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抚宁巷口，有一家小小的“康讯面馆”，食客多为附近居民。
走进面店，墙上除了菜单、营业执照，还挂了两幅套着镜框的书法作品，都是清新典雅的小楷，一幅“鸟啼春院静，鱼戏野池幽”，一幅王羲之的《兰亭序》。
来吃面的食客大多不懂书法，偶尔问起：“墙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模仿的吧？”正在烧面的老板娘也不太懂，但痛痛快快地回答：“这是书法，我们亲戚写的，不卖的！”
中午，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姗姗来迟。他是面馆老板，姓徐。老徐说，写这两幅书法的叫杨济川，今年87岁，是他认的义父，人称“江南小楷王”。
“杨老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我和他小女儿是多年邻居。2014年，我正式拜杨老夫妇为义父义母。”
片刻，老徐端出一饼干盒子，里面都是杨济川的书法，有几幅专门写给他这位义子。还有一幅唐诗五首的小楷，落款“阿花嘱书，济川”。
“这个阿花，就是我义母的名字，老两口感情很好的。”
一星期后，老徐带我去大学路小区，正式拜见杨济川老先生。
杨济川，1932年生，江苏盐城人，自号“怡性斋斋主”。他面色红润，思维敏捷，苏北口音。每天早上，从官巷口家中步行至大学路画室，白天练字，傍晚回家。
他向我回顾他的一生。六岁发蒙，跟着祖父练字；参军时随身带字帖，没有条件写字，就在大腿上比划；转业到上海的华东电力设计院，宿舍里只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了5个热水瓶，5个茶缸。别的字体写不开，他就在床上叠了两堆砖头，上面搁一块绘图板，人坐在小凳子上专门练小楷。
第一个老师是沈尹默。沈尹默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于右任）”之称。因为痴迷书法，杨济川经常去南京路上的朵云轩看字。“看到署名尹默，我就问店员，这个尹先生是哪个。店员说，他又不姓尹，他姓沈，沈尹默。以后我就经常看他的字，每一笔怎么写，我都记下来。有时店员说：同志，我们饭都吃完了，你怎么还在看。”
沈尹默家住虹口区，难得进一趟城。终于有一次，给杨济川碰上了。
“那天我一进门，店员说：来来来，你要拜的老师在这里。我一看，他这个人蛮清瘦，个子不太高，年龄已经八十出头。我叫了声‘沈老师’，走过去深深一鞠躬，‘我一直崇拜你，很想拜你做老师’，我就把我的名字，我在哪个单位工作，今年多大，几岁开始学书法，都报了一报。我说，‘我犹如一条小船，在大海里。我每天都在划，但没有方向，希望有个老师来指点指点我。’他问，你作品带了没有。我说，不晓得你来，我下次给你寄过来。他说，我难得到这里来的，我把地址告诉你。”
“回去后，一晚上我拼命写啊，我写了楷书两幅，小楷两幅，行草书两幅，拿给沈先生。他看了以后说：你楷书功底很深，但行草书还不过关。以后每个星期天，我有空就去他家里，沈先生教我学书法的道理。大概去了九次还是十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沈先生被打倒……抄家后，他把两包书法作品藏到保姆家里。保姆吓坏了，把两包东西偷偷地烧掉……”
1970年代，为了和妻女团聚，杨济川从上海对调到杭州电力局工作，仍临池不辍，先后拜余任天、姜东舒为师。姜东舒专门为这名弟子写过评价，“这张小楷是杭州市电力局的一名普通干部杨济川同志写的，用笔精到，结体匀称，肉实骨挺，神逸韵秀。应当说，在当今书坛上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小楷的人是极为罕见的。”
退休后，杨济川在省老年大学教书法，学生很多，“教了20多批，少说也有几千人。路上碰见，学生都认得我，我认不得学生。是哪个班的，哪个老年大学的，我记不起来。”
2014年，他二次退休，不再教书，回家专心写字。杨老拿出一幅两年前写的金字小楷《陋室铭》，“这个是纯金粉，你摸摸看，字凸出来的。”金粉用水调过后，再用进口的胶水调，才能在纸上写字。“这个纸很厚，很难写的，金粉字时间久也不褪色。但手上不能沾水，裱画匠拿水一刷就刷坏了。”
杨济川写的金粉小楷是一绝，“江南小楷王”的名声大半由此而来。上世纪90年代，他的金字润笔费就要1万5一平尺，几十年没涨价。老人的身体却已大不如从前，“我的眼睛没以前好了，那样的字再也写不出了。”
1987年，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泽繁来杭州访问，很喜欢杨济川的金字书法，回去后寄来两瓶日本原装的纯金粉。按当年的汇率，两瓶金粉要人民币42860元，加上邮寄费264元，共计43124元。
“他说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要，想退回去。但我工资才两百块，没有那么多钱。我侄女在新加坡，工资比较高。她来探亲，我把这个困难告诉她，她也说金粉不能退，显得我们中国人穷。她把准备买东西的钱给了我一万多，我自己拿积蓄凑了一万多。我侄女回新加坡后，又把剩下的钱替我寄到日本。他们两口子都喜欢书法。后来我就在一个册页上，正反面写了好几万字，用这个书法，把欠侄女的债还了。”
（都市快报 记者 戴维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