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日前发文探讨香港问题。现摘录主要观点如下：
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罕见。而且抗议运动趋向于“死磕”，并出现暴力化，令人感到震惊。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一、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治理香港的不是中国。基于“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手中。
中国为了维持一国两制，把大量好处输送给香港，以期维持香港繁荣。但经济上的好处，对香港的治理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而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如“23条”立法等，则以失败告终。
二、既然不是中国在治理香港，那是特区政府在治理吗？也不是！
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方面，通过“建制派”，特区政府只有不到一半的控制权。司法方面，特区政府完全无法着力。
整个司法系统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至于行政系统本身，也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由于特首的产生和政党没有必然联系。在无政党支持的情况下，特首不得不依靠公务员体系。这使得行政难以中立。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会政治化，且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体系就有很多人公开向特首施压。
由于没有坚实的政党支持，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这些年有通过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
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
三、既然香港不是中国治理，不是特区政府治理，那是港人在治理吗？显然也不是！
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更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问题。
一是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
二是抗议演变成暴力，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形成“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
四、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香港都有强大的存在。
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强调英国的角色，九七回归，香港只是从英国的一个“直接殖民地”变为“间接殖民地”。因为回归后，香港什么都没变。
尤其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而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
在香港成为“间接殖民地”后，既得利益者只坐收渔翁之利，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质，但也是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最有效的工具。
全盘保留下来“法治”体系，已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做任何改变的最有效阻力。
五、必须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有完全保留原来制度的，但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也有的进行“去殖民化”，结果有好有坏。
简单粗暴废除所有制度遗产的，不仅影响和西方的关系，由于新制度一时难以建立，往往制约了自身发展。
对此，新加坡的经验最为典型。新加坡对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化，在保留积极的遗产同时，去除其消极面。
就“法治”而言，没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它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新加坡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鲜明对比。香港照单全收原“法治”体系，它能有效保护原殖民者的利益，但是能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吗？能体现“港人治港”的精神吗？
六、必须改变治权不在港人手里的局面
对香港的统治精英而言，理论上香港繁荣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因为制度设计有缺陷，这些人只追求利益，却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往往是“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
对此大陆就算明白，但基于“一国两制”也很难改变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港人本身有这个能力。
但现实刚好相反。一些港人不想改变。他们只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令特区政府夹在“一国”与“两制”中间无能为力。
殖民地式的教育在回归后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以前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反中。
更糟糕的是，今天抗议者的主体就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香港产生今天这样“权力真空”并不奇怪。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更受制于外国势力通过“法治”给予的制约。导致特区政府软弱不堪，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此次长期激烈的抗议运动，香港的诸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即使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在不存在一个有效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