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上海的这些中医流派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海派中医从来就不会故步自封，相反，各个流派之间经常交流切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流派。
记者｜黄 祺
上海的酷暑盛夏，徐先生早早起床，乘上地铁，到龙华医院。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徐先生走进胡鸿毅医生的诊室。徐先生消化功能不好，看中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一次是来复诊。龙华医院消化科是丁氏内科流派分支之一、黄文东脾胃病学术传承基地，慢性胃炎的证治在业界声名远扬。一番望闻问切，胡鸿毅医生为徐先生调整了用药。
诊治停当，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徐先生拿出自己练习的一幅书法作品与胡医生探讨。
“哎呀好字，徐先生写得真是圆润秀气，而且老辣有骨力。侬晓得我欢喜哪个人的字么？我欢喜赵孟。我的老师马贵同先生欢喜赵孟，我受他影响，哈哈！”
医患之间，用了几分钟探讨书法，气氛轻松惬意。最后，两人互相道谢着，话别。
中医，与其说是一种医疗技术，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宇宙观、生命观在医疗活动中的直接体现。如今，我们推崇着19世纪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早就将“看病是看人，身心协调方能健康”等等观念，植入了我们的基因。
近代海派中医，不仅扎根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更可以说是中医百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至今，仍然传承不断，有自己的“粉丝团”。老上海人像交流“密码”一样，交换着他们对各个流派中医的评价——得了疮疡、皮肤病去看顾氏外科，骨折了要看石氏伤科，生育有问题要去找朱氏妇科，孩子身体不好可以试试徐氏儿科，针灸要去陆氏针灸，还有丁氏内科、张氏内科……上海人如数家珍。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过去几千年中切实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服务。上海的中医，由于融汇了周边地区名医大家的不同风采，真正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根据几年来的研究梳理可以看到，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有54个海派中医流派，涵盖内、外、妇、儿、伤、针灸和推拿等多领域。
在这50多个海派中医流派中，有的枝繁叶茂繁荣至今，有的则逐渐萎缩失传。为了传承和发展海派中医，重现名医汇集、流派荟萃的盛况，上海市从2012年开始启动两轮“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最大单项就是“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工程。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张怀琼介绍，经过几年的建设，海派中医的各个流派逐渐整理、完善自己的历史，规范传承方式，吸纳优秀人才，使得一些流派萎缩失传的趋势得以扭转。如今，不仅是老上海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了解中医、接受中医，每年冬天膏方季，年轻人成为膏方主要的消费群体。
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蕴藏在毛笔书法、水墨山水中，蕴藏在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中，也蕴藏在中医辨证论治、阴阳调和之中。在上海这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城市，海派中医因其开放、兼容的特质，跟上了时代的进程。
大浪淘沙留名医
“从前有个老伯伯，年纪活到八十八，早上头八点钟起来，乘八路电车，跑到八仙桥，买碗八宝饭……”这首沪语童谣，上海人家喻户晓。可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八仙桥究竟在哪里，为何要到八仙桥买八宝饭了。
八仙桥既不是路名，如今也没有桥，核心的位置，是现在上海西藏南路大世界以南、几条马路交会的路口。从上世纪初开始，八仙桥成了上海老城厢居民的商业中心。这里有小菜场，有饭店、小吃摊、代写书信的、磨刀收旧货的，自然也有药店、诊所等等。由于地处华界与租界的交界处，八仙桥还吸引了不少洋人顾客。1917年，八仙桥东北面的大世界开张，更是引来全上海的老小。
八仙桥从来就不仅仅是上海人的集市，在这里设摊、开店、做生意的人，很多来自浙江、江苏等上海周边地区，开诊所的医生，也来自五湖四海。这些医生大多在家乡已经是名医，带着自己的本事闯荡大上海。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些来上海“创业”的外地医生，个个是精英，要不然也不可能在上海立足。
到今天，各个流派的创始人当年如何闯荡上海滩的故事，依然在流传。
石氏伤科，来自江苏无锡。传说1934年南派武生盖叫天在上海演出时跌落受伤，打电话请来石氏伤科第三代传人石筱山救急。经手法触摸诊断骨折后，石筱山为盖叫天做了紧急处理，上好小夹板，盖叫天回到舞台继续表演。故事不胫而走，上海滩都知道了这个石筱山。
当年的八仙桥，杨氏针灸、陆氏针灸、石氏伤科三家中医诊所三足鼎立。杨氏针灸创始人杨永璇的绝活，是用絮刺火罐疗法治疗各种慢性劳伤。
杨永璇1937年将自己的诊所搬到八仙桥，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抗战时期，很多苏北难民在上海以拉黄包车为生，由于营养不良，黄包车夫容易得“软脚风”。杨永璇专设“济贫号”，免费为黄包车夫施诊给药。“济贫号”既是杨永璇的公益、慈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很好的营销手段。黄包车夫们在他这里免费看好了病，成了杨氏针灸的“活广告”，车夫每天遇人无数，碰到求医问药的，自然会向顾客推荐杨氏。
这些生动的故事说明，要在上海滩上占得一席之地，当年的创业医生们，不仅要有医疗技术上的专长，还要懂市场、会营销，真正是全能选手。
在完全开放的市场上，患者用脚投票，那些医术高明、治得好病、服务好、诚信经营的诊所，名气越来越大。而那些医术平平或者经营不善的诊所，则慢慢被市场淘汰。如此，上海滩上剩下数十家叫得响的中医流派。
海派中医有派无派？
2012年上海设立海派中医建设项目，工程遴选石氏伤科、顾氏外科、丁氏内科、陆氏针灸、徐氏儿科、张氏内科、朱氏妇科等15家建立了传承研究基地，其中石氏伤科、顾氏外科、朱氏妇科、蔡氏妇科还进入了国家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行列。
当时，很多人对“海派中医”一词心存疑惑？什么叫“海派中医”？在上海行医的就叫“海派中医”吗？“海派中医”的特征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主管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张怀琼，做了自己的研究。
张怀琼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海派文化的特质，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海派中医的核心文化，同样是“开放和包容”。他进一步解释说，百年来上海的这些中医流派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海派中医从来就不会故步自封，相反，各个流派之间经常交流切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流派。
已经过世的石氏伤科第四代传人、国医大师石仰山，曾经提到年少时自己学习中医的经历。
石家最早并非行医，而是开镖局的。石仰山的曾祖父石兰亭，曾是威震江南的一方镖主，行走江湖难免伤筋动骨，石兰亭就按照家族中从代代相传的秘方为族人治伤，慢慢地将武术和医术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疗伤整骨的独特经验。
上世纪30年代，石仰山父亲石筱山的医术已享誉大江南北。从19岁开始，石仰山跟着父亲学医。父亲将石氏伤科的独特治疗方法一一传授给石仰山，但却不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学术范围之内。石仰山回忆，父亲会带着他去别的名医门下拜师学艺，学习别的流派的长处，然后融汇在自家的学术中。父亲还请来当时知名的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名中医黄文东，教授他中医基础理论。
博采众长之后，石仰山有了更加宽广的眼界，丰富了石氏伤科的内容，他对祖上沿用百余年的三色敷膏进行剂型改良，创制了 “石氏伤膏”。
每周到龙华医院坐诊的胡鸿毅不仅是中医医生，还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认为，海派中医的兼容并包，不仅仅表现在中医各个流派之间的互相借鉴。因为身处华洋杂处的地界，海派中医很早就接触和了解西方医学，并且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西医。上海一开埠，就有西方医生到上海行医，开埠第二年，即1844年，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在距离八仙桥不远的老城厢大东门外开业了，这家名为Chinese Hospital的医院是仁济医院的前身。
可以想象，上海滩上的中医诊所，不仅要与同行竞争，还要与西医医院竞争。 “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海派中医当时的名医们，他们了解西医，所以更知道中医的优势在哪里，他们很早就懂得扬长避短，用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和注重整体的理念，在疾病防治与康复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许多大病、难病的关键环节还往往主要靠中医来解决问题。”
海派中医善于博采众长，善于观察疾病发生规律与患者需求的变化，更善于在发展中坚守自己的本色，这些特点，让海派中医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一直跟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在胡鸿毅看来，海派中医的这种处世之道，正是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孙思邈说：“医者，易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胡鸿毅说，中医的核心，强调灵活变通，圆机活法，反对默守成规，注重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而海派中医，正是因为不断创新求变，同时坚守中医内核，才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张怀琼告诉《新民周刊》，经过几年的建设和推广，“海派中医”一词已经被全国中医同行接受和认可。201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借鉴了“海派中医”中“流派”的概念，在全国推动中医流派的建设。
流派传承不拘一格
在全国同行的眼中，海派中医本身就别具一格。
张怀琼说，上海中医从服务规模上看，不如其他人口大省；从中药材资源上看，也不如那些中药材生产大省。但是，海派中医在全国的影响力，却是数一数二的。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海派中医人才济济，名医大家数量多。
解放初期，上海就有不少中医名医受邀到北京工作，至今，北方一些中医名医大家，还是当年北上的上海中医名家的弟子。
今年6月，第三届“国医大师”名单公布，全国30位新晋的国医大师中，两位来自上海，分别是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和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朱南孙教授，上海是唯一在同一届评选中出现两位国医大师的城市。国医大师的评选从2008年开始，每四年评选一次，在三届国医大师名单中，共有6位来自上海，第一届有张镜人、裘沛然、颜德馨，第二届是石仰山。遗憾的是，这几位国医大师均已过世。
老一代海派中医大师大多年事已高，传承，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为此，2001年，上海开始布局新一轮名老中医的传承工程，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及全新的传承理念来延续与发展名医大家的学术思想。
在今年7月的“上海市学习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工作大会暨中医传承发展论坛”上，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介绍，目前，上海中医药大学校本部和8家附属医院中，共有上海市名中医66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31人、上海市中医药领军人才建设项目指导老师21人。同时，在建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36个，上海市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室25个，上海中医药大学名老中医工作室50个，承担了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27个。
过去中医传统的师承方式，主要是跟师为主，老师口传心授、弟子耳濡目染，多年学习后最终掌握老师的学术和技艺。上世纪初，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标志，中医教育开启了中医构建近现代教学体系的探索征程。直至如今，中医学习的基础阶段是在大学教育中完成的。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在人才成长的不同阶段相互交融、各有特点和优势。为了振兴和发展海派中医流派，上海创新了各种师承模式，让院校培养的优秀中医生，再接受名师引领的师承教育，在共同悟到中求得成长和能力的提高。
十多年前开始的名中医工作室，就是一个全新的机制。2006年上海首创将师承与学位教育相结合，改革和创新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200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上海师承与学位相结合的探索经验基础上，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在第四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中，开始了将师承与学位相结合。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董莉医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向朱南孙先生拜师时的场景：“很正式，我叩首敬茶，先生微笑接茶。” 国医大师朱南孙，是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2000年，80岁的朱南孙从美国探亲归来后，决定落叶归根，留在故乡。朱氏妇科在国内率先建立“名中医工作室”，继董莉之后，朱先生又收了两名弟子。
为系统学习朱南孙的学术经验，董莉多年来跟随朱老左右，抄方写病案。在朱先生这里，真正是“大医无秘方”，她有上万份病案，她的学术思想都体现在病案里。这些病案资料、验方向所有人公开。
如今，新的传承形式担起了弘扬朱氏妇科的重任。作为海派中医建设项目，除了学习和传承朱南孙先生的医术，董莉还经常登门帮助朱老“翻家底”，整理朱氏妇科的历史和文化。
跟师也可以不拘一格。2013年，海上名医传承高级研修班开班，开班仪式上，拜师仪式颇为隆重。诵拜师辞、赠拜师帖、盖拜师章……24位导师按照传统礼仪，正式接受首批30名学员拜师学医。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告诉《新民周刊》，名医研修班，又被大家叫做“大师班”，导师都是名医大家，而学生也是各家中医院的学术与医疗骨干。在这个为期三年的“大师班”中，学生跟着“大师”学的不仅是医术，还有文化修养和医德品行。
“金字招牌”如何常新
19世纪中期之前，广袤大地上的中国人，不知现代医学，直到沿海城市开埠，以传教为目的的西方医生，将这种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学等学科基础上的现代医学，带到中国。因为治疗有效，中国患者很快就接受了西医。从那个时候至今的一百多年，随着新技术、新理论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在医疗健康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断提升。
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医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式微，因其有效性与独特性，至今仍然满足着中国人多元的医疗需求，并且已经在很多国家得到推广，与其他的民族传统医学相比，可谓是独一无二。
曾经，有人喊出“废黜中医”的口号。但是，每个中国人都会讲“着急上火”，都明白“心平气和”，而这些说法都来自中医，很多中医理论是我们世界观与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是我们对待生命最基本的看法，不是想“罢黜”就可以“罢黜”的。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很少有人预料到，一位从事与中医药有关研究的科学家，能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屠呦呦的课题组收集了2000余民间方药，对其中的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最终从古代中医医籍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用法中得到启迪，采用符合古代用法的最佳提取方法，从青蒿中提取到有效的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在非洲疟疾流行地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青蒿素的故事有力地证明，中医药是巨大的宝库，现在需要的，是传承、挖掘和研究，让中医药回归它的功能，为患者提供服务，而不是沦为各种“舌战”的靶子。
延续着海派中医精神，从院校教育开始，就十分强调既坚守经典本元，又努力对接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新要求，以开放的心态发展自己。胡鸿毅介绍，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必修课，《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不仅要读，而且会在大学几年的时间中需要不断地反复学习。随着学习阶段的提高，学生读经典的领会也有不同。如此往复提升性地读经典、讨论经典、思考经典，并时时联系临床现实，在学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考中医本质，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格物致知、求真求源中建立正确的中医哲学观和思维方式。胡鸿毅认为，这是中医的立身之本。上海中医药大学倡导的学分制个性化培养模式、三学期实践教学体系、中医药人文通识教育，以及中医药专业课程思政功能建设等，均开时代之新风，堪称中医教育的“上海模式”。
同时，中医并不等于“故纸堆”，现代所有新的技术成果，都可以用来为中医药发展服务。“有人认为做化验、做核磁共振是西医的技术，中医用这些技术就容易’西化’。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基于现代化学、物理学、数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等新发现的共性技术，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你是否用中医哲学与思维体系来统领这些技术，用中医的理论来解读、判断所得的现实结果。这也是中医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成大医就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要和于术数、务在博见。”胡鸿毅说。
当然，中医发展的所遇到的问题与境况，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张怀琼介绍说，中医服务中劳务服务占了比较大的比例，比如像针灸、推拿这样的技术，主要靠人力。但是，过去的医疗付费标准中，对医生劳务付出体现得不多，也就是说，如果医生没有开药，那么他做一次医疗服务的收入是比较低的。这些年，上海已经对中医医生的收入标准进行了调整，医生收入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说，中医医生的收入待遇目前的确不是太高。
种种原因，导致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中医治疗方法，慢慢被边缘化。中医治疗骨折的小夹板技术，就是一个例子。张怀琼说，对于一些骨折，中医用小夹板固定，让骨折部位自己慢慢愈合，收费只要几百元。同样的伤情，西医主张手术，费用是几千元。现在，知道小夹板的患者少了，能做小夹板治疗的中医医生也少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养生保健的功能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推崇，但它能够治病的一面，反而越来越被大家遗忘。国医大师、龙华医院刘嘉湘教授，主攻肿瘤的治疗，他说：“中医药不能走进只会调理养生的怪圈。中医药有其立竿见影的疗效，要让更多人认识、重视这种疗效，中医发展将更有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近年来，《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及《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相继出台，中医药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促进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中的将会发挥更为独特作用，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治疗重大疾病中的协同作用，以及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将不断凸显。
中医药不仅是中国医学与文化的名片，而且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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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湘：中医药不能走进只会调理养生的怪圈
今年荣膺国医大师称号的刘嘉湘教授是中国扶正治癌理论的倡导者和杰出实践者，1972年在全国率先系统地提出中医扶正法治癌的学术观点和治疗方法；5次主持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开展扶正法治疗晚期肺癌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疗效显著，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他将临床有效验方研制成治疗肺癌的国家中药新药金复康口服液、正得康胶囊（芪天扶正胶囊），首创具有中医特色的中药外贴治疗癌性疼痛的蟾酥膏（蟾乌巴布膏），实现了中医药在相关领域的重大突破。潜心学习研究中医六十余载，刘老直言，“中医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块宝藏，好好挖掘，我们将会收获更多惊喜。”
历经50余年潜心研究， “扶正治癌法”1977年获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后，又先后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由刘老首创的“扶正治癌”，丰富、发展了中医药治疗癌症的理论与方法。
“中医药不能走进只会调理养生的怪圈，”刘老直言，“中医药有其立竿见影的疗效，要让更多人认识、重视这种疗效，中医发展将更有作为。”
善用古方、却不拘泥于古方，是刘嘉湘教授诊治的最大特点。如今，作为中医治疗肺癌领域的“王牌”，刘老仍孜孜不倦、潜心研究。刘老直言，师古而创新、守法而灵活，是为原则。
中医能治好病，在疑难杂症诊治中更有其独到之处。刘老说：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首先要对中医有信心，要读中医经典（包括历代名家名医行之有效的理法方药），做临床需要博采众长，融通中西，仔细观察诊疗过程中病情变化，善于思悟，积累诊疗经验，掌握疾病个性和共性规律，坚持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还应与现代医学链接和相互借鉴，优势互补。中医可以借鉴西医的诊断、检查检验手段，但不能用西医的方法套中医，中医发展还应遵循自身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医诊治特色与优势。 （文 | 顾 泳）
朱南孙：耄耋之年收徒为传承
今年获国医大师荣誉的朱南孙，是海派中医流派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 。2000年，80岁的朱南孙从美国探亲归来后，决定落叶归根，留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耄耋之年，朱南孙收徒，把朱氏妇科的精髓毫无保留地教给徒弟，再由徒弟传授给更多的中医医生。
朱氏妇科创始人是江苏南通人朱南山，他出身贫寒，后来拜南通儒医沈锡麟为师。1916年，朱南山到上海，设诊所于开封路同兴里。晚年，朱南山主要看妇科疾病，名气越来越响。
1933年，朱南山举家迁居北京西路泥城桥，设立诊所“南山小筑”，每天门诊量达到200-300人。朱南山的长子朱小南和次子朱鹤皋也跟随父亲学医。
1935年，朱小南协助父亲创办了新中国医学院，这所学校就是今天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中国近代诸多名医，遍布内地各个城市以及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朱南孙深得祖父朱南山的钟爱，从小学医，新中国成立后，朱小南先生与朱南孙加入了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名医特诊部前身）工作，创建了当时上海医院中第一个独立的中医妇科。
在前两代朱氏妇科大家的基础上，朱南孙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创立了“动静观”，提出“审动静偏向而使之复于平衡”的观点。
大医无秘方，如今，朱南孙先生依旧在为病人服务，她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和百年来朱氏妇科的精髓，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学生。
张镜人：“用药如用兵”，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300多年前，张镜人的先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
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全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
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裘沛然：以“人学”至理，一代鸿儒大医
裘沛然1930至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1934至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开始，他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等领域的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六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
颜德馨：独创“衡法”的气血名医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90余年前，江苏省丹阳县的名医颜亦鲁为其子取名德馨，希望其继承诗礼传家之风。颜德馨从小边读书边学医，后又常随父侍诊，对继承父亲的仁心医术早已心存向往之情。颜德馨16岁时考取上海中国医学院，得以跟着沪上不同流派、不同科别的中医名家学习，使学业跃升到一个新境界。
即使在毕业后到医院就职，或随父亲悬壶于丹沪之间，颜德馨仍然保持着求学问道的进取心。当时上海名医程门雪、盛心如、张赞臣等深为医林称颂。颜德馨时常登门拜访，索解请益，每有所获。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血液病发病率升高，西医治疗方法单一，疗效不佳。他迎难而上，开始积极探索中医治疗血液病的有效药物。为此，他一方面寻找机会，尽量多地观察病例，参与多家医院血液病人的治疗；一方面深入钻研医学著作，特别是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深入钻研了中医气血理论。
石仰山：
石仰山出身于中医世家，但从医却不是他最初的志向。上高中时，石仰山热爱的是体育，若不是父亲竭力阻拦，恐怕他就奔着体育学院而去了。石仰山继承的家族医术，就是曾被誉为“江南伤科第一家”的石氏伤科，而他的父亲正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医石筱山。
随着现代人颈椎病、腰椎病的逐渐增多，石仰山又根据祖传的经典药方，创制了椎脉回春汤、逐痰通络汤等行之有效的中药方。他还曾带领学生建立多个课题小组，对石氏伤科其他药物进行研究和开发，并在医院开设了颈椎病、腰腿痛、骨质疏松症等多个特色门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