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

1994年，王选与妻子陈堃銶一起查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排版胶片。图/新华

王选的进与退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19.7.15总第90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2月18日，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教授、方正集团技术奠基人王选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评“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

作为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方正的“精神领袖”，王选曾以《后汉书》与大家共勉：“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为方正之士矣。”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王选的进退之据。

弯道超车

1976年夏，北大“小助教”王选力排众议，提出要跳过日本流行的光学机械式第二代照排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阴极射线管式第三代照排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汉字精密照排是1974年8月设立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的三个子项目之一。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下发的盖着三个大红印章的文件明确写道：“748工程”采用二代机方案，由北京大学承担研制任务。

尽管有红头文件，王选仍坚持自己的四代机方案。因为他查外文资料时发现，二代机早就没有前途了。

他多年养成的科研习惯是，做一个项目之初，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他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资料，那些外文期刊的借阅卡多是空白的，他的名字常常是第一个。

这时候，他“收听敌台”练就的外语快速反应能力发挥了作用。60年代初，他在查阅国外文献时常感到，每个单词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就是看不快，于是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不过瘾，又去听国外的电台，VOA受干扰听不到，就听BBC，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事情被揭发出来，“收听敌台”成了他的罪状之一，还让他进了学习班。

人们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还有人怀疑，他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

他找到赏识他的“748工程”办公室主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据理力争：“搞应用研究必须要有高起点，着眼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否则，研发出来的成果已是落后的。我们不能跟在国外先进技术后面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郭平欣说：“你的想法我非常赞同。我没有看错人，可以搞！”

四代机方案最终获得立项，北京大学成立了“748工程”会战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前身），由王选负责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后来王选看到钱学森对1956年回国之初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再研制飞机的解释，颇有心有戚戚焉之感。钱学森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因为飞机是载人的，涉及安全性材料等问题，中国基础工业薄弱，一下子上不去；而导弹是一次性消耗，制导是依靠算法的，中国人聪明，完全有能力想出好的算法。

无独有偶。2001年，中国工程院评选“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王选挂帅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以一票之差位居“两弹一星”之后，排名第二。

决战市场

尽管王选的跨越式路径选择获得了支持，但如果他没有做出与跨国公司决战市场的第二个关键决定，“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可能只是鉴定会上一句“国际先进水平”的评语，而不可能成为一场“印刷革命”。

就在原理性样机研制的紧要时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狼”来了。

1979年，世界上最先发明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Monotype）公司在上海、北京展出英国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出版印刷界大多倾向于引进这一系统。

1980年2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给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写了一封四页的亲笔信，反对引进，主张支持北大等单位研制完成先进的系统。主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也大力支持，批示说：“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邓小平也批示，“应加支持”。

由于领导人的支持和Monotype系统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不完善，第一次引进风潮暂时平息。

不久，王选主持研制的原理性样机通过国家鉴定。王选后来曾说，原理性样机的研制是他一生中难度最大、挑战最多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有些设计算得上“首创”。可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这项工程，用的却是相当于国际上60年代初期水平的国产硬件。因此后来硬件条件一旦改善，一些“首创”性设计就失去了意义。但你不可能让历史倒流，让中国的国门早10年对世界打开。

王选决定“见好就收”，不致力于原理性样机的实用和生产，而是集中精力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

1983年夏，Ⅱ型系统研制成功，但很快就在第二次引进高潮中遭到重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但符合当时大势，相关人员还可以出国考察、接受培训，国内出版印刷企业一时间趋之若鹜。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是否引进外国系统的专家论证会上，除新华社外，绝大多数参会者都赞成引进。

与第一次风波的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有关部门更少干预地方和各部门的引进工作，市场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一家国家级大报社最终决定购买美国HTS公司的照排设备，6家大报社购买了美、英、日等国生产的5种不同牌子的照排系统，几十家出版社、印刷厂购买了蒙纳系统和若干台日本第三代照排机……

1984年的一天，王选向刚上任的校长丁石孙提议，北大应该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在丁石孙的支持下，1985年春天，北京大学发文成立科技开发公司（1986年正式注册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后更名为北大方正）。

王选相信，应用技术成果一定要在市场上接受考验。他曾说，自己能够作出贡献，可能跟比较能“看破红尘”有关。鉴定会常常是“皆大欢喜”，只有市场的认可才是实打实的。而且他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因为这一技术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决战市场的过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

另一位破釜沉舟者，是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夏天俊。他做过多年记者，思维活跃，在反复考察各种照排系统后得出结论：尽管国外的照排比铅排跨越了一大步，是个质的飞跃，但国内王选研制的照排系统却已经跨了两大步了。他决定配合王选上激光照排。做出这个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已经被“逼上梁山”了。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四个版面全部开始采用北大的华光Ⅲ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近十天中，系统的软硬件问题层出不穷。王选手忙脚乱，胆战心惊。一天他值了一夜班回家，同为项目合作者的妻子陈堃銶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了两个字：“狼狈！”

经济日报社几乎每天都会刊登向读者的道歉信。报社员工联名给单位领导写信，认为这是拿《经济日报》当试验品，报社担负的是“最大的政治风险”，一致要求下马。报社向夏天俊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在10天内排除故障，做到顺利出报；否则，退回到铅排作业！

好在，限期内故障一一排除，照排系统顶住了压力。

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全国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这年年底，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公司等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先后放弃竞争，退出中国。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被彻底改造。

90年代初，王选养成了一种职业病，每到一处先看报纸是不是用的北大的照排技术。这时，他的职业病终于不治而愈了。

后来，王选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些不看好这个项目的人，有一些是很有能力的计算机专家，他们当时就预见到了在计算机和电子领域内外国货即将对中国产品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低估了北大方案的技术优势和创造潜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我们都不应责怪那些在一个时期内对国产照排系统产生动摇或在1987年前主张引进或购买国外照排系统的同志。”

进军海外

北大新技术公司成立之初，与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是技术转让与合作的关系。随着业务的发展，双方在科研管理、人才使用、转让费支付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更严重的是，公司自行安排一部分人进行研发，想抛开研究所赚取更多利润；研究所很多人则提出，干脆也办个公司，自己开发的产品自己卖。

王选承受着来自公司和研究所的双重压力。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两者不能分道扬镳，而应该结合得更紧密，更科学有效。他提出了“顶天立地一条龙的产学研结合模式”：“顶天”即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术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

他的建议得到了校方的支持。1992年，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集团成立不久，即投资500万美元，与香港商人张旋龙的金山公司合资成立了香港方正。

张旋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5年，他去日本筑波参观世界博览会，对中国展位上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产生兴趣，决定找机会拜会一下王选。年底，在丁石孙的介绍下，他结识了王选。

那天，三人共进晚餐，张旋龙和丁石孙聊得兴起，王选只顾埋头吃饭，吃完打个招呼就离开了。

几天后，张旋龙和王选约定见一面。在王选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张旋龙向王选介绍了香港金山公司，王选直言“没听过”。张旋龙问他听过哪些公司，他列出了IBM等几家跨国公司。

张旋龙说：“那时他看我一个香港年轻人油嘴滑舌，觉得我像是骗人的。”两人都没想到，日后他们会成为最亲密的战友。

王选想把排版系统推向海外市场，张旋龙懂市场、有海外资源，双方开始合作。

1996年1月23日，王选与张旋龙抵达台北“打天下”。当晚，王选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选认为这次机会不易，没有听从建议马上回去处理后事，继续在台湾待了一个多星期，开会、演讲，引发空前轰动。只是在无人时，张旋龙发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暗自神伤。

张旋龙还协助将照排系统卖到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拿下了海外中文报纸排版系统80％的市场，实现了几乎100％的员工本地化。

1995年，方正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计划在香港上市。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方正集团联合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王选担任院长。

12月21日，方正以红筹股方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王选挂名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旋龙担任总裁。

（1995年12月，方正（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董事局主席王选（右）与总裁张旋龙在仪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王选已经从学者转型为“儒商”，正式下海。王选自己却一直很清醒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他名片上的身份一直写的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而不是“董事局主席”。但张旋龙认为，其实他的市场眼光十分精准。

就在方正在香港上市这天，王选站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不把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

这时，他已将目光瞄准了日本。他去日本考察时发现，日本的出版市场容量有中国的10倍，但其软件并不先进，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他惊呼：“这个市场太可爱了！”

1997年，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该公司花400万美元购买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方正日文出版系统被用于出版日本著名大型杂志《Carsen-sor》，这是一个双周刊，有关西、关东、名古屋三个版，每期多达1500页左右，含上万张照片和大量广告。与以前该杂志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

扶持年轻人

王选更看好日本市场的原因是，发达的日本市场能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计算机所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

早在1993年，王选就产生了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的想法。

那年春节，他利用假期废寝忘食搞出了一项科研。节后上班，他兴奋地把研究成果拿给自己的学生刘志红看。25岁的刘志红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这件事对王选的震动很大。他想起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却都因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不久后，王选任命了3个年轻的研究室主任，分别是：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28岁的汤帜。

1993年，王选（中）在听汤帜（左）的汇报。图/受访者提供

汤帜被提拔为研究室主任时，正是开发飞腾中文排版系统的初始阶段，王选为他调去很多优秀的程序员。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王选托人把资料和软件从国外带回来。

1995年开始，王选让汤帜去做日语的排版软件。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大的任务，因为日本人对排版软件的要求苛刻细致，这对汤帜的成长影响很大。

王选曾说，有三件事让他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愉快和享受；其二是苦苦开发的产品实现了产业化，被用户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成就感千金难买；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以重任。

他曾谈起为什么看好汤帜。汤帜读研期间做了图形裁剪软件，难度很大。王选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汤帜说，想不出来再想，一直想到明白为止。王选当时就断定，此人将来会有出息。“我断定他能在研发一线干到50多岁，因为他具备三个特征：痴迷技术、思维严谨、团结能力。”

汤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选对他的影响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记得在90年代的大机房里面，王选想找谁沟通，会经常直接走到他身边去，而不是把人叫去办公室。

王选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布局一代的“三步走”策略对汤帜影响深刻。“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时，国外的新技术一出现，我们基本上马上就会有新技术和他们竞争，甚至超过他们，就是得益于王选老师的前瞻性眼光。”他后来主持研发的“基于数字版权保护的电子图书出版及应用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于王选“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这一称号，汤帜认为，王选是100位改革先锋中对体制改革作出特殊贡献的，在产业推广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退出管理一线

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王选却有清醒的危机意识。他清楚，以技术发家、以技术为本的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这就是领先的脆弱性。他提醒，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

对自己，他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从1997起，年过六旬的王选开始退出管理一线。他说，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

2002年，他宣布辞去方正控股（原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他说，有一种马太效应，就是已经得到的会得到更多，没有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在中国尤其要警惕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王选说，世界上少有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人。“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作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院士都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最幸运的选择”

2000年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张旋龙在香港的家中接到了王选的电话：“旋龙，我查出癌症了，别担心，我一定战胜这个癌细胞。”

2005年的一天，病中的王选还和张旋龙谈笑风生。他说希望照排系统能进入英文出版业，还让张旋龙带一些香港的报刊给他看，但不要登明星新闻的娱乐杂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不久后，王选开始住院，再也没有出来。

确诊罹患肺癌的第三天，王选就写下了一份遗嘱。

遗嘱中说，当癌细胞全面转移、医生认为只是延长寿命之时，就坚决要求实施“安乐死”。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两人都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所有有用的器官，并于12小时之内火化，“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最反对的程序”。家属不陪同，骨灰不保留。不得用公款为他设立基金。

他说，自己对国家前途、对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单位一代代领导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他把财产都留给了妻子陈堃銶，说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王选一直觉得，是自己剥削了陈堃銶，两人的荣誉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幸运的是与陈堃銶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激光照排。”

2006年2月12日晚上，王选突然消化道大出血，病情恶化。2月13日上午，他的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输进去的血和流出来的血颜色几乎没有区别。

深知丈夫心愿的陈堃銶将脸贴在他耳边轻声问：“那咱们不输血啦？留给更需要的人吧？”尽管闭着眼睛，王选还是肯定地点点头。

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王选安详离世，享年69岁。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令人动容的一次，自主选择了自己的离开。

（本文参考了丛中笑所著《王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