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1日，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官方仪式在巴黎凯旋门举行。数十国政要出席当天的仪式。8位00后分别用中英法三种语言朗读了一战战士和劳工的信件。（视频截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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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1日法国巴黎举行的一战停战百年纪念仪式上，一位华裔女孩朗读了一封来自中国劳工的信。信由来自中国上海的顾杏卿先生所写，讲述的是停战当天欧洲人欢庆的场景。一战期间，顾杏卿为自中国招募的劳工担任翻译员。
数十万中国劳工的奉献和牺牲，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被选择性遗忘。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一战之后华工的历史性贡献，并未得到欧洲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近年欧洲社会渐渐开始重视这群“被遗忘的英雄”。
2018年9月20日，法国第一座华工雕像终于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前揭幕，这是继20年前华工纪念碑在巴黎13区落成之后，纪念华工历史贡献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编号为63484的华工孙干的日记手稿辗转数十年后出版，则为公众披露了有关一战华工历史的可靠记忆。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1917年入春，山东博山县（注：今淄博市博山区）就不怎么下雨了。农民要接连两年忍受蝗灾，庄稼歉收。欧洲人精疲力竭的世界大战远非要紧事，除了日本人借机赶走了胶州半岛的德国人。大家又发现，博山的煤矿不明不白地被东洋军人控制了。
一些人对日本有所了解。和尚坊村的小学教员孙干就羡慕大哥去日本留学，“间接研究西洋各种科学”。他的目标是直接游历欧美，“人生三日，应游遍五洲也”。但父亲不准他离家，他农活娴熟，又是兄弟四人里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近旁的。
好奇心在中国人心中蓬勃滋长，山东的一位青年教师常常花几小时和朋友讨论战争，他们“不明白列强之间为何打来打去”。城门口张贴着英国人的招工告示，孙干更加动心，但因无人侍养父母而犹豫不决。恰好在外“学买卖”的四弟回家，他下定决心隐瞒父母，乘火车赴周店招工处。
招工因应着整个国家的变化。袁世凯政府在战争初期宣布中立，考虑到山东问题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对是否参战摇摆不定。1915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计划，派遣劳工，即未来的华工前往欧洲支援战争。人力枯竭的法国陆军部很快接受提议，英国起初宁愿求助于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领。直到1916年7月，丘吉尔在给国会下议院的信中说道：“为了保证战争继续下去，我在‘中国人’这个词面前不会退缩……经过适当训练，他们就可能挽救成千上万英国人的性命。”
1915年，人力枯竭的法国陆军部接受了关于中国参战的提议。1916年7月，英国也接受与中国人并肩作战，丘吉尔希望以此“挽救成千上万英国人的性命”。（资料图/图）
这项计划在国内遭受了议员们的质询，他们担心华工的安全以及触怒德国的后果。多年后梁士诒在遗言中说，尽管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但始终用心为国家和人民谋利。为了表面维持中立，他参与成立了私人企业“惠民公司”，负责招募华工。
华工主要来自华北地区，尤其山东省，年龄要求在20岁与40岁间。《纽约时报》报道，层层筛选后留下的华工，大部分身高超过1.8米。
35岁的小学教员孙干不高也不壮，两次落选。待人群散开，他又向主事者保证“无论推车、担担即再苦加倍之功，余亦能做”。对方言明，已去欧洲的工人来信都说“危险万分”“懊悔无及”，又说假如水土不服，染疾患病，就回不了家了。孙干坚持，对方只好答应，合同里填好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加盖大拇指印，隔日即可启程。
更多华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为挣钱养家“下欧洲”。一首流传于威海卫的华工出洋歌唱道：“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
华工经过严格体检，清洗全身，留辫子的剪辫子。英国招工团原本打算登记每位华工的姓名，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王家村的可能姓王，有人被家人叫老五或小狗。招工者决定给每个华工指定编号，刻号码的铜手镯被金属扣固定在他们的手腕上。
歧视和沟通障碍等现象在华工和当地人之间广泛存在。工友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为挣钱养家“下欧洲”。（视觉中国/图）
1917年7月，63484号孙干自青岛登船。他的夫人正怀第四胎，孩子在他“下欧洲”后第四个月降世。开船当晚，他在日记本里作了一首俚句：
一离青岛四无山，绿浪白花远连天。同伴千余相欢呼，恭祝前途康且安。
1
“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据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统计，一共有约14万名华工前往英法，为与赴俄华工相区分而被称为“西线华工”。西方人称他们为“苦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却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约十四万名华工前往英法支援战争，他们被西方人称为“苦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却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中国人在一战中的故事被“彻底地遗忘了”。（资料图/图）
一战爆发后，二十多位艺术家在法国政府和军方支持下，共同创作巴黎万神殿中的巨幅画作，绘制出5000个来自法国和盟国的战争人物形象。画中的中国劳工在美国参战后被抹掉了，那个位置变成了美国人。
徐国琦从1993年开始研究一战华工的历史。他发现虽然有关一战的史学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鲜少涉猎中国。搜寻资料起初相当困难，国内仅有少量外交档案，大部分史料散布于世界各地。运气的作用很大。
在法国的档案馆，管理人员误拿意大利工人的档案给徐国琦，他随便翻阅，惊喜地发现几份华工资料竟被错归至此。历史研究仿如做侦探，他研究一批发现于战壕，仍旧密封的德军信件，档案馆人员要当场盖解密章，还给他拿来口罩和防毒面具，以防细菌。一战华工的故事当然精彩，但“当时都是保密的，云山雾罩”。
而在旅居法国的前外交官徐波看来，这段历史“被善意地遗忘了”。“我们觉得很耻辱，一战是丧权辱国的历史，华工给人家当炮灰，为了一天一个法郎去卖命。”徐波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这种“愤青的思想”影响了他们一代人。
作为“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希望“为华工找回公道”。协会以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命名，意在促进中法友好。1925年，旅法华工会曾向法国政府提出竖立纪念碑，法方虽然表示同意，但无法保证经费。1988年，法国政府才公布有关华工的文献；十年后，华工纪念碑在巴黎13区落成。
徐波认为这些不够，他希望巴黎能为华工竖立雕像。2018年9月20日，法国第一座华工雕像终于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前揭幕。当年三千多名华工滞留法国，不少就在里昂火车站附近定居，形成巴黎第一个华人社区。
2018年9月20日，法国巴黎首座华人雕像在里昂火车站揭幕。这座高2.63米的青铜雕像再现了一位刚刚到达法国的一战华工，雕塑家李小超以山东普通农民为原型创作而成。（资料图/图）
高2米多的华工青铜雕像，人物形象憨态可掬，由雕塑家李小超以山东普通农民为原型创作。徐波和他商议，塑像的华工形象不要衣衫褴褛、悲惨，而要微笑和朴实。徐波希望借由华工反思中法关系：“我们相互理解吗？我们患难与共吗？”
有华人朋友提议塑像表现华工在战场上劳作，李小超拒绝了，创作了一位背着布包，刚刚走下火车的华工。他希望这能让游客们好奇：“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2
“莫怨伤，应募做工劳苦理应当”
孙干和老乡们要去法国，得先到加拿大，耗时两月有余。出发第一夜，船只在东海颇为颠簸。孙干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到达欧洲。
船只刚驶入太平洋时连绵阴雨，风大浪高，大部分华工饱受晕船之苦，呕吐，几乎没法吃饭。伙食还不错，有大米、肉和白糖，有时吃面包。船舱里呻吟声不绝于耳，一位英国军官看到“大部分人已经昏死过去，剩余少数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爬上自己铺位的力气都没有”。
英国长官召集全员讲话，嘱咐他们：吃饭、睡觉也要时刻穿好“太平带”，即救生衣；万一被潜艇击中，要排队转移到救生小船。大家听完叹息不已，有人放声痛哭。法国邮轮“亚多士”号稍早被击沉，船上900多名华工死亡约半数。战争期间至少700名华工死于德国潜艇攻击。
至少七百名华工因德国潜艇攻击在去往欧洲的半途中丧生。孙干和工友们从青岛登船，经过加拿大到达欧洲，路上耗费长达两个多月，这是大多数华工所走的“经典”路线。两年后回程时，他们往东经过印度洋回到到中国，恰好环游世界一圈。（梁淑怡/图）
加拿大政府同意免除收取入境华工的人头税，但不准他们离开火车，不许自由活动。美国的缅因州班戈镇气温低至零下42摄氏度，25名中国劳工冻死，根据英国政府的保密要求，报道遭到压制。
长官们分发《三国》之类的书籍和一些乐器，供华工解闷，有人盘腿坐在下铺拉二胡。他们常在晚间表演小型戏剧，随乐师伴奏边演边唱，还邀请军官们在前排观看。
1917年9月，华工们终于抵达欧洲，英国人燃放鞭炮欢迎。孙干第一次见到飞机和氢气球，对伦敦的都会景象和法国的乡村风光都赞叹不已。战争三年造成的压抑氛围中，大批中国人到来是件新鲜事，市民争相在路边围观。
华工在英法主要从事修铁路、挖战壕、搬运物资等工作。孙干被编入102队，全营华工500人每天由大工头领进工厂做工。据台湾历史学家陈三井形容，华工的工作表现“毁誉参半”。不少军官评价正面，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优秀士兵的材料”。
华工主要从事修铁路、挖战壕、搬运物资等工作。他们的工作表现褒贬不一，不少军官给出正面评价，如“守纪律、聪明的优秀工人”“能完成更为繁重的任务”等。（资料图/图）
相反意见则指责华工偷懒、肮脏、无能。歧视和沟通障碍广为存在，华工团指挥官克劳德·贝茨曾在军队总部看到大幅通告，警示“不要和中国人讲话”；一份司令官公告希望华工学会“尊重和服从”。翻译太少也引发误会和冲突，一些华工将英语中鼓劲的“Come on， let’s go”误以为骂他们“赖死狗”，异常愤怒。
孙干创作了两首歌谣安慰常对英国军官生气的好友：“混洋事，挣几元钱不容易，规矩风俗都各异……”“莫怨伤，应募做工劳苦理应当”。
赌博之风在华工营中盛行，孙干多次书写“告白书”张贴在醒目处：“我们千万不可赌博，若一赌博，将钱输尽，即归家之后，邻里子侄，亦都看不起也。”他还教工友识字，学习《百家姓》，希望代替赌博的消遣时间。
华工喜欢喝热水、热茶，一位军官形容他们“没有茶，不干活”。欧洲食物令他们难以满意，战时还面临着短缺，“工人天天肚中饥饿难堪，心中怀恨”。孙干写道，一次在车站装卸货物，工人们偷吃运来的食物。英国管理者发现后准备责罚，孙干争辩，是饭食不足“使其不得不偷食”，管理者听完不再说话。
华工喜欢喝热水、热茶，欧洲食物令他们难以适应，加上战时还面临的食物短缺问题，致使他们常常在繁重劳动之后饥饿难耐。（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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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是谁和谁打啊？”
73岁的孙光隆自幼随爷爷孙干长大，听到许多一战故事。孙干在欧洲写下8万余字日记，命名为《世界大战战场见闻记》和《欧战华工记》。日记里的歌谣孙光隆耳熟能详，如今常在华工后裔聚会唱。
孙干1961年因结肠炎去世后，日记留给后人。但孙光隆的父亲孙明轩“不以为然”，当年孙干一出国，这位15岁的长子就得承担起养活一家五口的职责。孙干如何向父母解释不辞而别，现在也不得而知。总之他回国最初几年都专心润色日记，某天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在炕上哭闹，蹬腿导致脚后跟磨出血，他都完全没有发现。
孙干的全家福。孙光隆（正中）自幼随爷爷孙干（右三）长大，听到了许多一战的故事。（石爱华/图）
这些欧陆见闻，孙干对学生讲，对晚辈讲，寄望子女们帮他整理，但没人愿意。
孙光隆觉得爷爷“心思重”，期盼出版日记，可惜博山太小，又没有印刷厂。他看着爷爷把日记放进抽屉，再不怎么看，“已经沉下去了”。
一处空白页上，孙干曾信手写下一段话：
茅屋是吾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居，雕梁的有坏期。只求它能克，遮蔽风和雨，再休想高楼大厦，但得个不漏足矣。疯人草于柿岩。
1966年，那些笔记更不合时宜。孙明轩犹豫再三，把这两本日记挑出来用报纸包好，交给当地政协的郭鲁瞻秘书，对方职位高，又是孙干生前好友。“你愿意看就看，你不愿意看就处理，旁的没有说。”孙光隆回忆道。
家里其余“四旧”都烧了。这本孙明轩不以为然的日记，“就和他的命根子一样，应该说他不敢烧，烧了之后就把老祖宗烧了”。没两年，他也去世了。
日记失而复得是1983年。孙光隆偶遇郭秘书的儿子，忽然想起这件往事。他上门拜访，很幸运日记还在。“我一看见这两本书，心里那个滋味，当时恨不能给郭秘书下跪了。”孙光隆形容，“也没有认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觉得自家的东西还在，安我的心。”
孙光隆四处寻求出版这本日记，都被拒绝。一位当地报社的编辑问他：一战，是谁和谁打啊？其他人要么表示不懂，要么显得特别谨慎。还有人说：“这个不行，这不是丑化中国人吗？”寄给一位自家叔叔，人家又给寄回来了。
后来，淄博市博物馆征集办公室的郑汝英找到孙光隆，希望征集书稿，前提是他自己整理，符合正式出版物要求。一年多时间，孙光隆每晚回到电厂办公室整理，遇上难题就去厂里图书馆查典籍，两千多页的《辞海》给翻得破破烂烂。他五十多岁，手往头上一捋，就能弄掉一把头发。
郑汝英到济南、北京、武汉拜访大学教授，希望找学者帮忙出版。她曾给孙光隆写信，告诉他书可以出版了。但孙光隆非常遗憾，年长他十多岁的郑主任忽然因病去世，出版和征集计划随之泡汤。
4
“如果您能够结束战争”
两代人都面临着未知。100年前某个黄昏，孙干和工友们在帐篷中谈天。好友黄世恩说起，战事越来越激烈，恐怕日后很难回国了，大家虽然不怕死，但家里父母老幼每天盼望他们回去，也很可怜。工友们呆坐一旁，或声泪俱下或低声抽泣。
过了一会儿，黄世恩私下告诉孙干，他想悄悄去前线观战。孙干立刻回答“命由天定”，既然想去，就无需害怕。他们约定：如果一人不幸身亡，请幸存者把亡者衣物带回国交给家人；若两人都遭遇不测，那就算了。
他们连夜翻过丘陵，找到一处高点，坐在乱石上观看，“细察其枪炮之射击及兵士之动作”。忽然有红灯燃起，“其光明亮且大”，小点又散布开，一时如同白天。两人半夜回去，仍对明亮的战场赞叹不已。
依合同，华工应被派往远离危险的区域，但承诺没有兑现。尽管华工一直抗议，很多人仍经常遭到轰炸和毒气弹袭击。1917年9月4日，德军炮轰布洛涅和敦刻尔克，造成15名华工死亡，21人受伤；1918年5月18日，超过50名中国人死于德军的轮番轰炸。一次轰炸后几天，一位英国士兵发现，如果白天出现可怕的机器轰鸣，华工们会面带惊恐地四下奔逃。没人教华工如何清除炸弹，有人不小心被炸身亡。孙干有工友用炸弹做游戏而受伤，还有人捡拾火药到帐篷中取暖，不幸引燃身亡。
孙干两次几乎丧命。工友从路边捡来酒精，大家围坐饮用，几个人昏迷数天，后来才知道喝的是工业酒精。另一次，队伍在大雨中负重行进，饥渴难忍，孙干长时间腹痛导致昏厥，鼻子大量出血。苏醒后，他庆幸死而复生，此后“在欧洲不能不时刻感觉上帝之恩在余左右”。
华工死伤人数没有定论，徐国琦估算，大约有3000名中国人死于炮火、瘟疫和伤病。法国、比利时等国有多处华工墓地，华工们希望遗体能运回中国，但愿望未获满足。在法国努瓦耶勒的陵园中，英国人为华工举行了尚属体面的葬礼，棺木覆盖英国国旗，在简短的中文追悼仪式后下葬。
1918年下半年，德军连连败退。华工团跟随英军前行，整理战场，搬运弹药，迁徙愈发频繁。孙干在路旁工作时，英军带着德国战俘经过。战俘衣衫褴褛、饥饿不堪，时常望向华工，指自己的嘴，乞讨食物。有人把自己的食物和茶水递给他们，英军屡屡禁止，但拦不住战俘。
编号3902的华工给德国皇帝写了一封信，恳求对方停战。他建议皇帝不妨选一个黄道吉日，把“世界上的所有统治者”聚集在一起，共组“兄弟大联盟”，呼吁和平：
我们这些来欧洲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是贫穷的乡下人，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又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力。我们来欧洲为了养家糊口，而您及其他掌权者却为私欲全力将欧洲拖入战争。我们对此非常痛心，过得食不下咽……如果您能够结束战争，就是遵循了上帝的意志。您所做的就是为了终止正在世界蔓延的罪恶，消除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固有仇恨，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孙干经过德军刚刚撤退的战场时，看到随处丢弃的武器、炮弹，马路旁德国人的尸体“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脑白血红，淋漓遍地”。工友们不自觉地愁容满面，急忙支起帐篷，仓皇入睡，当天没再吃饭。他在日记里流露出同情：“观众德人之尸体，坐者、倾者、仰者、俯者、切齿者、瞪眼者，种种惨状，无一不使人见之伤心也。”
2004年，一张“欧战法国纪念牌”执照在尘封多年后被发现。（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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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轻看，一概蔑视”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科尔回忆，无论自己走到哪里，只要华工发现他会说汉语，总要问两个问题：现在哪一边打赢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中国？
英国陆军部为缩减开支，急于遣送华工回国。1919年3月，停战没几个月，华工即使伤病入院也必须被遣返，25人死于途中，两人跳海自杀。很多华工上船前甚至没充足时间更衣，衣衫褴褛地踏上回国之路。
停战后孙干给英方写过一封信，申请去英国勤工俭学，最终未获准许。回国前，他独自去巴黎游览，乘出租车、坐地铁，在咖啡馆喝了一壶咖啡，搭乘十多层高的电梯投宿旅馆。太阳还未完全落下，巴黎的电灯就已全部亮起，“明亮如白昼”。
法国当局延迟了遣返，若干华工滞留。但跨国婚姻令法国政府紧张，内政部甚至专门发通告阻止。中法精英阶层由此激烈争论，外交官顾维钧告诉法国政府，中国政府可以确保迎娶法国姑娘的华工都是单身。研究者徐国琦曾在山东听归国华工后人讲述，长辈临终前自责：“我这辈子没有对不起谁，唯一对不起的是你们的‘法国大妈’”。
孙干搭乘的船只离开法国，穿越印度洋，经新加坡北上，于1920年初回到博山。他离家两年半，当地已经有了铁厂、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机械工业慢慢扩展。
到达青岛前后，有华工希望英国人提供中国式裤褂，以便换下统一配发的英式服装。英国长官拒绝：“中国人一见你们穿这衣服，就知道你们是加入欧战国，是有功的啊。”他思忖中国政府会招待、保护华工，他们坐火车都不必花钱了。华工则坚信，回国后必定“人人耻笑，人人害怕”。
果然，华工刚下船就有军警监视，不能随便行动，必须在指定地点等火车。很多工友愤愤不平，他们果然没什么功勋、嘉奖，连自由都丢掉了。孙干安慰大家，军警只是为维持秩序：“既已安然回国，‘华工’二字更彪炳全球，垂竹而万世不朽矣。”但他在日记里却相当悲观：
然吾曹既为工人，所做对国家有功，国家亦一概轻看，一概蔑视，可胜叹哉！
学者张岩认为，归国华工的境遇“具有明显的悲剧性色彩”。他从2009年起寻找山东的华工后裔，在周村附近采访了七十多位华工后裔或知情人。很多人认为这段经历不值一提或不光彩，因为是“给洋人去卖命”“给北洋政府卖命”。华工何立才因此自杀以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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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做梦啊”
孙干的生活相对平静。他回归本行，根据在法国多次考察学校，观察妇女地位的经验，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他曾在博山附近的教堂举办展览，介绍欧陆见闻和自己带回的物品，包括亲手制作的飞机模型。他的后代多以技术为业，如孙光隆就在电厂工作，且欣赏爷爷的“科技救国”理念。
日记最终由当地政协编入内部出版物。孙光隆高高兴兴领到书，却发现它错误百出，连爷爷的姓名、职务都弄错了。对方表示没法改动，他现在还为此生气：“你这样怎么可以啊？气得我啊！”
2008年，威海市档案馆牵头举办“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张岩分析，当时一战华工明显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有外交需要，也有法国华人强化历史地位和话语权的需要。一战结束快100年，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也迎来了好时机。
孙光隆作为华工后裔代表参会，徐国琦在会后找到他，希望将孙干日记当作研究资料。孙光隆用布包着日记，视若珍宝，让徐国琦当时就看。“历史学者看书要心平气和，你不能让我现在就看。”徐国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劝说对方把日记捐给博物馆或学术界，未能成功，“实在可惜”。
当时孙光隆对书稿去处思虑重重。几十年无人问津的日记忽然炙手可热，淄博市档案局、威海市档案馆、威海市博物馆、山东华侨会馆都希望收藏。越来越多人找到孙光隆，记者、学者、纪录片导演、商人、出版人……有人想带他去法国，说能见萨科齐总统；还有不知道什么人打来电话，劈头就问：“你爷爷在法国有没有其他老婆小孩？”
徐国琦感觉，突然而至的华工热像“一窝蜂”。“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段历史复原，要有好多（人）一代一代地做。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一窝蜂之后，后来又没有人关心了。”
孙光隆困惑了很久，最新的思考成果为：很多人利用这段历史装点自己。“你光为了宣传你自己，或者暂时想出出名，没有意思。你得长久让人感觉到在历史上的存在。”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家里亲戚在天津购买了书号，把日记自费出版，手稿还没决定交给谁。孙光隆相信官方，“以山东侨办为主要依赖对象，其他的咱们尽量不去参与”。他保持着谨慎：“你今天说的话，明天说不定也有错误”。
“人就是这样，很现实。三五十年以后，咱们都成一堆灰了，很可能。你就算活100年，这100年里面你能干啥？爷爷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他的那些论断、那些看法都很正确。他说人必须得随时代发展，不能自己认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孙光隆继续感慨。
儿孙不愿意读这些日记，令孙光隆倍感失望。他逼着儿子儿媳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打印出来，前后花费了两年多。“忙工作，孩子上学。”孙光隆的妻子李凤莲在一旁劝说。这些事孙光隆只能和妻子聊，不过李凤莲也没把日记看全，按她的看法，“抓住重点看着挺好，了解外国，和咱们中国就是不一样”。
孙光隆内心埋着一份狂想：儿孙们认认真真看完日记，将来买一艘轮船，大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就叫“孙干号”，沿着一战华工的路线游览，制作一份旅游图。“英国人、法国人，你有本事就和马云似的，把他们都联合起来。拍成片子行吗？完全可以。当然张艺谋咱们高攀不上。”说到这里他笑起来，“我就这样做梦啊。”
100年前，在日记最后，孙干对五大洲、西学、科技、政府、国民性等一一评述，兼带着希望与忧虑：
大战既告终矣，世界各国对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持德者昌，持力者亡，皆于此而知之，其孰重、孰轻、何去、何从，当执者以儆之也。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以下文献：徐国琦著《一战中的华工》、陈三井著《华工与欧战》、孙光隆整理《一战华工欧战纪实》、马骊编《一战华工在法国》、徐国琦著《为文明出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