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吹笛手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半年就去世了。母亲无依无靠，只好抱着他投奔他的外祖父。从此祖孙三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冼星海一天天长大。由于从小就跟着外祖父和母亲出海，几岁时就能帮着拖网、洗船，干些力所能及的零活。空闲时，外祖父会拿出一管竹笛，给冼星海吹上几首家乡民歌。那迷人的乐曲深深吸引着冼星海，给他带来无限的快乐。冼星海开始缠着外祖父教他吹笛。在外祖父耐心指导下，冼星海很快也吹出了动听的乐曲。
每当捕鱼归来，冼星海就会坐在船头，吹起广东的水乡民歌《渔歌》、《渔家怨》等曲子，吸引了很多渔民围着他倾听。冼星海非常喜欢外祖父送给他的竹笛，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他喜欢吹给自己听，也喜欢吹给别人听。悠悠笛声驱走了大家一天的疲劳，也使人忘却了忧愁与烦恼。冼星海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小吹笛手。
加入学校军乐队
冼星海七岁那年，外祖父去世。母亲听说丈夫以前的一些亲友在南洋生活，决定带着冼星海下南洋。由于旅费不够，母亲就在船上找活干：洗甲板、打扫食堂、浆洗缝补······冼星海总是在母亲身边帮忙干些零活。在海上颠簸数日后，母子俩来到了新加坡。在热心亲友的帮助下，母亲在一个侨商家里做佣工，冼星海到英文学校学习，生活总算安顿下来。
在学校里，冼星海读书十分用功，各门功课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冼星海性格宽厚质朴，而且善于吹笛子，同学们都十分愿意与他交往。课余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吹上一曲，美妙的笛声给同学们的课间带来了许多欢乐。
冼星海的音乐天赋也得到了学校老师的称赞。入学不久，冼星海就加入了学校的军乐队，负责吹奏中国乐器。冼星海还有机会接触了很多西方乐器和西方音乐，从庄重典雅的风琴曲，到悠扬缠绵的小提琴曲，都让冼星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知不觉中，冼星海已经彻底迷上了音乐。为什么人的嗓子能够发出那样美妙的声音？为什么有的音乐惊心动魄、催人行动，有的音乐荡气回肠、令人陶醉？他自己无法解答这些困惑。但他无数次下决心，一定要去探索这音乐的大花园，一定要进入这神圣而又神秘的艺术王国。
南国箫手
冼星海十三岁时，与母亲一起回国。在广州，母亲继续做佣工。冼星海则进入了一所免收学费的义学读书。学校有一支管乐队，冼星海很快成为乐队的骨干分子。
一年后，冼星海升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母亲也在岭南大学找到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母子俩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岭南大学是美国在广州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学生大多是买办富商的孩子，吃西餐，讲英文，穿西装，做派讲究。冼星海入学后，母亲怕他被人看不起，东拼西凑，借钱为他做了一套西装。此后，冼星海总是穿着这一套西装。没有衬衣和领带，就在脖子上围一条白绸带。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冼星海的这套西装很快就显得小了，尤其是下身的裤子，又窄又短，紧紧地裹在小腿上。被那些衣冠楚楚的公子哥讽刺为“腊肠”。
这期间，冼星海幸运地加入了岭南大学的管弦乐队。乐队的乐器比较齐全，有大、中、小提琴，长、短笛，单、双簧管，长号，小号，圆号和各种打击乐器。当时乐队中缺少一个单簧管演奏手，于是冼星海改吹单簧管。他刻苦练习，虚心求教，他的单簧管演奏水平很快就达到了一定高度。在学校组织的大大小小的欢庆会上，冼星海每次都被邀请去进行单簧管独奏表演。当时人们习惯把单簧管称作“洋箫”，冼星海也因此得到了“南国箫手”的美誉。
1924年，冼星海从岭南大学附中毕业。因生活所迫，他开始一边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员，一边选修大学课程，自学音乐。
从北平到上海
1926年，冼星海在报纸上看到了北平设立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消息，决定只身前去投考。
他拜别母亲，背着行李，一个人来到北平。
当他在音乐传习所面试时，幸运的遇到了祖籍广东中山的肖友梅博士。肖友梅博士非常欣赏这个热爱音乐、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不但接受了他，还为他安排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就这样，冼星海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安静生活。冼星海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要做一名音乐家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27年初，教育部竟然以“音乐有伤风化”为由，解散了北大音乐传习所。
1927年11月，肖友梅南下上海，在蔡元培、杨杏佛帮助下，筹建了国立音乐院。冼星海等一些热爱音乐的学生随即辗转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继续学习。不久冼星海的母亲为了躲避广州战祸，也辗转来到上海。母子俩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母亲为了资助冼星海完成学业，又找了一份佣工的工作。
在上海音乐院期间，冼星海加入了南国社。南国社是一个以戏剧活动为主的进步文艺团体，主要发起人是田汉。冼星海在南国社担任音乐部的工作，时常拉着小提琴为舞台上的演出伴奏。
不久，音乐院要向暑假留校的学生征收住宿费、水电费、练琴费，导致学生与校方发生冲突，酿成了学潮。冼星海作为这次学潮的骨干分子，被剥夺了继续留在音乐院的资格。
失学后的冼星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前往法国追寻他的音乐梦想。
初到巴黎
1929年夏天，一贫如洗的冼星海从上海坐船出发，先到新加坡，靠打工挣路费，终于到达法国巴黎。
然而，巴黎似乎并不欢迎这个风尘仆仆投奔而来的中国小伙子。找工作挣钱填饱肚子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冼星海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近一个月，终于在一位中国同乡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做餐馆杂役的工作。每天，冼星海从黎明开始忙碌，一直忙到子夜时分。艰苦的劳动，换来了短暂的安定。他用第一次拿到的菲薄的薪金买了一把小提琴。
最初，冼星海租住在巴黎一所最便宜的叫做“蜜蜂房”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一座大厦的顶楼，非常狭小、破旧。进入这间房子，首先要爬一层高而直的楼梯，接着又是一层螺旋式的高梯，从外面看就像一个鸟笼悬在空中。这房子原本是楼梯的出口，并不能住人，但房东把这个出口用墙围了起来，把它变成了一个房间。房间内部狭窄，仅容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方是一扇叫做“牛眼”的天窗。
每天晚上，冼星海一回到这里，就打开天窗，将半个身子探出屋顶，专注、忘我地对着夜空拉起小提琴。为了不影响邻居睡眠，冼星海给小提琴装上了弱音器，沉浸在一个人的音乐世界里。
冼星海既要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抽时间练琴，长时间超负荷运转使他日渐瘦弱的身体难以承受。有一天，他端着菜上楼时，一阵晕眩，连人带菜重重地摔倒在地······于是，冼星海被无情的老板解雇了。
巴黎的工作并不容易找，冼星海常常处于失业和饥饿之中。他在理发店当小工，在浴室里帮人修剪指甲，在西餐厅做侍者，帮人喂鸡养羊，帮人守电话看孩子······为最基本的生存而疲于奔命。
即便如此，冼星海并不灰心。每天只要有时间就练琴、看谱、作曲，在这异国他乡，音乐是他唯一的慰藉，唯一的梦想。
拜名师
1929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来到巴黎音乐院，寻找一个叫马克聪的中国人。马克聪是广东海丰人，十一岁随大哥留学法国巴黎，此时正在巴黎音乐院上学。他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冼星海从老乡那里了解到，马克聪在跟著名的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就想通过马克聪帮忙介绍老师。
马克聪对冼星海来法国求学的艰辛和音乐志向非常同情和敬佩，要带他去见奥别多菲尔。当冼星海得知跟这位大师学习的费用是每月二百法郎时，立即紧张起来。可是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了。
奥别多菲尔了解了冼星海的情况后，沉吟了一下。他虽然对这个年轻人的试奏成绩不是很满意，又嫌他年龄大了一点，却被这个年轻人对音乐的热情、意志力和不懈劳动感动了。此外，他发现东方人的音乐感和灵动的指触与欧洲学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要向那些音乐的保守派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证明自己的发现。于是，他对这个紧张期待的年轻人说：“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学生了，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之前，我不收你的学费。”
在好心的奥别多菲尔教授引荐下，冼星海先后拜法国印象派作曲家丹第、巴黎音乐院教授加隆、著名音乐家里昂古特、著名指挥家拉拜为师。有了名师指点，冼星海的演奏技巧、音乐理论、指挥技能都得到了迅速提高。
创作《风》
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蜗居在“蜜蜂房”中的冼星海睡意全无。刺骨的寒风从小屋的四面八方袭来，没有棉被，冼星海只好裹紧那件破旧的大衣，却并不能抵挡寒气的入侵。
冼星海坐起来，点燃床头的煤油灯，灯火被扑进来的冷风一次次吹灭。窗外的风声似千军万马在嘶鸣。一时间，人生的辛酸、故国的思念、漂泊的苦闷一起涌上心头。冼星海心潮起伏，思绪澎湃，难以抑制。他抓过桌子上的谱纸，让一串串音符从笔尖，不，是从他的心底，倾泻而出，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时间。
冼星海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风》的作曲。这部作品首先得到了老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继而打动了加隆教授。加隆教授把《风》破格搬上了巴黎音乐院新作品演奏会的舞台。这个演奏会原本只演奏院内学生和老师的作品，演奏非院内学生的作品，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巴黎音乐院和巴黎音乐界的一片盛赞。报刊还刊登了冼星海的照片和专访。随后，《风》又被巴黎广播电台作为音乐新作向广大听众推荐播放。更令冼星海高兴的是，《风》还获得了世界著名三大音乐家之一、时任巴黎音乐院教授杜卡斯先生的认可。杜卡斯教授热情夸奖冼星海，对《风》提出了几点技术性建议，希望冼星海修改此作品，并以此报考他主持的高级作曲班。
考入巴黎音乐院
盼望已久的巴黎音乐院入学考试终于来临了。前来考试的学生都身着盛装，拿着漂亮的琴盒和提包，昂然走进巴黎音乐院的大门。门警对这些未来的大音乐家谦恭地施礼。冼星海一身旧西装、面容憔悴地走过来。
“干什么的？证件！”门警语气傲慢地拦住了他。
“考试的。”冼星海仰起头说。
“考什么试？别来捣乱，滚到一边去。”门警以为这个中国苦力在开玩笑。
正当冼星海手足无措时，杜卡斯教授走过来。他亲热地与冼星海握手，对门警说：“这是我的学生。”然后挽着冼星海走进校门。门警吃惊的张大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守了几十年大门，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来考高级作曲班，喃喃说：“真是新鲜事。”
考试进行的非常顺利，冼星海的表现赢得了考官们的一致肯定。最后杜卡斯宣布：“祝贺你，可爱的东方小伙子！你已被正式录取到我们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由于你成绩优异，校方决定给你颁发荣誉奖。按照学校的惯例，你有权选择奖品，你最需要什么？银杯、服装、名画······”
冼星海如梦初醒，有些站立不稳，此时他只感到疲惫、饥饿。踌躇半晌，才羞涩地说:“我需要饭票。”见众人不解地望着他，冼星海苦笑说：“尊敬的教授，请别见笑，我需要的最好奖赏，就是免于饥饿。”于是，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大叠饭票，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
穷学生
尽管冼星海在校可以免费用餐，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高昂的学费、书费和平常的音乐欣赏观摩票等等，都还需要花钱解决。因此，冼星海与其他学生相比，仍然是个很穷很穷的学生。
有些老师和学生见冼星海困难，建议他向中国政府申请官费津贴。于是，冼星海带着巴黎市长赫里欧亲笔所写的证明，去中国大使馆提出申请。那些国民政府官员听说冼星海考上了巴黎音乐院，成绩优异，还获得了荣誉奖，煞有介事地派人到学校核实。然而几个月过去，却没有消息。冼星海去过几次，总是被那些官员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官费津贴一直没有落实。
冼星海终于明白，官僚们是看人下菜的，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学生，没有后台撑腰，成绩再好，他们也不会施舍半个子儿。从此，冼星海对国民政府不再抱什么幻想，继续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东奔西跑打工，一边废寝忘食学习音乐。
冼星海的贫穷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同情。杜卡斯教授除了送给他衣服和钱之外，还经常送给他乐谱和音乐会门票。冼星海的法国朋友丹妮丝小姐知道他的难处后，介绍他认识了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修女。这两位修女经济宽裕，喜欢音乐，乐于助人。她们对冼星海非常同情和喜爱，为了帮助这个勤奋好学的东方青年，为他腾出一间小房子，让他免费住下，还经常为他做一些好吃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这段时间，冼星海又陆续创作了《中国古诗》、《夜曲》、《牧歌》、《山中》、《杜鹃》等歌曲。
回国
1935年春天，冼星海从巴黎音乐院毕业。这时，他的恩师杜卡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冼星海捧着一把紫丁香来到老师墓前，想到多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思绪万千。同时，他也做出一个决定：回祖国去，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和人民，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1935年夏天，冼星海回到久别的上海，见到了离别七年的母亲。“妈妈······”冼星海上前抱住了饱经风霜的母亲，心酸而又甜蜜的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母亲的白发上。
“妈妈，你为我受苦了。”冼星海抚摸着母亲瘦弱的身体，感到酸楚、内疚、不安。
“不，孩子，妈妈只要你能回来······”老人无比欣慰地说。
遭冷遇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一直想举办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汇报他在国外学习的成果。可是，他跑遍上海滩，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的单位，连自己的母校上海音专钢琴系也婉言拒绝了他。尽管处处碰壁，冼星海并未灰心。
1935年秋，冼星海带着一封巴黎音乐院老师的推荐信，找到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指挥梅帕琪。该乐团隶属上海滩英国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领导，演奏者大多是来自欧洲的洋人。梅帕琪得知冼星海是巴黎音乐院的毕业生，又是加隆和拉拜的学生，决定协助他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同时请他来乐团指挥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
梅帕琪的决定在乐团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那些洋人演奏员都反对让一个中国的无名小卒来指挥他们的乐队。当冼星海按照约定指挥排练时，一个金发碧眼的乐师十分不配合，不但故意捣乱，还出言不逊嘲弄冼星海说：“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指挥？一个连一部交响乐都没有的国家，怎么能够出现一个好的交响乐指挥呢？”
“哈哈哈······”大厅内爆发出哄堂大笑声，排练场一片混乱。
冼星海被激怒了。
“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污蔑······”冼星海甩掉指挥棒，愤愤地走出排练厅。在国外，他遭受过洋人的欺辱；回到国内，仍然还要遭受洋人的欺辱。冼星海不能容忍洋人对中国音乐的讥笑和挖苦，他要写出一部完全属于中国自己的交响乐。
冼星海忍受着失业的痛苦，只临时招收了几个小学生教授小提琴，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构思谱写交响乐。
《战歌》和《救亡军歌》
1935年秋天，冼星海早年在南国社结识的朋友田汉来看望他。老友相见，格外高兴。此后，冼星海和南国社的朋友经常往来，结识了文艺界许多进步人士。
不久，冼星海随南国社前往南京考察江北水灾，了解灾区人民苦难生活，出席了当地的歌咏大会。演唱会上，田汉、聂耳等人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码头工人歌》等，都深深感动了冼星海。回到上海后，冼星海决定向田汉、聂耳等人学习，暂不创作交响乐，专攻救亡歌曲，把自己的音乐事业与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结合在一起。
一天下午，一个叫俯视的青年拿着他写的《战歌》歌词来找冼星海，请他为歌词谱曲。冼星海看过之后，兴奋地说：“好词。”立刻拿起笔来，迅速在五线谱上写起来。几分钟后，曲子就谱好了。冼星海唱给俯视听，俯视激动地鼓起掌来。随后，这首歌率先在《前奏》诗刊发表。紧接着，全国各地很多音乐刊物和歌曲集都进行了转载。群众的游行队伍也唱起了《战歌》。一些学校和歌咏团队还热情地邀请冼星海亲自教唱这首歌。
不久，冼星海参加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学生联合扩大宣传团”示威游行，途中巧遇在南国社认识的爱国诗人塞克。塞克高兴地拿出新写的《救国军歌》歌词，请冼星海为之谱曲。冼星海接过歌词，连读两遍，就拿出笔在歌词稿上开始谱曲，仅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
塞克当即邀请冼星海在游行现场教大家学唱这首歌。冼星海望着周围成百上千双晶亮的眼睛，情不自禁地挥动双臂，一句一句教唱起来：“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很快，《救国军歌》铿锵激昂的旋律传遍了游行队伍。
随着《战歌》、《救国军歌》在全国各地的广为传唱，冼星海的名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之后，冼星海又写下了不少反映被压迫群众心声的歌曲。
宣传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冼星海走上了抗日宣传的征途。他作为“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的常务干事，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负责音乐工作。先后到达河南开封和洛阳。每天，他身背行李，从日出到日落，步行数十里，深入学校、农村宣传抗战。每到一处，不顾疲劳，放下背包，立即组织教唱。有时没有指挥棒，随手拾起一根木棍代替。
1938年初，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宣布在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冼星海被推举为三厅音乐科主任。
有一次，冼星海有事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他头发胡子很长，就问：“你为什么不理发？”冼星海回答：“因为工作太忙，实在没有空出去理发。”
过了几天，冼星海正在音乐科谱曲，周恩来带着理发员小赵来了，风趣地说：“小赵同志，看看你的服务对象在哪里？”小赵把屋里几个人看一遍，来到冼星海身边，抖开白围布说：“怪不得周恩来同志让我来呢，你的头发都可以做鸟窝了，星海同志，快坐下吧。”冼星海捋一捋头发，望着周恩来，心里热乎乎的。
1938年6月的一天晚上，冼星海刚回到办公室，一个游击队打扮的小伙子急匆匆闯进来：“我是从山西来的桂涛声，想请星海同志为太行山的战友们谱一支队歌。”
冼星海一边让桂涛声介绍山西游击队与日寇英勇搏斗的战地情况，一边盯着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桂涛声话音一落，冼星海便兴奋地说：“大家听听山西抗日队歌《在太行山上》这么长行吗？”边说边摇动手臂，打着拍子唱起来。满屋子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冼星海这么快就谱成了如此美的旋律。
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到处都能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歌声。
去延安
1938年夏秋之交，陈诚派秘书谢然之来到音乐科，以月薪八千元和音乐将官之衔收买冼星海，遭到冼星海拒绝。不久，冼星海在武汉创立的几百个群众歌咏团队都被迫解散，冼星海也被当做“危险分子”被国民党严密监视。为此，冼星海十分苦闷。
这时，一个叫钱韵玲的女子走进了冼星海的生活。钱韵玲是著名教育家钱亦石的女儿，在武汉一个小学任音乐教师，并加入了冼星海指导的歌咏队。钱韵玲的单纯、安静、朴素、善良给冼星海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38年7月20日，两人在田汉等人主持下，正式订了婚。
1938年8月，在周恩来安排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冼星海寄来一封邀请信以及院长沙科夫亲笔签字的任教聘请书，欢迎冼星海到鲁艺音乐系担任教授。
1938年10月，冼星海和新婚妻子钱韵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从武汉乘火车，一路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经郑州、洛阳到达西安。在西安，有人告诉他，延安生活太艰苦，住黑乎乎的窑洞，虱子爬满身，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在那里是无法进行音乐创作的，甚至有人出高薪挽留他留在西安工作。冼星海并不为之所动。
冼星海夫妇一到延安，就去鲁迅艺术学院报到，与院长沙科夫和系主任吕骥讨论开课的事情。在这里，教室是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校园是倾斜的黄土山坡，礼堂是辽阔蓝天下的土坡。冼星海夫妇对这些毫不在意，和大家一样住窑洞，吃小米饭，喝白菜汤。
白天，冼星海给鲁艺的学生上课，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去各单位驻地教唱歌，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回来还要搞创作。晚上出门走夜路，在野外可能会碰到狼，因此每晚出门，他除了拿一盏马灯，还要带上一根木棍。曾有人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冼星海：“马灯闪闪亮，肩扛打狼棒。歌声飞到鲁艺来，星海还在山坡上。”
在延安一年多的时间里，冼星海一共写了四个大合唱，即《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写了两个歌剧，即《军民进行曲》、《滏阳河》；《民族解放交响乐诗》完成了一部，第二部也完成了大半。此外，创作歌曲、民谣小调总计五六百首。
唱响“黄河”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是光未然。
1936年光未然与冼星海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一起合作完成了一首纪念高尔基的歌曲。1938年春，两人一起在武汉政治部三厅工作，同住一屋，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先后合作了《赞美新中国》、《纪念五一节》等十余首歌曲。
武汉沦陷后，光未然率领演剧三队在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黄河的狂啸怒吼、奔腾不息的壮阔场面，以及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激起了他创作长诗《黄河吟》的灵感。
1939年1月，光未然在晋西游击区不慎坠马受伤，被演剧三队的队员送往延安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光未然仍在酝酿着长诗的创作。
冼星海得知光未然住院的消息，前去探望。光未然谈起在黄河边行军的感受，说出了以黄河为题材创作长诗的打算。冼星海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也早就希望写一部以黄河为题材的大型音乐作品了，请你把长诗写成合唱歌词，我要用富于民族色彩的新技巧谱写一部表现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
光未然躺在病床上一句一句口授，演剧三队的队员帮忙记录，最终用五天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
冼星海带走歌词，开始夜以继日地谱曲。强烈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的美妙旋律，黄河的怒涛，常常使冼星海处于激情难抑的兴奋状态。他把多年来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忧愤，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赞颂，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全部倾注在了《黄河大合唱》中。这时的冼星海，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嗓子沙哑了。经过两个星期日日夜夜的努力，冼星海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
然而，在当时的延安，要排练这部气势磅礴的宏大作品，却不是件容易事。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上哪里去找伴奏的西洋乐器呢？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一个简易奇特的伴奏方法：用一个汽油桶安上一个木把子、两只轴子，将弹棉花的弓子绑上两根牛筋做弦，发出浑厚有力的低音；用铁制的调羹放在吃饭的大搪瓷缸子里一摇，打出流水样的声音。
这一幕被来延安观光的美国女作曲家霍芙曼看见了。她十分惊异，也充满敬佩。她竖起大拇指对冼星海说：“了不起，中华民族真了不起，我一定要把这部作品译成英文。”当即，她端起相机拍下了排练场面，并对两件“特殊乐器”——大搪瓷缸和汽油桶来了个大特写。
《黄河大合唱》在抗日烽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并推动了团结抗日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黄河大合唱》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也得到了广泛认同。
1940年，一个叫刘良模的人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
1943年，《黄河大合唱》被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首次用英文在美国演唱。
从此，《黄河大合唱》作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登上了国际舞台，逐渐蜚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