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但是对于吴鹏来说，北京的秋天是他恨不得逃离的季节。
由于过去一个月里雨水连绵，吴鹏的鼻子这个“定时炸弹”一直没有“引爆”。他暗自庆幸：看来今年秋天可以平安度过了。可是没想到，到了8月底，天一晴，秋风一起，他就感觉自己“又爆炸了”：眼睛发痒、发红；咳嗽、打喷嚏；鼻涕、眼泪直流。夜里无法睡觉，因为“鼻涕就像自来水一样流下来，趴着会流到枕头上，仰卧就会流到喉咙里，吃药也不管用”。早晨上班挤地铁的时候，他忘了带面巾纸，一路下来没法“处理”自己的状况，鼻涕差点儿滴到地面上。过了两天，北京又开始下雨了，吴鹏才如释重负，所有的症状又渐渐减轻了。
吴鹏的噩梦是从两年前开始的。那也是8月的一天，一开始，呼吸道的各种症状令他以为是得了重感冒。但几个有经验的同事一看到他的情况就认为，“估计不是感冒，应该是过敏了，赶紧去医院看吧。”
在同事的建议下，吴鹏去了以五官科闻名全国的北京同仁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抽了一管血，测了sIgE（即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常用于对过敏的诊断），最终发现只对一种物质过敏——遍布北京路边街心、小区前后、山前水边的蒿属植物的花粉。
尴尬的过敏症
吴鹏求诊的同仁医院是国内过敏性鼻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镇”。为应对日益增多的过敏患者，2007年，同仁医院就专门成立了鼻过敏科。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中午12点半，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达这个科的门诊时，当日出诊的主任医师王向东还没有诊断完上午的病人，而挂了下午号的患者已经陆续抵达，很快就挤满了狭小的候诊区。
根据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主任委员、同仁医院副院长张罗等人的调查与估算，中国成人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数已高达1.5亿人。
对于不过敏的人来说，他们难以想象数以亿计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生活在怎样一个尴尬的世界里。更何况，鼻炎只是众多过敏症中的一种。像吴鹏那样的经历，根本不算是过敏患者中最糟糕的情况。
美国作家桑德拉·巴斯莱从一出生起就有严重的多种食物过敏，在小时候就被营养专家断言不符合“适者生存”的原则，但她却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上大学、谈恋爱、工作，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过敏的人生》。
但是像桑德拉·巴斯莱那样有闲情逸致对自己的过敏症高谈阔论的，又能有几人？尤其是在中国，有关过敏性疾病及其流行病学的基本情况，还是一片模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过敏，这个曾经只在西方发达国家高发的“富贵病”，已经开始在中国快速扩展。
在得了过敏性鼻炎后，吴鹏才发现，朋友里有这个病的人还真不少。鼻炎一发作，他就会发微信朋友圈，总是招来病友们的呼应。渐渐地，他发现，只要朋友里有一个人开始过敏，其他人往往也同时中招。
这就是花粉过敏的特点——发病有明显的时间规律，或者说是季节性。
在北京，很多过敏性鼻炎都与蒿属杂草的花粉有关。提到蒿草你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蒿属大家族里有个著名成员，那就是帮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青蒿。各种野生蒿草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常见植物，每年7～9月开花，因此，这一季节也成了整个北方地区花粉过敏的高发期。
除了蒿草，还有一大类致敏花粉来自同样是夏秋季开花的葎草。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候任主委王良录说，人们往往以为，春天是过敏发病人数最多的时期，但其实，蒿草与葎草两种花粉集中出现的夏秋季，才是北京地区过敏症的第一高发期，而春季从3月下旬至5月这段时间则是第二高发期。
花粉浓度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而蒿属植物喜干，多亏了北京今年入秋以来一直雨水偏多且风力较小，所以空气中的花粉浓度偏低，吴鹏的鼻炎才没有像往年那样持续那么久，病情也没那么重。
引起过敏的主要是风媒花的花粉。王良录解释说，这类花利用风力作为传粉媒介，花朵本身往往并不显眼，但产生的花粉数量特别多，容易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从而引发人的过敏。春、夏、秋三季的花粉种类并不相同，春季主要是树木花粉，夏季是牧草花粉，秋季则是杂草花粉。
不同类型的花粉引发的过敏，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春季花粉过敏症患者往往表现为鼻结膜炎，夏秋季花粉过敏症患者除了有鼻结膜炎之外，还往往伴发哮喘。值得注意的是，春季过敏性鼻炎患者只有5％可能会发展为哮喘，而夏秋季过敏性鼻炎患者发展成哮喘的风险则高达50％。因此，过敏性鼻炎的规范化治疗非常重要。
吴鹏的同事肖琳有长达10年的过敏性鼻炎伴随哮喘的病史，却始终找不出过敏原。在辗转数个医院，多次求医问药中，不同的医生都建议她：既然过敏这么严重，不如考虑换个地方生活。在北京生活、工作了16年的肖琳，一开始下不了这个决心。直到去年，一次她和先生在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发作的哮喘让她在影院中无法坚持，只好即刻退场，那时候她突然觉得，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年，她就找了一份在杭州的工作，“一下飞机，我就感觉鼻子又是自己的了。”自从到了杭州，她的鼻炎、哮喘都没有再犯过。
肖琳的经历反映出花粉过敏的另一个特点：除了季节性，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无论是花粉还是食物诱发的过敏，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主要过敏原。就以花粉过敏原为例，美国以豚草为主，欧洲以牧草为主。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花粉过敏原也有不同：北方以蒿草和葎草为主，而在上海、武汉、南京，主要的过敏原是法国梧桐，这种名字听起来有点浪漫的树木，学名叫“二球悬铃木”，它们所散发的大量花粉，成为这些南方城市每年春季过敏症流行的原因。而在南国广州，引起人们过敏症发作的，则以木麻黄、苋草花粉等比较常见。
“一个北京的花粉过敏患者，在夏秋季节千万不能到陕西、内蒙古、西北那边去，越往西北，花粉浓度越高，过敏越严重，只能往南走。”王良录表示，正因如此，“大搬家”也就成了“治疗”花粉过敏的一个无奈的“疗法”，而且往往还非常有效。在这类“疗法”里，最夸张的就是移民了——有研究显示，国内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在移居国外后便有显著好转。
“其实，我们现在谈的全国不同地区的气传花粉过敏原，都是协和医院20多年前的调查结果了。随着城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要诊断一个花粉过敏症病人，可是我连当地空气中到底有什么花粉、这些花粉都出现在什么季节都不清楚，怎么做皮试？怎么查血清sIgE？”王良录有些无奈地说。
研究空气中的花粉种类、浓度及其与过敏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小众但又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发达国家，气传花粉调查早已成为变态反应学科的常规工作。
变态反应，又叫做超敏反应，这个医学名词指的是免疫系统对环境中的一些物质如花粉、动物毛等过于敏感，从而产生异常免疫应答，对机体造成伤害。这就是过敏的原理。
在发达国家，各地区的花粉季节及主要气传致敏花粉均已明确，并建立了全国性的气传致敏花粉监测网，常年进行监测，并向社会提供花粉日报。王良录解释说，这属于大气生物学范畴，在国内，这样的大型科研项目还很难实施。
8月6日，济南，动车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列短编动车组列车进行检修。为了防止灰尘落在身上引起过敏反应，即使再热的天，清灰时也要穿着防护服。图/CFP
致命的流行病
20多年前，王良录刚到变态反应科工作的时候，一个半天也就看十几个、最多二十来个病人。如今，在控制加号的情况下，他一上午也要接待三四十位患者，门诊量至少增加了50％。2009年，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门诊量接近7万人次；8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已增长至10万，增长了43％。
花粉，仅是众多诱发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过敏性鼻炎，也只是各种过敏性疾病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从吃红肉过敏到精液过敏；小到皮肤红痒，大到哮喘、休克甚至死亡，过敏的原因多种多样，过敏的症状轻重不一。过敏波及人群之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国外曾多次报道，花生过敏患者在与吃过花生酱的伴侣接吻后，发生休克并抢救无效而死亡。中国也有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过敏病例。
每年7月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最新统计显示，过敏性疾病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疾病，在近30年间，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至少增加了3倍，涉及全世界22％的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有3亿人患有哮喘，其中50％以上的成人患者和至少80％的儿童哮喘患者均由过敏因素诱发，每年超过25万人死于哮喘。
“过敏性疾病是新世纪的流行病。”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前任主委、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曾经这样说过。然而，她表示，对于过敏在中国究竟有多流行，也就是过敏性疾病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等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目前国内几乎还是空白。
2008年，由尹佳牵头并设计，国家科技部与卫生部共同支持、18个省市大医院参加的全国范围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她透露说，该项目的调查部分已经结束，现正在进行数据汇总、核查与统计分析工作。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且只能由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医生们在看病之余完成，因此数据处理工作的进展目前还难以预期。
由于过敏性疾病的内涵很丰富，包括食物过敏、呼吸系统过敏、皮肤过敏、药物过敏等多种类型，因此，过敏性疾病的“流调”需要一个庞大且非常专业的团队，实施起来非常复杂。而眼下，全国变态反应科的专科医生队伍很小，就更别说从事过敏流调的专业人员了。
尽管全国范围的过敏性疾病全谱系调查结果还没出炉，但一些对过敏性疾病的单项调查仍能反映出冰山一角。
1990～2010年，首都儿科研究所陈育智教授曾对儿童哮喘发病情况做过3次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1990年，我国0~14岁儿童哮喘平均患病率为1.08％；2000年，这个数字提升到1.97％；2010年，儿童哮喘患病率已达3.01％，相比2000年时上升了50％左右。研究显示，过敏及1岁内使用抗生素是哮喘患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2005年，北京同仁医院张罗教授的团队曾完成了第一次过敏性鼻炎全国电话流行病学调查。六年之后再次调查，中国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已经从11.1％上升到2011年的17.6％，患病率明显上升。
上述流调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同仁医院主治医师郑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研究中，他们考察了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大气温度、湿度及人均年收入等多个因素与过敏性鼻炎的关系，结果发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与过敏性鼻炎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二氧化硫可增加人体呼吸道黏膜的通透性，从而使过敏原更容易诱发机体过敏反应。同时，他也坦承，由于受经费限制，他们无法考察更多潜在的相关因素，也没有进行血清sIgE检测。这些缺憾，他们希望在不久即将开展的第三次全国过敏性鼻炎流调中得以弥补。
“还有很多与过敏相关的风险因素，比如家庭成员的多少，是否独生子女，母乳喂养情况，居住环境面积大小，以及平时饮食结构等，都值得考察。”郑铭解释说，过敏除了可以引发过敏性鼻炎与哮喘，还能造成慢性鼻窦炎。根据免疫学原理，慢性鼻窦炎又分为多种亚型，其中嗜酸性慢性鼻窦炎与过敏密切相关。这个病原本在西方国家发病率较高，在东方国家较为少见，但是近年来，在中国、泰国与韩国的患病人数已经有了明显增加。
据王良录介绍，中国过敏性疾病的总体患病率大约在10％～20％之间，其中过敏性鼻炎患病率最高。
近年来，食物过敏在婴幼儿中越来越常见。例如，婴儿最常见的湿疹，就有相当一部分与食物过敏有关。食物过敏值得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严重时会引起休克。休克是过敏反应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速发的、危及生命的全身多系统过敏反应，人体会迅速出现皮肤瘙痒、呼吸困难、心律失常、晕厥、意识丧失等。如抢救不当，会造成病人死亡。
作为全国过敏性疾病的诊疗中心，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从2000年至2014年接诊的逾千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筛选出907例进行研究。尹佳团队在经过对这些病人的1952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后发现，在引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因素中，食物诱因占据压倒性优势，高达77％；此外，药物占7％，昆虫占0.6％，其余为不明原因的“特发性”严重过敏反应。
这项研究还表明，引发中国人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与外国的情况有显著不同。欧美最常见的诱因是坚果、花生、鱼、贝类。其中，美国排在首位的是花生，瑞典排在首位的是蜂毒蜇刺，日韩为荞麦、小麦，新加坡则是燕窝。
但在中国，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清单则是：小麦占37％；水果与蔬菜排第二，占20％；紧随其后的是豆类和花生，占7％；坚果等占5％，其中最常见的致敏水果为桃子，最容易致敏的坚果为腰果。从发病严重程度看，小麦诱发了57％的严重过敏反应，而水果蔬菜类倾向于引起轻中度过敏。
尹佳表示，未来10年，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增长速度，将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其中食物过敏可能越来越多，而环境污染也将加剧人们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在雾霾天气下，霉菌花粉等过敏原将在空气中停留更多时间，从而增加与人体的接触机会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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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未解的奥秘
遗传与环境，是导致过敏性疾病的两大因素。当我们试图寻找中国近年来过敏患者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时，鉴于人体基因很难在几十年里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就只能从环境方面寻找根源了。
王良录说，首先是外来物种、外来食品的进入。北京致敏花粉中的洋白蜡、南方地区的法国梧桐，都是引进树种。北京地区的豚草花粉，则是在进口国外小麦品种时被夹杂带进来的。“这也提醒我们的城市规划者们，在做城市绿化时，除了考虑美观与种植方便，还要考虑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里边就包括致敏性。”
的确，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过敏性疾病就是这样的“麻烦”之一。
最近的例子是北方地区陕西、宁夏、内蒙古一带“过敏性鼻炎已成为地方病”的新情况。当地人把近年来过敏性鼻炎病人暴增的原因，归结为造林治沙过程中逐年增加的沙蒿种植面积。虽然当地林业部门称，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宣告用于种植防护林的沙蒿，就是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患者真正的过敏原，但医学界人士则认为，林业部门在选择治沙植物品种时，仍应把蒿属植物花粉的致敏性考虑进去。
食物过敏的流行趋势，也是生活方式变迁的反映。三四十年前，大部分中国人日常也就吃个花生、瓜子，腰果、开心果等坚果都是后来从国外引进的。而这些变化与其说是环境的改变，还不如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方式的另一大改变就是抗生素的使用。抗生素在大大降低传统感染性疾病发病率的同时，也造成了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的高企。
1989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斯特罗恩第一个提出了“卫生假说”。他注意到，尽管已经有了干净的饮用水，人们开始在幼年时期接种疫苗，还有大量卫生设备可用，诸如伤寒与霍乱等感染性疾病发病率已大大降低，但是过敏的发病率却在升高。与此同时，兄弟姐妹较少的孩子患花粉过敏的几率更高。
因此，斯特罗恩提出，在幼年时期接触常见的病菌，可能有助于充分“锻炼”人体的免疫系统；相反，如果完全不接触这些病菌，人体将会走向一种敏感易亢奋的状态，其免疫细胞对花粉、鸡蛋等常见物质都会反应过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干净过头也会生病”。
长久以来，“卫生假说”似乎在鼓励人们“不洗手也许更加健康”。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斯特罗恩这一假说存在诸多漏洞。然而，医学研究又似乎常常令人莫衷一是。最新的研究表明，斯特罗恩的假说或许并不过时，只是它需要一些修改和调整。
近年来，许多对微生物的研究表明，细菌不仅不完全是人类的敌人，而且还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
例如，欧洲一项拥有4000人样本量的多中心研究表明，那些刚出生就被人为地感染了蠕虫的孩子，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要比那些没有被蠕虫感染的孩子低。
2016年，发表在《公共卫生前沿》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认为，为更有效地应对过敏，人们不必抛弃洗手的卫生习惯，真正需要的，是既要设法减少致病菌传播，同时又让益生菌繁茂生长。该论文的作者表示，“眼下制约人们接触微生物的并不是公众所以为的家庭卫生，而是抗生素、现代饮食以及都市生活方式。”
有些病人问王良录，过敏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什么？有人甚至希望，在生育下一代时能够像筛查唐氏综合征那样对过敏基因进行检测。但是，目前的医学研究表明，过敏并不是一种单基因病，更何况，不同的过敏性疾病，相关易感基因并不相同。
王良录说，即使是同一种过敏性疾病，在不同种族、不同人群里的易感基因也并不相同。比如哮喘的易感基因，在欧美人、日本人与中国人当中都不一样。过敏的遗传机制比较复杂，比如父母都有过敏性疾病，宝宝患过敏性疾病的概率就比其他孩子高，但重要的是，在宝宝出生后，他的过敏性体质并不一定通过过敏性鼻炎表现出来，而很可能表现为其他类型的过敏，例如皮肤湿疹、胃肠道症状等等。
对于过敏体质的遗传性，王良录解释说，“这有点像身高的遗传，如果你的父母都没有过敏性疾病，你有过敏性疾病的几率大概只有10％～20％左右；如果你的父母一方有过敏症，你患过敏症的几率会升高到30％；如果父母双方有过敏性疾病，你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就大大增高了，或许能达到50％。
今年35岁的吴鹏，在河北长大，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生活，生活环境并未有太大改变。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自己健康地生活了30多年，却忽然在两年前开始有了那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
很多过敏症患者也有与他类似的疑问。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据过敏科专家介绍，临床上，有人在生完孩子后忽然对某种东西过敏。还有的人，在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原来的过敏症状就消失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么复杂而神奇。
用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文利平在《摆脱过敏》一书里的话来说，“过敏现象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但过敏一旦发生，这种机制就不会再离开你的身体。或者说，在你身体的免疫系统里，藏着一套敏感机制，时刻准备着，只要一接触过敏原，它就自动发生，呈现出过敏症状。过敏就是这样，只要你身体里有敏感机制，它就会如影随形，无所不在。”
关于过敏，人类目前知道的还是太少了。
值班编辑：陶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