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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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之中。而最近几天经济学家华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为高福“说话”，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华生的文章请见链接：https://www.toutiao.com/i6796090772098646540/ 。
而此前，水哥也写了一篇万字长文：《万字长文深度解密：高福之过、疾控之惑与公共卫生未来之变》，两天的时间里，这篇双标题文章获得了500万的阅读量，可见人们对高福的关注与热议程度。这篇文章请见链接：https://www.toutiao.com/i6793516376137925133/ 。
人们对高福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但历史的痕迹却在关键时候是不会骗人的。水哥首先在这里简单的理下高福被热议的部分关键“痕迹”：
（1）2019年3月4日，高福院士在当年的两会期间曾表示，中国不再会出现当年的SARS病毒。不过10个月之后的武汉，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都超过了非典人数。
（2）2020年1月22日，高福院士在出席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然而就在高福院士提出“儿童不易感”的10天之后，2月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儿童易感！2月2日，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了《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一句话就是，明确“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群”。
（3）网友最集中的质疑，就是高福院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而事实上，公众是到1月20日才获取新冠肺炎会人传人的信息。针对质疑，2020年1月3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4）身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即使没有行政权力，但应该在关键时候，应该及时向上“谏言”——早在钟南山院士重新“出山”，作为第三批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释放“人传人”信息之前，高福其实就已经知道了病毒的风险。而随着疫情的日趋严峻与复杂，高福在网络上遭到的舆论批评越来越多。
对质疑持反对意见的，并且为高福“说话”以证其“无辜”，比如华生教授的文章，这两天就频见网络空间。认为高福“无辜”的核心观点无非有两点：一点是高福在此次疫情期间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另一点是中国疾控中心实际上是没有行政权力的，受限很多。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华生为高福“说公道话”的文章引发热议的同时，在2003年非典时期被免职的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带着”一批专家（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专家组）共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间是2月16日。
李立明在采访中时被谈及疾控体系指责与权力时说道：“不可能在高楼救火的时候，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当被问及未来疾控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时，李立明表示：“我们希望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国疾控中心应当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
一方面是高福之是非，一方面是疾控身份之惑。孰是孰非，一时间众所纷纭。
但水哥在这里想说的是：面对人民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之大事，到底谁还是“无辜者”？！到底谁还能认为自己不是“无辜者”？！疾控中心没有“行政权力”导致身份受限并不等于首先作为疾控中心主任和专家的高福在每一次对公众说话的机会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讲真话！在水哥看来，在非常时期，专家的言语往往会影响决策层的决策；要知道，首先是专家的意见而不是行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是最能影响决策层做出决策的。这样的例子，水哥在这里不想赘述。
水哥在这里只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国家卫健委接连派出了三批高级别专家组，包括最后让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亲自挂帅“出征”（1月20日）？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值得琢磨！如果是前两批高级别专家组——别忘了，高福也在组里——“有用”的话，那么为何还要让如此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出山”（1月18日）？而且还特别的紧急——这个可以从官方媒体的正式报道文章中可见其之急促：
1月18日，星期六，从广州赶往武汉
钟南山院士从深圳抢救完相关病例回到广州，当天下午还在广东省卫健委开会时，便接到通知要他马上赶往武汉。
当天的航班已经买不到机票了，助手匆匆帮他回家收拾东西，直接到广东省卫健委会场跟他会合后便匆匆赶往广州南高铁站，挤上了傍晚5点多钟开往武汉的高铁。
春运期间高铁票紧张，临时上车的他被安顿在餐车一角。一坐定，他便马上拿出文件来研究。晚上，快11点到达住处，他又简单听取了武汉方面的情况，满满当当的一天工作和行程才算结束了。
1月19日，星期天，从武汉赶往北京
上午开完会，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院士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
中午来不及休息，下午开会到5点，钟南山又从武汉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到达北京，他马上赶往国家卫健委开会，回到酒店，凌晨2点来钟才睡下。
水哥在这里还想问的是：到底是谁不得不请动了钟南山院士？到底为什么钟南山院士1月18日从广州到武汉、1月19日从武汉立即赶奔北京？他到北京首先去做了什么？是不是紧急地向上层汇报疫情的严重和紧急程度？随后的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就召开了发布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任专家组组长，再次挂帅。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人传人”，而钟南山院士给出的明确建议是：“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
理到这里，水哥同时想说的是：1月19日-20日，或许中央才真实知道事情的紧迫程度，所以中央此后才一系列的及时与果断的“出手”。（水哥在这里额外备注下：2003年非典时期，广东方面直接打报告给中央，之后才加强了疫情防控…具体请搜索并关注公号：韦三水。）
于是，全国上下以举国力量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战疫正式“打响”！
另一个问题是：在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在武汉期间，高福到底有没有向国家卫健委打报告预警病毒的风险？再进一步说，在钟南山没有去武汉之前，中国疾控中心是否向上层与更上层做了紧急汇报？
（2）
我们既要看到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扩散不是中国疾控中心一家之过（水哥备注：为何卫健委第二篇高级专家组成员、也被病毒感染的王广发后来对公众说，他看到的病例信息是不全的...这说明什么？一定是当地对信息采取了过滤…），但并不代表高福没有“过”。
这个“过”就是水哥一直认为的：高福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诸多身份与光环的？面对疫情之际，他哪个角色认知促使他作出决策与行动？
是的，高福“荣誉等身”：
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的第二年，高主任就成功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7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018年被任命为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9年11月16日，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
在这些诸多身份与光环之中，高福到底最先看重哪个？
知乎上有个网友的留言特别好：灵魂一问：如何定义高福的身份？ 科学家、教育家、医生、政府官员？“首先如何被指责，首先要回到身份与职责的本质判断上来。一千人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这么多人肯定有无穷多版本对高福这个人的理解和判断，但是我想一般共识就是：评判一个结果，是因为他有一个与其结果对应的身份。 ”
如果高福是自己定位是一个科学家（大部分媒体也这样称呼他，高福院士），且我们大众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政府也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受到的科学训练和科学认知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会说“有限人传人”，因为科学尤其是医学是循证科学，要不停的收集证据去推翻自己的假设和怀疑。大众看到的论文措辞是ONSET，大家被震惊。但是对于科学家来说，发病和确诊不是一个定义。发病紧紧是表征，确诊是一个后验概率99.99%的循证结论。所以高院士以科学家的身份发表8篇论文没有问题。如果高福被定义为后面三个，包括教育家在内。那么他就必然会被钉死在精神耻辱柱上了。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如何能让博士生毕业的事情盖过全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呢？这紧急出来的8个论文不就是为了博士生们能够进入一线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性医院吗？如果真是紧急的不行，预印平台也是可以快速分享的，让全球的科研和CDC注意到。为什么非要瞄准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作为教育家、博士生导师，高福没有师德，不尽教化，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作为医生。医者仁心。不知高福在第一批调查时是否给出了足够的医学建议。可能在那个昏昏欲睡的下午，那个投影PPT的会议室里，高福没有想到，他在1个月后山西老乡实名的在WECHAT上把一切的前后串成了最严厉的精神鞭挞和政治鞭挞。高福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医生。因为他如果他还认为自己是医生的话，那么开始的第一批人发病时，他就会自然想到如何进行广谱性抗病毒治疗。他的回答也被若干的回答证实，先做病原体分析。这个回答也证实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医生，而是一个科学家。CDC的高级别专家。他受雇于政府，是政府雇员。有人可能说，他没有拿政府的钱。错！受雇的概念是聘用与合同，而不是报酬。有没有直接、间接的报酬都是后话。当他接受CDC高级别专家的一刻起，他就是国家雇员。当身为政府官员，感染不是一个生物学、医学问题，是一个管理学问题。个人认为高院士作为一个博士，完全理解中国具有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而流动性是感染在管理学中的唯一表征，也是唯一带动力。可是高院士没有作为一个官员那样自然而然的想到中国人口流动，想到申论考试中最基础的问题，如何控制。他的种种发言表现出他不认为他是政府官员。而从他的建议中得出结论并作出决策的全都是政府官员，悲剧已然。
到此，水哥不想再评判高福个人什么了。这个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的，但也一定是：在这场大疫面前，与之相关者，首先都不是“无辜者”，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我相信高福的心里也有自己的一杆秤。
相比，水哥还想让大家再看下曾经作为“医院院长（或者也可称为“医生”）的钟南山院士是如何看重人民生死安康的：
说到钟南山院士，这位出生于医学世家的老人，自己的父母就是医生，而且在业界十分知名，比如一直以来严谨治学的父亲就是钟南山院士的榜样，虽然父亲一直话不多，但对儿子的期待很大，而且父亲钟世藩通过言传身教，把自己救死扶伤和对国家的情怀全部传递给到了儿子钟南山身上。这点可以从钟南山很多做人的细节看得出来，比如在19年8月份的时候，钟南山乘坐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当时在机上有一位小男孩突然过敏，而且当时处于了十分急躁的状态，恰巧此时钟院士在飞机上，所以看到如此的突发事件后，钟院士二话没说来到了小男孩身边，十分仔细地进行了检查，当看到没有大碍后才离开，这一幕正好被随机的一位中国乘客拍到，放到网上后感动了很多人，或许这就是博爱的力量。
只是，作为科学家的高福，如因为此次疫情而在受雇于政府的位置上发生变化，也的确不影响其作为科学家的“前途”。他的前任、中国疾控中心首任主任李立明，在2003年SARS期间被免职之后，不就是去了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教授了嘛。他前几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委婉地替了高福和中国疾控中心做了“辩护”，意味深长。
行文至此，水哥本来想收笔，但想一想，还是要写上几句有关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的——作为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更是要以天下苍生念，凸显知识分子本来的良心和道义。
至今，兰德的话还是振聋发聩的：“所谓的知识界却无所作为，只是不咸不淡地提出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更多时候则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腐化和浅薄，正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画像”——从表面上看，他们喜欢侃侃而谈，但细究起来，却是什么都没说。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