经济状况或者无法接受教育等原因而移民，我想知道这些造成移民的原因会不会因为肤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我看过牙买加画家埃博尼·帕特森（Ebony Patterson）的一些油画，她描绘了大量漂白的黑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但这些画仿佛就是在控诉牙买加在肤色问题上的不公。而且，移民的人也大多以黑人为主。（注：有一段时期，牙买加也是全世界黑人漂白数量最多的国家。）
麦肯齐：就移民这个问题来说，这种和肤色有关的现象或许是奴隶贸易的一个遗产吧。尤其对非洲的一些后裔来说，黑奴贸易是个非常痛苦的回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你说得很对，肤色问题的确是很多人选择移民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也得意识到，移民这个事情也是双向的，比如说，中国人在19世纪的时候，也有不少人移民到了加勒比地区，他们的生活也非常贫困，因此移民的因素或许有很多。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在新加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房东就是个中国人，他和我聊到许多中国人选择移民到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说移民的动力则来自于经济。另外，母国的战乱、政治暴力都有可能成为移民的原因。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