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使用校音器练习。新京报记者 赵蕾 摄
2018年8月，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长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那一刻具有魔幻色彩。13岁的秋露站在舞台中央，灯光从头顶垂直打了下来，照在她纯白的短袖T恤上，在金黄色背景墙的映衬下，她整个人显得闪耀。
舞台上的秋露不再像往常一样，低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深吸一口气，眼睛直勾勾望向台下的陌生面孔，三层楼坐得黑压压一片，她很久没眨一下眼睛。
与她并排站立的13个人中多数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他们一身白衣，衣服背后印着“无声合唱团”几个字，这是指挥老师李博起的名字。
这些孩子来自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作为先天性失聪者，失声是随之而来的另一大障碍。
然而，2018年8月4日晚7时许，他们站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伴奏的箫声响起，“无声合唱团”开唱了……
无声世界
2018年12月24日8时15分，早读课。秋露坐在教学楼二楼聋四班的第一排，从抽屉里的一堆小册子里翻出聋校实验教材第七册语文课本。
普校里，周一的早读课往往是一片集体朗读声，而这只能听到书被翻得“哗啦哗啦”的响声。这里是凌云县唯一的为残疾儿童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寄宿制学校，成立于1995年，现在共有79个残疾儿童。学校7个班中，五个培智班接收严重智力缺陷的孩子，另外两个是聋哑班，共计21人，90%的学生是先天性失聪。
除了秋露，无声合唱团里有四个成员也在这个班级——15岁的罗安强，14岁的陆美萍，13岁的邓国龙和12岁的何青东。
班主任廖家露没来监督，罗安强从抽屉里拿出白色画纸，用铅笔涂画着，何青东四处张望，也有同学用手语快速交谈，有时着急，下意识拍对方胳膊一下，发出“a”，“ze”的声音。
十五分钟很快过去，黑板右上方的绿灯亮了，几个男生一哄而散，跑到操场上追逐打闹，“孩子们很难坐得住，对学习的专注力比较低”，廖家露常为此事发愁。
秋露3岁前还是感应性耳聋，家人以为她只是发育迟缓，没放在心上。送到普校读小学后，母亲才得知秋露已经完全丧失听力，她不放心孩子这么小住校，始终没舍得把女儿送到特殊教育学校，直到小学毕业。
秋露逐渐发现自己与弟弟妹妹的不同，她越发不愿与人交流，回到家便坐在电视机前，两小时都不挪步。
2018年3月，秋露才进入这所学校。“她掌握的知识远低于普小正常孩子的水平，但我们只能按聋校初一新生接纳她”，廖家露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来学校任教近两年，她观察到，多数听障孩子被送到这里时，都已经超过正常入学年龄。
接触时间久了，她发现，班上孩子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唯有对直观性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每次上语文课，她会从网上找来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照片，放映在40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给孩子们展示。一篇《大熊猫》的新课文，35分钟的课长内，仅仅复习了“尾巴、爪子、毛茸茸”等十个生词。
廖家露估算，一篇两百多字的课文平均要六节课才能完成，“尽量给孩子们进行分层教学，但是学生人数太少，师资力量跟不上，无法实现按年级分班。”廖家露有时候把一节课的时间拆成几块用，尽量给不同水平的学生分别教学，但效果并不理想。
数学课上，老师提问，“56×24=？”几个男生望着罗安强，手在空中比画着，大概意思是“这个答案是多少？”年龄最大的罗安强是同学们的主心骨，明年即将初三毕业的他，已经在学校待了六七年。全班只有他掌握加减乘除四种运算方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内容。
廖家露眼里，聋哑班的孩子敏感脆弱，不爱与人对视，看到陌生人便低头走远，秋露更是这群孩子中出了名的爱哭鬼。但两个“陌生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孩子们。
闯入的陌生人
李博和张咏第一次来还是2013年10月，当时，他们的目标是采集聋哑孩子的声音样本。
36岁的李博并非学音乐出身。2006年，他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工作之余，他化烟熏妆，玩吉他，也写批判社会的歌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
张咏后脑勺梳了个小辫，嘴角两撮小胡子。在李博眼中，他看起来就是个“搞文艺”的，和自己臭味相投。张咏总会被小十岁的李博的奇思妙想所吸引。
张咏算是圈内小有名气的贝司手，从玩摇滚、爵士、民谣的杂家转型到专注研究古典音乐的方向，“想回归到内心的平静中”，他将想法告诉好友李博。两人尝试将古琴与贝司融为一个乐器，并给新乐器取名“chen”，什么样的音乐能与新的古典乐器碰撞出火花？变成张咏心中盘桓的问号。
某天傍晚，他们闲逛至北京天坛公园附近，忽然听到一位卖艺的聋哑男子在街边嘶吼。“就‘噢’那两嗓子，很原始，一下把我俩震住了”，李博说。
经过红烛基金会的引荐，两人来到了这个重点扶贫县城，决定以教孩子们发声的方式采集不同的声音。
2013年底，时任校长周彩英从李博手中接过他的个人画册，里面是他在迈阿密、伦敦、新加坡等地办画展的作品。“两个在大城市里搞艺术创作的人，应该能给山里的孩子们与众不同的刺激吧？”周校长的初衷是，他们能把外面世界的缤纷色彩描述给孩子们。
周校长同意两个“陌生人”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聋哑班的孩子们被召集起来试音，结果却令两个“外来人”感到难堪，平日里围在老师身边“哎哎”乱叫的几个男生忽然没了声响。接下来的两周，李博和张咏几乎每天都来，陪孩子们打篮球，教他们画画，给他们买漫画书，孩子们似乎卸下防备。但每当李博提出发音，罗安强等人把右手小拇指放在脑袋边从头顶划下，用手语表示“不会，我不行”。
孩子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算了，别再为了自我创作折磨孩子了吧”，两人准备向校长辞行的那天，5岁的杨薇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啊”——一声长音。
李博回忆，“被薇薇那个声音击中了，心里软绵绵的，却充满希望”。他认为，有人主动发声，代表孩子们是受到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时候离开，或许他们会遭受新一轮的打击。两人决定留下来，组建合唱团。
枯燥的训练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起初，所有人都很迷茫。杨薇薇会喊“啊”，但她一直用胸腔发声，音高随心情忽高忽低，起伏不定。李博把她的双手分别放在自己的喉结和腹部，让她体会身体不同部位的振动频率，杨薇薇一脸疑惑。
罗安强几乎没发出过声音，他的舌头蜷在嗓子里不动。学校老师帮李博翻译，“舌头要挺直，摆在下颚”，他一次又一次地摇头。
“怎么教？”偶然一次，李博去校外给孩子们买冰棍，看到罗安强嘴里含着剩下的扁木条，李博想到用木条帮他按压舌头，大家又想出吹气球，吹纸条的办法，让孩子们理解体内气息的流动。
重复枯燥的训练持续着。李博两人每年不定时在凌云县待上三四个月，除去周末，下午4点放学后的两小时，成了孩子们“音乐”课外班。
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但作为合唱团，孩子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曲目。他们唯有一个笨方法——强化肌肉记忆。张咏将新的练习方法称之为“规制”，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红灯浮动指示随时调整。
周校长多次看到，罗安强等几个男孩子有时露出倦意，音高时常不准也会给孩子带来挫败感，“有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呢？”坚持到第三年，她反复问自己。
2014年11月，在“无声合唱团”成立近一年后，另一个听障儿童组成的公益性合唱团——“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诞生，这群孩子全部佩戴人工耳蜗。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孩子们佩戴耳蜗后，外界声音会通过解码、编制成电信号，传达到他们耳中，有声世界的大门由此打开。
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解释，听力障碍的孩子如果在3岁之前及时进行听力筛查与干预，并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学习语言的能力基本与普通孩子无异，若在6岁之前干预，也会有效。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听力语言康复的难度越来越大，开口说话也变难。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家长们并不了解听障的康复方法，更不知道约20万元的人工耳蜗可以帮助孩子恢复听力。被送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时，这群孩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岁。广西医科大一附院的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广西有超过1万名18岁以下重度听力障碍的儿童需要接受治疗，且每年新增1000多名听力残疾患儿。
寻找未来路径
训练期间，有两个女生离开了无声合唱团：一个因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母亲患病；另一个去百色市读中职。
这群聋哑孩子多为留守儿童，何青东的父母在广东打工，秋露的父亲在南宁揽活，罗安强和杨薇薇的父亲在凌云县周边做工……他们为维持生计砌墙，锯木，在建筑工地附近吃睡数月，年收入三五万元，把钱寄回老家养活一大家子。
父母们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孩子们见了面，也是用蹩脚的文字和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
廖老师把孩子们的训练视频发到家长群中，秋露妈妈听到孩子大声发出“啊啊”声音，说：“太难得了，以前在家里都不吭声的。”
更多的家长说的是：“挺好，试试吧。”
但邓国龙的爸爸却问：“学这个对我儿子将来升学有什么帮助么？”
周校长无法清晰地回答家长们训练合唱的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上升空间仿佛一眼能望到头：升入南宁、柳州或桂林的特殊教育学校读高中或中职，学习按摩、烹饪、美术等专业技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毕业后，他们或被广州富士康等邻近工厂招收，或者回到县城，找一份谋生的活儿。周校长在学校干了6年，她尚未看到除此之外的路径。
但在北京，舒耘康复中心的主任陈淑云回忆，据不完全统计，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在得到专业康复训练的情况下，有半数以上的孩子升入普通大学，还有一些听力损失严重、助听补偿效果不佳的学生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针对听障考生设立的学院。
去年，周校长随同广西各地特殊教育学校的代表去南京。他们考察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这也是全国少有的几所面向听障、视障和轻度精神残障招生的本科高校。
周校长了解到，这所学校招收的近百名听障学生中，多是一二三线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我们这边的孩子差距太大了，几乎不可能考上这所学校。”
“是不是他们最终只能在固有圈层徘徊”，周校长有时候也会迷茫。
但李博和张咏承诺过，总有一天会带孩子们走上更大的舞台。周校长抱以希望，孩子们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认可，看到另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到外面去
无声合唱团走出去之前，这所学校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概念。
厦门是他们第一个走出去的城市。2017年11月4日晚，厦门龙舟唱晚音乐节上，孩子们穿着定制的纯白色长袖长裤和白球鞋，用不同声部的“啊”演唱了一首还没来得及取名的乐曲。
在这次演出中，年纪最小的杨薇薇几次破了音，还有孩子没跟上节拍。但从节目视频上看，他们盯着李博的指挥棒，跟着手势的节拍演唱，没有怯场。
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阵阵，他们听不见，只是深鞠一躬，退场。
厦门的演出并不完美。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机会。2018年4月，学校收到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邀请。
秋露只在课本里看到过北京天安门，她不知道，这个位于西长安街的音乐演出场所，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享有“中国音乐圣殿”之称。
“北京在什么位置？我们怎么去？何时出发？”孩子们争先用手势发问。
廖家露给孩子们展示故宫、长城、颐和园的图片，“故宫”是皇帝们住的地方，“颐和园”是皇帝的大花园，孩子们似懂非懂，但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图片时，何青东高兴地用手语比画：“北京是个伟大的城市。”
李博问孩子们最想去哪里玩，孩子们翻到了“欢乐谷”的照片，“噔噔”一个劲儿用手指戳手机屏幕。
那些天里，孩子们看电影里出现的武警与歹徒激战的场景，也会用手语讨论，我们会在北京看到这些么？
李博答应带孩子们在北京多玩几天。按照要求，演出时长必须满足四十至五十分钟，需要和乐队进行更多的磨合，他们最终决定提早半个月进京训练。
钱成了最棘手的问题。李博粗略统计下来，加上陪同老师和志愿帮忙的朋友，一行共计26人，在北京待24天，费用约40万元左右。
李博想到了卖旧画。有朋友帮忙接洽了北京某家基金会。基金会来学校考察后，承诺负担无声合唱团以后的所有开支，由李博和张咏管理教学，要求无声合唱团成为基金会下属的分支机构。双方很快签约。
但经费却迟迟未落实。一次电话中，对方试探性地提议以孩子们的名义融资，让李博和张咏把他们的教学经验编写成教材售卖，同时扩充合唱团的生源，组建一个2000人的队伍。
“这不是拿孩子和我们当赚钱机器么？”那天下午，李博与对方在电话里大吵一架，他蹲在学校门口，哭了。
这些事情都是五年前李博没有设想过的。过去，他也是一个单纯的“陌生人”、“闯入者”。现在，他开始站在孩子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孩子们一旦接触商演，就很有可能被商业和资本裹挟，而他们又比同龄的孩子更不谙世事，内心将受到的冲击和伤害是任何人无法预见的。李博和张咏彻夜讨论，决定，不能让无声合唱团朝着两人无法掌控的方向发展。
隔天，他回北京解了约。
赞助经费黄了，答应孩子坐飞机的愿望没能实现，临时改成900多元的动车，路费是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的，李博和张咏则掏出20万积蓄。
“征服北京”
7月18日，孩子们坐上了南宁开往北京的高铁。陆成军觉着新鲜，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又拉着罗安强等几个男生一起去研究卫生间的门怎么打开。
顺义的一家温泉酒店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食宿，交换条件是在酒店的草坪上举行一次义演，李博心里有些别扭，也勉强同意了。
一切安置妥当后，无声合唱团迎来了最艰苦的训练时期。每天8点多起床，反复练习到夜里九十点钟，邓国龙的嗓子一度哑了，发不出声，罗安强累到赌气，发誓下次再也不来演出，但直到演出前一秒，没人缺席练习。
与在厦门登台时一样，孩子们从上到下纯白着装，与李博和伴奏老师的一身黑形成色彩对比。“白色寓意这帮孩子是纯净的，他们的声音更是”。
当天，北京音乐厅里1024个座席几乎没有空位。随着箫声在50秒的停顿，指挥者李博迅速在胸前做了几个手势，“预备”，右手指挥棒起落瞬间，何青东一声do音“啊”，拉开了演唱序幕。
《无声三部曲》共三节，演奏乐器有“chen”、洞箫、大鼓、笙、双耳牛铃等12种乐器。当然没有人关心这些，观众席上频频有人拭泪。演出结束时，孩子们鞠躬谢幕，台下没有掌声，观众全部双手举过头顶，竖起大拇指，现场一片寂静。
回到后台，周校长与杨薇薇等挨个拥抱，她不停用手语说：“你们最棒，以后也要加油”，秋露默默坐在椅子上，抽了几下鼻子，又哭开了，罗安强躲开人群，很久没转过身来。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两点半，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爬起床去天安门看了升旗仪式。随后，他们逛故宫，爬长城，吃北京小吃，一个知名景点也没落下。
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欢乐谷游乐场，过山车，大摆锤，急速冲浪等，他们从九点开园，待到晚上七八点才肯走。
“音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无声合唱团回来后，周校长相继接到各种邀约电话，电视台的商演，机构的站台活动，甚至还有出版商询问出书事项，五花八门。
“当然要拒绝，不然岂不是把孩子培养成敛财工具了？”周校长和李博、张咏商量，以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演出和项目邀约坚决不接，若是政府牵头举办的，带有公益性的活动才考虑参加。
记者也纷至沓来，他们最关心的延展问题是：“音乐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
老师们爱谈论秋露的变化，以前她哭得最凶，尤其每次与母亲分别时。在北京的24天，因为山里信号太差，秋露没有和母亲通上几次视频，她没抱怨，反而学着照顾同屋的杨薇薇，到哪里都拉着薇薇的手。
秋露母亲也感受到大女儿的微妙转变，以前她喜欢自己待着，和弟弟妹妹在一起时，大家常常为争夺电视遥控器扭打，“现在不争了，每周五下午都去幼儿园接弟弟放学，周六上午，她站在家门口，自己练习‘啊’的发声，手里打着‘V’字节拍，雷打不动两小时”，秋露母亲说，“她喜欢就好”。
罗安强和邓国龙也不像以前一样忧郁，更大胆和爱笑。
周校长没来得及告诉孩子们的是，县领导关注到无声合唱团的社会反响，打算给予学校更多帮助。
2018年11月16日，县政府批示，在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获得“深圳盐田区帮扶贫困寄宿生”的名额由31人扩增至79人（全校），也就意味着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包括800元/年的生活费，600元奖学金，三套衣服和350元的床上用品的补贴。另外，今年每个学生还能享受600元的生活补助拨款。周校长还为无声合唱团元旦成都演出活动申请了家长陪同的出行费用，几项开支共计12万元。
三项要求都是周校长思索很久之后申请批准的。“不能仅让这几个孩子迅速获得物质奖励，让他们对金钱形成依赖和欲望，而是让更多的孩子获益，反而能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团结性，又让无声合唱团的家长看到实际回报，更支持孩子们。”她说。
采访快结束时，我回到聋四班教室，让廖老师用手语帮我翻译了几个问题，“长大以后想去哪里？”
秋露、美萍说想去北京，薇薇喜欢厦门。
“喜欢唱歌么？以后还想继续唱么？”
三个女孩都笑着拼命点头。罗安强却不停地摆手，他更喜欢画画，不想将来离家太远。
更多人愿意看到积极的一面，但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消停过，“让孩子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不擅长的方向，真是正确的选择么？”一位拍摄“无声合唱团”的摄影师曾向周校长发问。
舒耘康复中心的陈淑云主任也表示不解，如果只教这些孩子一些固定发音，而不是教他们学会说话，理解他们的话语模式，那他们发声时永远不是依靠听觉反馈，而是凭感觉和肌肉记忆，对孩子的发展有实际意义么？
周校长说，孩子们利用的是教学外的时间，只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并不会影响他们发挥额外的特长或参加其他文艺比赛，如果将来有正规团队在本校挖掘好苗子，学校绝不会阻拦。“目前，我们能为孩子提供的，也就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了”。
李博多次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任何事附带的价值谁也无法预估，我不可能对孩子们的整个人生负责”。北京之行后，他也曾陷入深思，音乐对于无声合唱团的孩子来说，仍旧是一块空白，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吧，让孩子们获得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李博称。
他解释，回看孩子们在北京演出的视频，孩子们的声音会抖，有几个音依然不准，但是台下很多人哭了。“我站在台上指挥，看到吹洞箫的蔡雅艺老师眼睛红了，张咏等好几个伴奏老师偷偷抹眼泪，我问了很多人，‘你们是出于怜悯吗’，大家都说是震撼和感动。”
冬至那晚，周校长叫李博、张咏去家里吃饭。聊至兴起，她忽然说，自己偶尔也困惑，孩子们是否在付出中收获了对生活的眷恋和信心。“只是人生苦短啊，当他们步入成年，回想起童年时光，有这么一段纯粹、快乐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吧”。（新京报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黄雨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