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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前世今生,海派旗袍为什么会成为民国的“国服”?

这里有明清、民国的历史故事、秘闻、深度分析等文章,欢迎关注“剑雄品评文史经济”。

旗袍,是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 ,是中国的国粹,也是大中华圈文化趋同的标志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现总理李显龙父子的夫人都以旗袍为礼服,以此彰显其华裔的血统;越南官方认为其传统服饰“奥黛”源自于中国旗袍,且认为AO DAI的中译名就是指旗袍。

一,旗袍的豆蔻年华及其大文化背景

旗袍,其来源的争论很多,一说发軔于努尔哈赤时期八旗的服饰,男女衣饰皆叫“旗装”或“旗服”,满语称之为“衣介”,本文认可这种说法。

后来,男式“旗装”随着清朝的崩溃,直接被反清怒涛所吞没,没有在未来的湖面上,溅起一丝丝的涟漪。

女式“旗装”虽有女真的古板繁缛,但其华丽的底子,恰能顺应近代服饰艺术的思潮,可资改良的余地也颇多。

女式“旗装”经岁月的反复涤荡、变化万千后,又不离高贵温婉、华丽内敛的中华文化宗旨(尊卑等级和中庸正和),故深得华人女子的大力拥趸。由此便逃脱了被“团灭”的命运,渐渐得脱颖而出,并长期在全球时装界中呈一枝独秀之状。

旗袍成型发展的豆蔻年华,不在现代,而是在民国时期,也即变身为“海派旗袍”的那一刻。这是“旗装”能生存下来,且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

在那个略带纸黄椽旧的年代,其体制本身就处于专制集权转向疑似民主的混沌变革时期。矛盾处处可见、又处处看似融合得体;战火丛生,时时夺人性命,却又对各种离经叛道的文化、艺术及思想的表达,存有分外的宽宥和容忍。

民国真是个奇妙的时代。

在中华帝国其漫长的团结开拓、卓尔不凡的集权履历上,其文化领域相当神奇地出现了2次短暂的“百家争鸣”的黄金间歇时期,即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这两个小周期(相对于2千多年集权制的历史)。

在西周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定鼎的混沌时期,思想界已从“庶子不议”的禁锢状态,走向活跃的“朝野横议”的时期。

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提供优越的条件开门纳士。这个时期,是统治阶级与思想文化界惺惺相惜的最好时期,同时也令人文艺术、社会思想、军事战略、自然科学、思辩逻辑等学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出现了各思想代表人物纷纷创办私塾,用以传授本派的思想文化理念。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时期里,思想文化界并不需要依附在统治者的身上,方能生存发展,而是处在“双向选择”的良性互动之中。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诸子创立发展起来的社会、艺术、科学思想学派,荟萃有上百种学说,其中声名显赫的是儒、道、法、墨、阴阳、纵横家等思想。一众封建王国的各行其是,反而为学术思想的爆发,提供了转寰的空间。

经过长期的中央集权制运行后,辛亥革命爆发了。

孙中山建立了临时政府,后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所接手,各省也纷纷搞起“独立王国”。各执政力量相继粉墨登台,今天谈和,明天开打,整个国家陷于极度动荡之中。

没有一个地方军阀,能对这个原先铁板一块的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于是,国家的四分五裂,又客观上给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宽容的大文化背景。

但需提请注意的是,在这两个稍显放纵的黄金小间歇中,政权的散乱或集权的崩溃,并不必然导致中华文化这条澎湃的长江因之断流。文化图腾恢宏的调节功能,并没有象俗世政权那么脆弱,她只是长期从地上绵延龙行后,短暂地穿入到地下一小段,并在暗处手拿把攥着中华民族统一的流向和复兴的路线图。

正如赶路赶久了,躺一小会儿,休息,休息,不行么?

谁叫中华民族是聪明又勤奋的民族呢!

女式旗装,当属“万恶”的前清文化遗产的一部份,但适时改良后的旗袍运气确实不错。辛亥革命后,不仅未重蹈男式旗装之覆辙。根据民国18年颁行的《国民制服条例》,竟被政府尊崇推至为女性“国服”的无上地位。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山装”同期也膺获男性“国服”的荣光。中山装源自日本校服(诘襟服)的改版。诘襟(“がくらん”)即汉字之“学兰”,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凡从西方输入日本的物事,均冠以“兰”字作为标识,以示与本土特产有所区别。“学兰服”即为学生所穿的,由西人传入日本之服饰。

所以,所谓的“中山装”,只不过是将辗转日本的西方服装改版后,凭着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和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设计、定型并推广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

不过,中山装在民国和新中国建国之后,风头却一时无俩,甚至盖过一度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因而被打压了20年之久的旗袍。

从文化历史角度来看,中山装的DNA显然与旗袍的文化基因没法比。

旗袍虽比“汉服”的历史蹙短了许多,但她至少是起于满族,属于中华民族的服饰范畴;而中山装其实连同属大中华圈里的东洋服饰也不是。溯及源头,它就是西洋服饰,实与中华文化无关,显然无法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之。

到了现代,根据1983年国务院的外事规定,“旗袍”被规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的礼服,地位有所下降;但中宣部在2011年推出了纪录片《国服旗袍》,算是在国家的宣传层面给予旗袍“国服”的待遇。

不过,这与旗袍在民国时期“国服”的法定地位相比,还是有毫厘之差的。

衣饰除了满足穿著保暖之外,还会透析出当时的生产水平、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所以说,“衣饰”是文化传承极其重要的载体。

极其到什么程度呢?

“衣冠南渡”知道吧,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经济、文化中心的三次大迁移,最终才决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命运和复兴走向。

在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难”中,大汉民族在付出尸山枕籍的惨痛代价后,帝国的人口、经济、文化才完成了艰难的迁移和曲折的复兴过程。

这些都直接记以"衣冠南渡"之名,而铭于汗青史册之中;另外中国还有被外邦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

最终,帝国的经济灵魂以“衣冠”的名义,从中原跋涉到江南,完成了堪称宏伟壮举的政治和经济在地理层面上的分野,从而达成“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互为战略纵深的合理布局。

二,旗袍汉服之争的不解之迷

旗服的历史不长,四百多岁而已。就岁月的厚重来看,是无法仰望起于周朝,承于秦朝的“汉服”之项背的。

但奇怪的是,生于瓮牖绳枢、偏门陋户的满族渔猎服饰文化,却后发先至,将主流大汉民族的服饰文化超车,并一举将以“交领右衽”为荣(衣服前襟左右相交,衣襟一定是向右掩去的,这是汉服文化的重大特征。华夏风习讲究阴阳尊卑,"交领左衽",一指蛮夷的装束,又指死者之装束,古时很忌讳的)的“汉服”挤出在生活圈之外,并进一步占据了大汉女人衣橱中的主流阵地。在世界服饰的高峰论坛里,高贵温婉的旗袍,亦是愈发出落得楚楚可怜、顾盼生辉。

温婉如玉的侧面,是“汉服”苍老的喟叹和莫名的淡出;

高贵冷艳的背后,是满清入关时,对汉人粗暴血腥的“剃发易服”之举。

确实,汉服爱好者如贸然衣着“汉服”招摇过市,不管在国内境外,都会受到好奇的“围观或错认”(被错认为日本的国服“和服”);而妙龄女郎穿着“旗袍”出街入巷,无论是彳亍行止,一番男同胞如影相随的“欣赏或掉睛”,还真是免不了的。

1960年版的《辞海》,对“旗袍”的释义是,“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凤冠霞帔、也曾雍容华贵过的汉服,在近现代中国女人的生活中忧伤的淡出;道行数千年的主流服饰文化,拼不过区区数百年的支流服饰文化,且竟致落败,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不解之谜。

说是不解之谜,有一个直接原因还是有解的。那就是汉服在明末的断代,与满清“剃发易服”的粗暴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但历经几千年汉服文化的传承,怎么就被区区一个朝代,对主流文化的部份倒行逆施给终结了呢?

在汉服的传承方面,汉文化的韧性,体现在哪里?不解!

根据维基百科的显示,旗袍在辛亥革命举旗前后,清廷虽僵未死,时民间排满炽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人服饰。

旗袍的肇始——女式旗装首次陷入了困顿凋敝之中。但之前,因应满清入鼎中原之久,女式旗装的地位应有大幅上升。猜测其已有充裕的格局,来应对外力的强击。

解铃还须系铃人,挽救女式旗装的,竟然还是击溃旗装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更快推翻腐朽的晚清政权,彻底摆脱封建礼制对民众的禁锢,革命当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比之于前清之洋务派、维新派显得更为宽容大度。如此一来,西风东渐之象更加快了进入华埠的速度,上海依地势水运之便,成为容纳改版后的旗装——旗袍的再生地。

由于东西文化相杀相合,历近百年,又因中华文化包容力强大如斯。西方强悍的工业产能和出色的设计思想,与中国末世王朝遗产之一的旗装一结合,依托中华文化的“汇天下之物事,为吾朝所役用”之风习优势,旗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也算水到渠成。

清人魏源在著《海国图志》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说得好呀!他说出了利用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韧性,以抵消大清与西方在技术上差距的玄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技术,再以此反制西方侵略理论的第一人。

尽管他的想法,在大清朝没能得以完美的实现,但在鸦片战争后,他在治国和国际关系方面上的警醒,已让清末时期在迷惘中痛苦摸索救国道路的先行者,吃下了一颗“战略定心丸”,让代代中华儿女在复兴中华之路上,走得越来越有劲了。

为啥?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了呗。

套用一句投资界的金玉良言,“信心远比黄金更重要!”

体现在服饰方面,是旗装古旧的程序在民国上海,得到了中西方服装“码农”首次的联手改写。找到生存缝隙的“海派旗袍”,以绚丽沉敛、卓尔不群的中西合壁的设计,霎时横空出世,抢先风行于中国经济的启明星——上海的街衢里弄。

记住这个伟大的时期,20世纪20到40年代!

这不仅是为了海派旗袍,更是为了我们各种的软实力得到了渐渐地救赎,我们的各种信心,在未来得到了相继地释放。

愿秋水长天护佑我锦绣中华!

三,海派旗袍的风情

品完文史,且饮风月。说完了旗袍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大文化背景,下面来些轻松点的、文艺范的文字。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吟罢柳永才气盈盈的幽幽一叹,我们是不是该克制一下空灵的忧伤,去撩一下图片中美眉身上这件美美的海派旗袍呢?

旗袍的风情,在于她的温婉是隐盈在中国女性骨子里的。唯有东方女性之身材高挑、蜂腰削背、轻盈俊俏者,方能著出旗袍仙袂欲飘的娉婷袅娜来;西方女性虽有颀长的身材,盖因虎背熊腰者多,是无法穿出小家碧玉的冰清玉润来的。

旗袍的另一种风情,在于她的高贵是逆溯于儒家礼制中的。唯有中华文化之温良恭让、气质如华、诗书满腹者,方能析出旗袍与生俱来的风华内敛来;没有中华文化华美的基因传承,西方女郎即便有名门望族的身份,盖因热辣洋溢者众,也是无法穿出大家闺秀的端庄优雅来的。

旗袍的第三种风情,在于女人以曼妙的旗袍为工具,撬开了五千年父系社会权力的坚冰。五千年!比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历史,还要长三千年,这是个难如补天、振聋发聩的壮举。

这种壮举,放在柔柔似水的旗袍文化上,极像一贯只会赋“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或书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词人李清照,突然一下子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美言辞一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剑雄品评”认为,这仍然是一种“女儿”心态所表露的别样风情,且不认为这是好汉李逵所写的“决心书”。

清人曹雪芹说过,“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记得东晋的葛洪也曾佛性禅心地说过,“金以刚折,水以柔成”

南宋的罗大经回答得更是斩钉截铁,“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可见,女人有“女子报仇,五千年不晚”的超强韧性和超大冗余。

瞠目结舌之余,“剑雄品评”实在是觉得惹不起天下的女人。于是,赶紧抓住“38妇女节”的尾巴,熬油点灯了七八天,写了这篇长文,长篇累牍地赞美衣中尤物的“旗袍”,想拍拍女人们的马屁,以求在万一做错了什么时,不会被女人发起来自“远古”的报复。

原来,自汉代后,汉族女性被男性压迫得只能穿"上衣下裳"的衣饰,即俗称"两截衣"“袍服长衫”几乎是男性或高等级男性的专利,"两截衣"也就成为礼制对女性压迫的象征。

有历来教化婚前女子的圭臬——《女儿经》为证,

"为葚事 两截衣 女人不与丈夫齐

百凡事体须卑顺 不得司晨啼母鸡 "

而“旗袍”是不是应归于“长衫”之类的范畴呢?依礼制当然是,说旗袍是女式长衫一点没有问题,而且即使到了清末民初,长衫仍是等级较高的男人,或男人的性别标志服饰。

记得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写道,“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又譬如,”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字字句句仍令“剑雄品评”记忆犹新。

所以,在民国的上海,接触到西方“男女平等”思潮的封建女性,其中的思想解放者,对海派旗袍产生了疯狂的追求。实际上她们真正追求的是,女服要更偏重“男装化、男性化”,以便用这种最隐晦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男人一较短长。

这对久苦于礼制约束的女性来说,是宣示女性独立和解放的好时机,而改版的女式旗装恰恰刚好踩在这个点上。

民国时流行时装的高峰论坛,早已由苏州搬到上海。上海又是西方文化技术登陆的桥头堡,也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锋的第一战场。

海派旗袍的制作在不断的西化,如采用荷叶领、西式翻领、荷时袖,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等制作剪裁方式。令海派旗袍与西方服饰有审美趋同的迹象。

而这些衣饰裁剪和结构上的改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海派旗袍这些崭新的变化,令所有民国新女性痴迷,这使旗袍成为接受中西合壁服饰艺术的民国新女性首选的服饰。

民国的上海女人因为身处亚洲时尚的中心,更懂得如何展示旗袍的风情万种。而对这种曼妙风情的理解,通常都是小时候打开妈妈的衣柜,边摩挲着悬挂的旗袍,边想象着穿著旗袍的兴奋中接受启蒙的。

宋美龄对旗袍的钟爱,是众所周知的。她的旗袍数,永远要比她的衣橱容量要多很多;许多在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影星,如阮玲玉、胡蝶也是到了非旗袍不穿,非海派不喜的“发烧友”阶段。

一直都非常喜欢叶倾城对旗袍张弛有度、浓烈内敛的褒美。其中妙笔生花的片段,让“剑雄品评”对她的文字顿生敬意,“灯火初上,着一袭旗袍香风细细在城市的陌陌红尘里,毫不夸张的面料,却有蝴蝶的色彩和构图;婉约到极点的式样,却分明说着无比大胆的春光。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

奔放热烈、含蓄优雅,是旗袍摄魂夺魄的风姿,亦是中国女性温柔贤良、负重坚忍的品性。

“旗袍才女”张爱玲曾说过,“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是的,自海派旗袍诞生以来,多少深情脉脉的女子都醉倒在束身旗袍,流苏披肩”的蛊惑面前。

旗袍在光影摇曳的陈年旧梦里,积攒了岁月积淀成的风韵,有了中西合璧猝然投下的影子,它之所以被誉为民国女“国服”,端庄大方、高雅含蓄、风情万种之外,其背后之中国女性地位的冉冉升起,恐怕是个逃不过的命题。

“好马配好鞍,佳人著丽衫”,没有了中国女性在民国时期对“平等民主”的不懈追求。旗袍不过还是前清时代繁文缛节、高傲古板的女式旗服。那么,她与男式旗服一起被“团灭”的命运,将是不可避免的。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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