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一）
2019年2月5日，农历猪年正月初一，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在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而这一天，我的母亲在家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86岁。
母亲于1935年1月29日出生在浦东的一个近海村庄。我外婆在我外公去世后无力养育三个女儿。有一天，微风徐徐，田地里的小麦和路边的小草在阳光的照射下生机勃勃。外婆带着11岁、9岁和6岁的三个女儿来到了邻村一户无孩的富农家里，富农一眼就看中了我母亲。外婆说这个我不给你们的。可那女主人马上回道“大姐：你那大的已经太大，小的还要照顾，我只要这个”。无奈，我外婆牵着大小女儿走了。母亲目送着不断回头看自己的娘三个，听着那撕心裂肺的 “我要姐姐回去”“我不要妹妹留下”的哭喊声，显得特别冷静坚强。母亲知道定下的事情无法改变，更多的眼泪只会增加痛苦。由于长期的饥饿，母亲第一天在养父母家一顿就吃了20多个大圆子。大人们担心这个孩子不要吃出事情来，可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
养父母虽然是富农，却没有雇佣一个外人，几十亩地全靠一家三口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种熟。三年后，母亲几乎学会了所有的日常家务、种田诀窍及生活技能。比如只要看一遍人家包粽子、做圆子，母亲马上可以模仿学会。由于母亲的贤惠、聪明、勤奋，并且善解人意，养父母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喜欢母亲。母亲看到同龄的孩子有在私塾上学的，也很想去。可是养母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读书的。养父想让母亲去读个2、3年书，养母眼睛一瞪说那地谁去种呀！终究母亲没能够上学。
在母亲18岁时，邻村有媒人找到养父母，说在西面约8里外有个徐家宅的村庄里，有户人家有五间亮堂的厢房，小伙22岁，很帅，工人，养父母觉得很好，而且家里的地也已经土改不需要劳力了，当即就定下这门婚事并收下礼金。几天后，母亲起了个大早，梳了2个小辫子，前面还留了点刘海，看着镜中自己由于丰富的营养和充足的劳动锻炼而红润光泽的脸蛋，母亲心情愉悦，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在换上了漂亮的红色连衣裙，穿上了白色的袜子和黑色的皮鞋后，母亲由媒人带着去了徐家宅村。一路上，不时吹来一阵阵柔柔的风儿，夹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香味。路边绿绿的水稻在田野里点着头；树上的喜鹊在阳光下唱着歌；远处飘逸的白云在蓝天中漫着步。母亲边走边欣赏着似乎比往日更美的如诗如画的乡村风光，不久就到了徐家宅的村口。这个村庄东西走向，村的南面有条小路，小路的南边是条河。那户人家在村庄的最西端，去小伙家要经过整个村。在好奇村民眼光的一路目送下，母亲走到了那五间面西的低矮厢房，厢房前有一块杂草丛生的砖地，昏暗的厢房内堆着些经过整理后仍旧凌乱的杂物。母亲心里想着：和养父母家那整洁明亮高大上的院子比起来，那又破旧又低矮的房子只适合摆放柴草饲养鸡鸭。在媒人安排下。母亲和小伙单独聊一会儿，母亲说：“这么热的天，你可以把帽子脱了么？”。小伙回答：“帽子不可以脱掉的，脱掉侬要吓的，我是瘌痢头。”。母亲又问道：“你是工人，在哪里上班呀？”。小伙又答：“我上班的单位和地点不固定的，一般情况下，我拿着木工工具守候在桥上或居民区，工作地有时在室内有时在露天。”。小伙也没上过学，性格倔强、脾气暴躁，还要打人骂人，所以人缘不好。但优点是直来直去不会说谎。
回到养父母家里，母亲嚎啕大哭。所谓的亮堂厢房是那么破旧低矮还是面西的；所谓的帅小伙是个瘌痢头；所谓的工人就是个打零工的游击队员。联想到刚才路上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这么好看的姑娘，哪能会嫁给破毛郎”，母亲越哭越伤心，嗓子都哑掉了，连续三天三夜滴水不进。看到平常这么乖巧温顺的养女这么伤心倔强，养父母也很心疼。但养母坚持不能退婚。养父跪在地上求道：“闺女啊你就认了吧。虽然破旧了点但毕竟是五间；虽然瘌痢头但带上帽子看上去还是蛮舒服的；虽然是打零工的但毕竟是技术活能挣钱。”。看着久跪不起这么心疼自己的养父，母亲终于放弃了反抗。
我的母亲（二）
婚后不久，那个小伙（小名毛郎）也就是我父亲带来个好消息。他终于又进入了市建公司，成为了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原来上海刚解放后，百废待兴，我伯父托人将父亲介绍到了市建公司。可是，父亲性格桀骜不驯，受不了公司的各种制度规章的约束，不多久就擅自辞职下海自己做“老板”了----虽然只是在马路上找活打零工，但是自由没人管，舒服。一年多后，父亲感到在外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活时有时无，谈好工钱经常被东家找理由克扣，没有任何福利和保障，社会地位低下。结婚后，考虑到自己已经成家和肩负的责任，父亲放下了面子，找到原来公司领导认错并保证后，更由于父亲的技术不错，公司领导重新接纳了父亲。
母亲婚后的日子平平淡淡、忙碌充实。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生产队里，母亲都显示出了自己的勤奋和才华。母亲把房屋打扫得整洁干净，把屋前屋后场地上的杂草也全部两拔掉除尽，还养了鸡、鸭、鹅等家禽下蛋，经常做些好吃的菜，家里显得温馨而充满了生机。在生产队里，母亲和社员和睦相处，总是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播种等种地技术。很快，母亲被村民推选为生产队长。作为队长要参加上面召开的各种会议，并根据要求带上统一发的工作日记记录会议精神。母亲在工作日记上除了会写1、2、3、4等数字外，不会记录会议精神。于是画了些只有自己懂的符号来代替什么。结婚七年后，母亲怀上了我姐姐。于是向领导提出辞去队长职务。领导说正准备提拔我母亲并考虑配备一名秘书。母亲知道自己是文盲不是领导的料，婉言谢绝了好意。
1958年，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婴，从此摆脱了“不会下蛋的母鸡”的嘲讽。四年后，母亲又生下了一个男婴。1965年，母亲生下了我。在我3岁时，有天晚上我额头滚烫、嘴唇发紫、全身发抖。母亲赶紧叫来了赤脚医生，一量体温达40度，医生初步判断是急性脑膜炎，叫我母亲赶紧把我送到6公里外一条车子能够开到的堤坝公路上。他则去乡里打电话叫救命车在那等着。那天正好是周日，父亲也在家。他紧跟着抱着我沿乡间小路脚底生风的母亲。那时我很胖，足有35斤，母亲抱着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于是准备把我递给父亲抱一会。虽然我发着高烧昏昏沉沉，但一闻到那烟草味就知道父亲在抱我。我拼命的哭并扑向母亲。没有办法，母亲咬咬牙抱我继续赶夜路。约莫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堤坝公路。此时，虽然在冬天的晚上，母亲的内衣裤还是都湿透了。赶到县医院，我被确诊为急性脑膜炎。由于医治及时，我后来似乎并没有变傻。
母亲不仅对我们好，对村里的乡亲乡里也充满了仁慈和爱心。靠着我们家东约50米处，在小河北面小路的边上有一户独居老太，人叫“张村太太”，大儿子抗美援朝复员后在汉口成家了，小儿子住在洋泾。张村太太比我母亲长30多岁，经常来我家坐坐聊天。如果2天没有见她，母亲就会过去看看是不是病了。我们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馄饨、圆子，母亲总会叫我拿一碗过去让张村太太尝尝。张村太太逢人总是夸“毛郎啦斜好额”。
我的母亲（三）
家里人口多了家务也多了许多。而母亲可以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母亲把家里的泥地经常扫得光亮光亮；我们的衣裤也补得漂亮洗得干净。
孩子给家里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希望，但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矛盾和烦恼。父亲简单粗暴，性格刚烈，把我们当作他的私人财产。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稍有不顺就用语言和棍棒教训我们；而母亲总是尊重我们，和我们平等相处。母亲为了保护我们经常会和父亲激烈争吵。父亲在单位曾经收了个叫王其龙的技校刚毕业的徒弟，有一次徒弟上班迟到了，父亲批评了他。他顶了句“迟到怎么了？”父亲当即给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不过后来徒弟当上建工集团领导后并没有记仇，反而给已经退休的父亲介绍门卫工作。父亲对待外人尚是如此，对待家人更是无不及而有过之。父亲为了教育我们，经常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母亲虽然同样是文盲，但表现得就像大家闺秀一样知书达理。为了家庭，为了我们的感受，母亲最后总是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包容了父亲。而我的父亲，永远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任性固执。但这种包容在以后也给母亲带来了福报。晚年发病时的母亲生活不能够自理，父亲帮助母亲穿衣服、洗脸、洗脚，还包下了所有的买汰烧家务，骑车或者推着轮椅送母亲去搓麻将。母亲还总抱怨父亲这也做的不好那也做得不行，但父亲似乎已经没有了脾气。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春天，母亲会带着我们一起松土、施肥、浇水和播种，和我们一起观察、欣赏黄瓜、丝瓜、西红柿等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夏天，我们在屋外的砖地上吃晚饭时，母亲会不停地用扇子帮我们驱赶蚊子，饭后，我们一起乘凉看星看月亮，一边吃甜芦粟或者甜玉米一边听母亲讲故事；秋天，我们一起挖掘萝卜收割水稻，一起在家门口欣赏晚霞看落日；冬天，我们听着呼啸的西北风，一起围在炉子边嗑瓜子做蛋饺。我们还一起割草喂兔，一起到鸡窝拿热乎乎的蛋。雨天的傍晚，我们一起将不肯回家的鸭子从河里往家里赶。虽然有时候干体力活也很辛苦，但是和母亲在一起的劳动我们心里感觉是那么温馨、自然、轻松而有趣。而在父亲休息在家的周日，即使在冬天，我们一大早就会被父亲掀掉被子并被大声吼道“起床干活了！”。
一眨眼，我12岁了。有一次饭后，母亲问我父亲：“老头子，侬吃饱了在想什么的吧？”，“不想啥的”父亲回答。母亲摇着头看着父亲说：“小囡越长越大，家里的房子这么破，冬天西北风一刮家里冷的要命；夏天西晒太阳热的满头大汗；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你怎么不多动动脑筋把新房造起来？”。父亲瞪大了眼睛：“我们造的起房子？”母亲点点头：“一起努力总归可以造起来的。”。那时候要造房子，差不多和现在在北上广深买别墅一样痴心梦想。
在母亲伟大目标的指引下，父亲每天在单位食堂收集剩饭剩菜，周末用自行车将两大桶泔脚从闵行剑川路的公司骑50多公里路带回家喂猪。碰到黄浦江水少时，轮渡口悬梯的坡度很大，父亲推自行车上岸必定满身大汗。母亲除了在队里挑重活累活干多拿工分多挣钱外，还在家里饲养家禽。有段时间听说养长毛兔剪毛卖很赚钱，母亲就在吃饭间叫父亲做了笼子养了好几十只兔子。那时候，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兔子好像一点也不嫌臭。为了兔子多长毛，我们给兔子喂香喷喷的牛奶吃。除此以外，母亲还在自留地里种价值高的蔬菜，一起去卖菜的邻居卖青菜芹菜一次收入有30多元，而母亲卖的豌豆苗、草头等可以有50多元收入。
伟大的梦想产生了无穷的动力。父亲在单位盘算着午饭只吃一个菜汤可以省下一毛五分钱，可以多买5块砖头。我们则在家周围的河底下检碎砖以替代石料。家里稍微积点钱，母亲就托人买各种建材。经过7年的积少成多、艰苦奋斗，聚集了全家所有的财力、精力和智力，母亲的伟大目标终于在1983年实现了一半。我们打了楼房的地基，先造好了一层！
又经过6年的持续努力，在1989年，母亲的伟大梦想终于实现了。在徐家宅的最西端，矗立了一幢漂亮的两层楼楼房！。
我的母亲（四）
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12年后的2002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幸福地洒着太阳的伟大工程被拆掉了。母亲由农民变成了居民并拿到了镇保退休金。母亲再也不用种地了。
实际上，母亲也种不动地了。也许由于多年的苦干，整天整天地在水田里插秧拔草，母亲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而且日趋严重。母亲的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多处肿胀、畸形。在发病时脚不能够下地行走，手不能够穿衣吃饭。为了医治疾病，母亲到处求医问药。有段时间，母亲还听从医生的建议，吃了好多好难吃好难吃的山蚁，但治疗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而父亲也到处打探各种偏方。父亲骑车带母亲看病时还摔了好几次。有一次在从张江卫生院回家的路上，把坐在自行车后面毫无防备的母亲重重地摔在骑车道和人行道交界的侧石上，母亲当即不能动弹哇哇直叫。虽然经过敷药治疗似乎治愈了，但去年我带母亲去医院检查时专家告诉我“旧伤复发、骨质疏松、腰椎位移”，母亲的最后一年基本躺在了床上。母亲抱怨父亲不会骑车，父亲则反驳：“我不会骑车？我好几百斤重的泔脚都骑得轻轻松松。”，母亲反嘲：“你只会带死的东西。”。
2006年，医生建议我们，只有将骨质疏松、组织坏死的膝关节置换掉，母亲才可以恢复行走。在川沙中医医院王主任推荐下，母亲勇敢地来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接受由张教授主刀的膝关节人工置换手术，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母亲是个普通人，她也有怕的时候。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洗澡跨出淋浴房时不小心打滑摔在了地上，肩膀疼得厉害而且不能动了。姐姐赶紧送母亲到了医院，拍片的结果是母亲肩关节脱臼。那个50多岁的大夫说：“还好我还没有下班，年轻的医生都不会徒手将脱臼的肩关节复位，他们会采用开刀的方法处理，最起码要5万元钱的费用。”。大夫开始帮母亲复位。第一次，母亲疼得直哼哼，大夫没有敢继续；第二次母亲疼得再次哼哼大叫，大夫还是没有能够继续用力复位。大夫说不行的话麻醉一下，但需要花800元费用。也许由于觉得费用太贵，也许由于姐的鼓励，第三次复位终于成功了。虽然坚持下来了，但母亲满头大汗、脸色煞白吓得直哆嗦。
2013年，母亲口腔溃烂、免疫力缺失，在浦东公利医院门诊，后又转到仁济医院急诊并会诊，最终在上海第七人民医院ICU接受由雷教授团队主导的插管、血透等肺部炎症抗感染手术治疗。期间，母亲多次昏迷。我们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并多次被告知希望渺茫。最后，苍天有眼，在雷教授团队的精心医治下，在多次邀请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顶级专家教授前来会诊后，母亲转危为安，并在42天后好转出院。出院时我们和雷教授团队拍照留念，母亲翘起大拇指夸雷教授水平高超，而雷教授谦虚地回道：“老太太，不是我们水平高救了你；而是你自己坚强的意志力救了自己。”。
年底，家里一大桌人团聚。姐夫拿出一瓶好酒准备庆祝。可是，我们对着酒瓶左看右看，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打开酒瓶。最后，母亲拿着酒瓶转了一圈，一下子就将瓶盖打开了，并说：“没有我，你们这些读过书的聪明人，只好敲碎瓶子取酒了。”。
我的母亲（五）
2014年4月，春暖花开。考虑到母亲身体恢复得不错，我租了辆19座的面包车，邀请了部分亲戚组成了大家庭，前往九龙山庄度假。一路上，母亲兴高采烈、异常兴奋。在那里，我们和母亲一起爬上了一座300多米的小山。母亲边走边看，欣赏着山间的奇花异果、泉水叮咚、成片耸天的毛竹以及刚刚冒出地面的笋尖。边上的多名游客，把母亲作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及自己的孩子爬上去。母亲为自己而自豪。
2014年9月，惠风和畅。在从小由母亲带大的外甥女佳倩的带领下，母亲漂洋过海去了新加坡。在外甥女的精心安排下，母亲品尝了南洋的美食，领略了动物园大象的智慧及圣淘沙优美的沙滩。母亲总是夸“佳倩格额囡，小的晨光没白带伊”。而在之前的几年里，佳倩还带了母亲去了香港、三亚、厦门等地游玩。每一次出行的每一次安排，母亲总是用“斜赞、斜好吃、斜好看”来称赞，而我们也总是让母亲住上最好的酒店，吃到最好的美食和看到最美的风景。母亲总希望有人经常带她出来看世界，她很享受整个过程。实际上，和母亲一起出去的每一次度假旅行，我们玩得也更开心。
2015年1月29日，母亲又由于疼痛和行走困难，准备接受由东方医院尹教授主刀的踝关节人工置换手术。早上9点，我们和爱心义工一起把母亲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则盯着手术室外的电视屏幕，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平安出来。可是几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经询问护士后才知道，原来母亲当天正好80周岁，需要等到院长签字后方能动刀。好在手术虽然曲折艰难（母亲的踝关节畸形了）但很成功。可回到病房，有个股部糜烂据说是医疗事故的病人很作很作，医生护士对她也没办法。我们日夜无法得到休息。于是，二天后我把母亲转到了12楼的VIP病房，房间条件是好多了但费用也很好，母亲住了三天花掉近1万元房费。出院回家后，父亲当即脸色阴沉、怒不可遏地冲我：“侬做错了，侬怎么可以这样糟蹋钱！”。而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小时候任父亲教训的我，我的翅膀已经很硬很硬：“我怎么了！我用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母亲在边上惊奇地看着平常对父亲也很孝顺的我，轻声地说：“对侬爷好好觉讲闲话。”。
通常，每个周六我都会和父母在一起度过。有一天，我蛮早就到了父母家里。在厅里的卫生间小便时发现边上淋浴房水龙头的下方有桶满满的水，我知道这是父母淋浴时接的，用来冲马桶的。想到父母的年纪和身体，我想还是我来冲掉吧。于是我就拎起重重的一桶水哗啦一下倒进了马桶。稍后，父亲发现桶空了，问我桶里的水呢？我说小便后冲掉了。父亲立马瞪着我责问：“一场屎要冲脱一大桶水啊？”。我回道：“已经冲脱了，怎么办呢？”。我们离得很近，看着父亲怒不可遏的表情，我想我不会挨打吧。“还能怎么办！”父亲也到此为止了。母亲知道这事后说：“侬以后到自己的卫生间去用吧。”。父亲总是这样，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虽然他最喜欢我女儿的一句话“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只是喜欢而已，父亲不会改变自己。而母亲，更能够理解人，懂我们。
2015年10月，秋高气爽。母亲和我们一起又在外甥女佳倩的带队下，飞往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冲绳岛。我们住在海边豪华的船型酒店。母亲看着我们在海水里摸海参，划橡皮艇，当快艇把我们的滑翔伞拉到高空时，母亲兴奋地说：“我自己年轻点就好了。”。
2016年5月的母亲节，我下了带父母妻女一起去海洋水手号游轮度假的订单。隔月下旬，当我们在11层靠窗的放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前看着所乘的游轮缓缓的驶离吴淞国际码头时，母亲看着我激动地说“我养着个茄猴子”。庞大的游轮比我们原来的村庄还大，这给了父母很大的震撼和视觉冲击。我们在表演厅的第一排看精彩搞笑的冰上舞蹈时，母亲专注地盯着舞台并不时大笑，把我递给她保暖的大毛巾直接扔在了一边。
我的母亲（六）
2017年4月22日，88岁的父亲走了。之后，尽管我们几乎每天轮流看望母亲，母亲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还是显得很孤独。一个月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我家住，我希望母亲可以在我的陪伴照料下生活得更快乐。我每天下班后陪母亲聊聊家常、回忆过去，还推轮椅车带母亲去逛逛附近的花溪路、华联吉卖盛、环球港。在兰溪公园和曹杨公园，母亲说以前带薇薇玩的滑滑梯和小火车怎么没有了？我说公园已经改造过了。在曹杨二中东南角一品全大酒店的门口，我轻声地说：“去年爸带了一大袋姐姐刚刚瓣下的玉米，乘了一个半小时地铁，在附件转来转去，可就是找不到他住过并且多次来过的我家，只好打电话叫我去接他。我叫爸就是在这里等着我的。”。母亲伤感地看了看我。在这，一仰头便可以从梧桐树缝间看到隔壁我家的高楼。
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母亲说我这里空气少，还是想住回去。也许，母亲觉得在自己的家里更自由；也许母亲觉得她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尊重了母亲的想法。在自己家里约莫住了一个月后，在我们商量并征得母亲同意后，母亲住进了自家附件条件尚好的期颐养老公寓。在养老院，母亲很快和老人们打成一片，并交上了像猫奶奶一样的多个好朋友。我们带去的好东西，母亲也会和伙伴们一起分享。我去看望时，母亲常和伙伴们在一起聊天、打麻将。母亲告诉我：“伊拉讲我分享的东西都很好吃。”。母亲的生活不再寂寞。可是，母亲的身体每况越下。每2个月左右，由于喘得厉害，母亲要在医院住院挂针2周。而每一次住院，医生都会让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
2018年2月15日，大年三十。我把母亲从养老院接到姐姐家吃年夜饭。晚饭之前，母亲和我们一起搓了场家庭麻将，母亲输了300多元。我问母亲：“钞票输脱玉麻伐？”母亲笑答：“不玉麻，反正最后都是你们的。”。母亲很喜欢麻将，手气一直很好，赢多输少。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场麻将，输了。
养老院的活动丰富多彩，经常有附近的学生及爱心团体前来慰问、演出，但是母亲的腰椎病以及慢肺阻和老慢支、类风关等疾病已经使母亲离不开床了。甚至，母亲要插着制氧机的鼻管躺在床上吃饭了。猫奶奶等伙伴们每天会来看看母亲。董院长及小王助理、王医生和顾医生等每天也关心着母亲。尤其是那些像小陆阿姨一样充满爱心的护工们更是每天帮母亲擦身送饭，半夜里还到母亲床边来看看是否需要帮助。
2018年4月27日，在养老院住了九个月后，母亲又回到家里住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在母亲身边了。我们请了居家阿姨专门来照顾母亲。
我的母亲（七）
在家里，母亲每天躺在两边靠墙的五尺宽的床上，二个鼻孔里一直塞着连接着制氧机的塑料鼻管，枕头的两边放着些母亲常用的物品，包括手机、视频播放器、牙签、餐巾纸、手绢、眼药水、空调遥控器、呼叫机等，还有二个母亲用来锻炼手指的核桃。床头边上摆放着一个床头柜，中间有个藤椅，床尾边上放着一个铝合金坐便器。为方便照顾，阿姨的床位就摆放在和母亲床位平行的位置。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阿姨会协助母亲坐在床上洗刷。由于在10多年前右手就已经不听使唤，母亲已经习惯用左手刷牙了。在一、二分钟的洗刷过程中，由于气管堵塞呼吸不畅，母亲的喉咙里会发出咕咕的怪声音。又由于腰椎疼痛，通常没等脸洗好母亲就要迫不及待地重重地躺下去了。在七点半早餐后的半小时多点，阿姨会将我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小罐药拿给母亲吃。药罐里通常会有20多粒药，包括高血压的2粒、类风关的6粒、哮喘的5粒、养心肺的3粒、再加一些护胃的、通便的、祛痰的等。母亲会分二次吃完。把药放在嘴里后，母亲会用吸管从杯子里吸水，然后头一摇药就咽下去了。而第二次吃药通常会休息一会儿，对母亲来说，用塑料管子吸水喝也会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九点左右，阿姨帮母亲量血压，准备水果，然后进行半小时的穴位按摩。接下来，如果精神尚可，母亲会打开视频播放器，听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越剧，或者玩玩手机看看微信里的照片和视频。如果有人来，母亲则侧身将早已经失聪的的左耳压在下面，脸正对着坐在藤椅上来人，尚有听力的右耳正好朝天竖着和来人互动。没人在时，母亲会翻过身去，将失聪的耳朵对着楼板。这时的母亲啥也听不到。
中午11点多午餐后的二个多小时是母亲午休的时间，但母亲通常睡不着，或者玩电子设备；或者胡思让想。母亲最希望有人陪她聊天，虽然多讲话会很累，很喘，但母亲会兴奋着，休息一会儿会继续和来人聊。母亲曾风趣地和看望她的朋友说：“我怕这个床汆起来，所以要一直躺在床上压住它。”。
傍晚五点多，是晚餐时间。六点左右，母亲要再吃一顿药。晚上的药要少些，只有7、8粒，母亲可以一次吞下。七点多，阿姨帮母亲擦身、按摩，聊天。八点半左右睡觉。晚上，母亲通常会起来几次小便，阿姨告诉母亲即使在半夜都可以随时叫她帮忙。但是，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似乎从来就没有叫过就睡在边上的阿姨。当然，白天阿姨看到母亲挣扎着起床，扶着床沿走到床尾边的坐便器，坐下后艰难地有时几次才站起来，都会主动过来扶一把的。
母亲在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乐观的，说说笑笑，回忆过去；当腰椎疼痛或者喘得厉害时，母亲的情绪会很低落，经常脸对着墙侧身而睡，有时手里拿着手绢会不停的擦着流出的泪水。我们则总是安慰母亲会好起来的。母亲在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有一天早上，我回家后坐在母亲床前的藤椅上，母亲说有首歌很好听，就打开手机揿下了PLAY按钮。我一直听呀听呀听，足足听了有20多分钟。母亲竟然学会了循环播放，放的是一首苏青山的《想起老妈妈》，看着躺在床上的妈妈，我再也按捺不住不断积聚的伤感和无奈，我赶紧走到了外面，把那酸楚的眼泪擦拭干净。
由于喘得厉害，母亲分别在2018年的7月、10月和12月由救护车送到上海第七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后又转到呼吸内科重症病房。每次我陪母亲时，母亲总是提醒我把椅子或者躺椅再靠近我们的床位一些，以方便护士和他人行走；当母亲吐痰时，母亲总是用餐巾纸包住折叠后，把干净的一头递给我接住扔掉；同样，母亲用过的牙签，也总是把干净的一头留给我拿住扔掉。在所有能够想到的细节上，母亲总是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我的母亲（八）
2019年1月31日，农历十二月廿六，家里的阿姨一早回老家过年去了。母亲将由我来照顾一段时间。我每天为母亲准备热气腾腾的三餐，母亲总是表扬我烧的好吃；当我每次在母亲餐后递上热毛巾让母亲擦脸时，母亲都夸我想得真周到。母亲每次表扬我夸我时，我总是说：“像侬呀！”，母亲听到这话时，总是笑得像婴儿般纯真。
2019年2月5日。晚上6点，像往常一样，我把饭菜盛在小碗里再放在盘子上端到母亲枕边，母亲开始吃时，我总是走到外面。因为，我受不了那么爱干净的母亲，躺在床上侧着身用左手握着调羹，喘着粗气，一口一口艰难的样子。有时用吸管吸汤累，母亲就直接将碗卡在脸上，将汤倒进嘴里。而每次，虽然垫好了手绢毛巾等，在领子衣服上、在床上总会留下一些汤汁菜汁。晚上6点半，我去收拾盘子，每个小碗都吃得很干净。我注意到母亲喘得比往日厉害。我听到母亲说：“吃顿晚饭都要这么萨杜，活着还有啥个劲道。”。我赶紧出去准备了热毛巾给母亲，母亲接过后不仅擦了嘴、擦了脸、还吃力地擦头颈里的汗。吃顿晚饭母亲已经满头大汗。晚上7点多，我加了粒头孢并和控制类风关的其他药一起倒进了母亲嘴里，母亲吸水后头一摇就咽下去了。我坐在藤椅上观察着母亲，母亲还是喘得厉害。我拨打了120。晚上7点半，救护车还没有到，母亲就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我的母亲，一个善良随和、节俭勤奋、善解人意、包容睿智、坚强勇敢的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半辈子和贫穷作斗争，半辈子和疾病作斗争，虽然是如此的热爱生活，终究是累了，永远地休息去了。
正月初三，天气阴冷，狂风大作，不时小雨。母亲的遗体在浦东殡仪馆火化了。当天，母亲的骨灰盒被安放在玫瑰园一颗百年香樟前的墓穴里，母亲和父亲又在一起了。
母亲长眠的玫瑰园就在海边，离母亲的出生地很近。
正月初四一早，一场意外的雪覆盖了大地，玫瑰园里白茫茫一片……
2019年2月19日
于上海
谨以此文献给我在天堂的母亲；献给曾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