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周星驰执导的《喜剧之王》上映。
尹天仇对着柳飘飘的一句，“我养你啊”，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画面。
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明不明白这句台词后的深意。不过那时候，他们也在操心类似的问题——谁来养中国。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叫做《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提到，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人民的饮食会迅速多样化。中国人民会从严重依赖淀粉类主食的饮食结构，转为更多地食用副食品。
1990年，中国每年人均鸡蛋消费量为100只。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在2000年，把这一数字提高到200只。
想要蛋多，就得多养鸡。一年新增的饲料，比澳大利亚的粮食产量都多。
同时，饮食结构的优化，意味着对于水产品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如果全部靠捕捞，那中国人一年消费的水产品总量，和上一年（1993年）全世界一年的捕捞量差不多。
如果全部靠人工养殖，那每年需要的饲料，比印度的粮食产量都高。
而且，吃都吃了，总要喝点吧。
如果中国成年人每年多喝两瓶啤酒，那就相当于“喝掉一个挪威”。
就算不喝酒，不吃水产，只吃普通的肉——1吨禽肉，需要消耗2吨粮食。1吨猪肉，需要消耗4吨粮食。
中国人想吃好，那就意味着要吃不饱，这是一个死循环。
所以，布朗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图为莱斯特·布朗）
当时国内不少经济学家把这本书解读成“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学者蓄意抹黑中国。但实际上，从数据上看，是真的“养不起”。
7%的耕地，22%的人口。这其中的差数，是真的填不平。
所以，“让四万万人都有饭吃”，成为了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梦想。
所以，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断言，“新中国解决不了5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所以，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上，西方专家集体认定，“中国养活不了10亿人”。
很显然，如今的结果打了这些西方专家的脸。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凤阳小岗村那18位农民签过的“生死状”，比如袁隆平院士和他的“东方魔稻”。
但还有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藏在背后，但却足够凶险。
粮食危机，比能源危机，以及今日的芯片危机，更为严重。
01
现代农业的特征，除了机械化，还有大量使用优质种子和农业化学品。这三者，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机械可以高价购买回来仿造，但后两者，则被西方世界牢牢抓在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诸如橡胶、化肥等新中国无法生产、但却亟需的物资，都在“禁运清单”中。
当时，化肥被列为新中国的国家战略资源，而保障化肥供应，也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战略。
为了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渠道，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1951年3月1日，中国进出口公司成立。
进出口公司依托香港，短短三个月，抢运了1.6亿美元物资，抢购1.4亿美元物资。其中大部分，都是农药、种子、化肥，以及化工原料。
（图为中国进出口公司首任经理卢绪章）
一直到1957年，中国才陆陆续续建立了第一批小型化肥厂。而这其中的几年，中国只能用为数不多的外汇，高价去购买这些农业化学品。
有时没了外汇，甚至只能去拿粮食换——1952年，中国和斯里兰卡（旧称锡兰）就签订了《中国与锡兰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
协定中规定，中国每年要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
购买农业化学品，本是想要提高农业产量，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但为了购买这些东西，却又要用粮食去换。
这种循环的结果，是我们的裤腰带，越勒越紧。
1960年，新中国建成年产2000吨的小化肥厂1533个。但这些化肥厂生产出来的化肥，肥效最高的，只有17.7%。
除了进口，我们别无选择。
1961年，中国进出口公司改名为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除了石油、塑料等化工类产品，化工进出口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进口化肥和农药。
（图源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官网）
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需要从西方国家购买化肥，这让世界化肥市场的价格十分坚挺。
穷的国家买化肥，诸如苏联这种有些经济实力的，就买设备。可以制造化肥的人工合成氨领域，苏联有72%的产能，完全依靠西方进口的设备。
这些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西方的公司，他们便有了新的研发资金，等到新技术出现后，再把新机器卖给苏联，把新产品卖给中国。
但技术的提升，必然会导致产能激增，造成化肥价格的下跌。少赚钱，断然是不可能的。
1966年，当时欧洲化肥行业的巨头欧洲复合肥协会开始频频与日本接触，双方协商，共同瓜分中国市场。
双方规定，向中国出口的氮肥价格为每吨48美元，就算有折扣，也不得低于43美元。
而当时中国的心理价位，是每吨34美元。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66-1975年，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共进口化肥6404万吨，同时，进口了3.3亿美元的农药。
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农业对于化肥、农药的需求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同时，它也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外国农业化学品企业，对于中国的影响，变得愈发巨大。
到了2015年，主导全球农化和种子市场的六大巨头，分别是美国孟山都、瑞士先正达、美国杜邦、德国拜耳、美国陶氏化学、德国巴斯夫。
全部都是西方企业。
除却完成了对市场的垄断，他们还在行业内，形成了新的“霸权主义”——生物殖民。简单地说，就是“种子税”。
这些公司给各种各样的种子申请专利，然后赚取专利费。
而这些种子，几乎全部来源于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稍加改进的新品种，有些则被原封不动地剽窃，用以申请专利。
1999年，一个美国人将墨西哥农民种植数百年的黄豆起名为“爱罗娜豆”，并为其申请了专利。
自此，全世界的农民，只要种植这种“种子呈特定黄色、独特而稳定的黄豆种子”，都要向其缴纳专利费。
而中国，更是深受生物剽窃的困扰。
2002年6月，美国公布从中国引进大豆4452份。但中国官方仅同意提供了2177份。
剩余的那些，都在打着各种旗号的“生物勘探”中，被偷偷带回美国。
大豆胞囊线虫病，是大豆生产中的毁灭性的病害。美国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垄断了国际市场，收取专利费。
但抗源材料，是北京小黑豆。
1904年，新西兰人将中国云南的猕猴桃种子带回了国内。在第一批猕猴桃树结果之后，他们选取了甜度高的果实进行了重新培育，进行天然选育。
1952年，他们将这种果实起名为“奇异果”，出口到世界各国。
现在，如果想要商业种植奇异果，就要给新西兰的企业交专利费。
这六大巨头，基本属于“躺着赚钱”的状态。
2015年，美国陶氏化学与美国杜邦合并。这笔世界化工史上最大的合并交易，直接创造了一个市值1300亿美元，年营业收入900亿美元的行业巨无霸。
当年，波音和美国银行的营业收入，也就这个水平。
强强联手，既提升了竞争力，也节约了诸多成本。一时间，欧洲的公司开始坐不住了。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孟山都。
寡头的格局被进一步加剧。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原本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角色出现，为“六巨头”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这家公司，叫做中国化工集团。
中国化工集团2004年成立，是中国最大的基础化学制造企业。作为一家央企，它一直想跻身于化工巨头行列。
2011年，中国化工集团买下世界农化行业排名第七的以色列安道麦公司60%的股权。
成为第七的中国化工集团，开始了对“六巨头”的进攻。
中国化工集团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吓了众人一跳。2015年5月8日，中国化工集团向成立了259年的瑞士先正达表达了收购意愿。
先正达是全球最具品牌价值的农化品牌，是全球第一大农药公司、全球第三大种子农化高科技公司。早在2009年，中国化工集团就和先正达有了接触。
但正式的收购要约，还是第一次提。
先正达的回应也很坚决，“先正达不卖，我们对和中国的企业做生意没兴趣”。
当时美国孟山都也有收购先正达的打算。中国化工谈一次，孟山都就加价，接着谈一次。
在经过9个多月的拉锯战后，2016年2月3日，中国化工宣布，以430亿美元的全现金报价，收购先正达100%的股份。
而430亿美元，也成为当时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
合同虽然签了，但麻烦，还没结束。
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化工和先正达在市场的份额总和相对较高，可能会限制农药领域的竞争。欧盟多个国家的反垄断机构，也都介入审查。
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介入调查。美国参议院也就这场交易举行听证。
在经过六次延期后，2017年6月，交割才得以完成。
交易完成后，先正达的13000件专利，107个生产供应基地、119个研发基地，就全部归中国化工所有。
自此，世界农化行业也从“六巨头”时代，进入“中美德”的三强格局时代。
最近，中国化工将安道麦的股份，转入先正达旗下，成立全新的先正达集团。
与此同时，中国中化集团也宣布将自己的农业板块剥离，注入先正达集团。
新设立的先正达集团，将与德国拜耳集团，争夺农化行业世界第一的宝座。
而中国中化集团的前身，正是当年的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也是最初的中国进出口总公司。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必在农化品上，再花“冤枉钱”。
它们的重组，也见证了中国在农化行业的蜕变——从心酸往事，到自立根生，再到扬眉吐气。
02
如果说种子和农业化学品只影响农业生产的部分，那粮价，则影响着农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世界粮价，是由四大粮商说了算的。
美国的ADM，美国的邦吉，美国的嘉吉，法国的路易·达孚——ABCD四大粮商。
ADM，是世界第一谷物与油籽处理厂，控制着世界谷物的流通。
邦吉是世界最大的油料商，控制着巴西、阿根廷等多个产地。
嘉吉每年粮食交易量居世界首位。而路易·达孚，也是法国最大的粮食贸易商，路易·达孚跺跺脚，俄罗斯的粮价就要抖三抖。
ABCD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80%的份额。
它们能控制粮价，不是因为美国的大农场农业、欧洲的中小农场农业有多么发达，而是它们最先把农业和资本结合。
前段时间的“原油宝”事件相信大家还都记得。期货市场，最早买卖的不是石油，而是棉花、大豆等农产品。
186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也促成了标准化期货市场的形成。
这些东西，他们玩了百年之久。有了经验，也积累了财富。
凭借这些，四大粮商在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的市场渠道、供应，已经形成了绝对的控制权。
他们进入外国市场，扰乱当地粮食市场的方法也很简单——低价倾销。
欧盟每年40%的财政支出，用于补贴农业。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让金融投资可以以“0利率”进入农业。
所以，四大粮商并不是农业做得有多么好，而是从资本源头得到的投资价格水平低。
2001年，中国对外开放大豆市场。仅仅过去3年，中国的中小型大豆加工和榨油企业基本都被美国金融市场玩死了。（关于这部分，蛋蛋姐曾经写过一篇《抱歉，中国粮价没有飞涨，让很多人失望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搜来看看）
在这过程中，中国大豆市场85%的实际加工能力，被四大粮商控制。
四大粮商收购的榨油企业，只用转基因大豆榨油，万般无奈之下，农民们只好转种转基因大豆。
种子呢，自然也要从四大粮商那里购买。
而当国产大豆被转基因大豆逐步淘汰之后，中国大豆市场的定价权，自然由四大粮商说了算。
大豆产业的“微笑曲线”在种子和产品。控制完种子之后，四大粮商开始逐步控制中国的油脂市场。
2000年，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投资组建了益海集团。2006年底，丰益国际收购嘉里粮油，并与益海集团组成益海嘉里集团。
这个集团在中国油脂市场的能量有多大呢？中国食用油市场70%以上的份额，由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品牌占据。
金龙鱼，是益海嘉里旗下的。鲁花，是金龙鱼参股投资的。
只有福临门，是中粮的。
2007年，在四大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迎来一波上涨。2010年，金龙鱼等品牌又在国内掀起了一波涨价潮。
大豆的进口，由四大粮商说了算。下游产品的定价权，也由四大粮商说了算。
中国的大豆产业，一年下来，可能都只是为四大粮商打了个工。
我们的情况，甚至都算是好的——我们至少有一个中粮在死磕。诸如巴西、阿根廷的大豆产业，已经完全成为四大粮商攫利的羔羊。
上世纪90年代，巴西的农业信贷收紧，农民们没钱种植，这时，四大粮商进入了巴西。
最初，四大粮商以大豆优先采购权为条件，向豆农们提供贷款。这看起来对豆农们没什么影响，但到了收获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豆农们没有储藏设备。
没有仓储，也就意味着你的大豆卖不到产地之外，你只能卖给四大粮商。
在产地控制了货源的四大粮商，也不放钱了。他们和豆农们达成协议，在播种时，为他们提供化肥和种子，等到收获时，豆农用大豆来偿还。
收购价，当然是由四大粮商来定。
货变得越来越多，铁路、公路、和港口等运输系统为了留住这些个“财神爷”，也要相应的做出让步。
和其他公司相比，四大粮商的运输成本节约了50%。
同时，四大粮商在巴西收购了不少榨油企业，不断地延伸着自己在大豆行业的控制链。几年后，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巴西75%以上的大豆生产。
甚至除了大豆的加工与流通，就连种子、化肥、农药的定价权，也在四大粮商手里。
在中国大豆行业又故技重施的四大粮商，已经不满足于大豆这些副粮，他们开始把手，伸到主粮上来。
建国以来，经济学家关于我们粮食是否要依赖进口，一直争吵不休。但最终得出的共识是——主粮必须自主，副粮可以适当依赖进口。
而一场“粮食保卫战”，也在悄然间打响。
03
2006年、2007年，由于极端天气影响，世界粮食大面积歉收。国际粮价有了小幅上涨。
而在这时，四大粮商开始宣扬用粮食制造乙醇汽油，企图人为造成饥荒。
2007年1月到2008年7月，大米的价格上涨2倍，小麦上涨1.7倍，玉米上涨2.2倍。
更有报道称，全球将有超过1亿人陷入饥荒。
消息一经传出，埃及、柬埔寨等国限制本国大米出口；而世界第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和印度，也纷纷降低了自己的出口量。
海地居民因米价问题与零售商发生冲突，骚乱持续不断。非洲西部几个国家也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和示威活动。巴基斯坦运送小麦和面粉时，甚至都需要出动部队护送。
而当时的四大粮商和众多国际资本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在中国身上大赚一笔。
他们开始囤积粮食，准备哄抬粮价。
当时，谁都没有在意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始抛储。
起初，是半个月抛一次。每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就立马吃进。
后来，是一周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接着吃进，继续哄抬价格。
再后来，是一两天抛一次。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觉得中国的粮食储备要见底，已经是强弩之末，开始疯狂吃进。
但一周、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中国还在抛储，四大粮商和外国资本吃不动了。
这时，有消息传出，中国的储备粮有1亿吨，够中国人民吃上1年的。
投机商人傻了。
至此，投机商败退，粮价开始跌落。
而这场让其他国家大伤元气的“粮食危机”在中国的表现是——粮价最高时，大米上涨了28%，小麦和玉米，分别上涨了26%。
除却面临突发情况的专项储备，我们还有周转储备。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年度间丰歉，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
这次疫情以来，我们没有用过中央储备粮，除了个别县市，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动过地方储备粮。
我们想的，做的，早已超脱温饱太多。
尾声
坦白讲，我们的战略储备，并不能让我们处于绝对的“粮食安全”。
至少，大豆就是一个隐患。
大豆出问题，那肉类、奶类、油类，都会出问题。届时，还能不能“吃得好”，又会成为一个问题。
先正达集团的成功，也不能掩盖我们在农化领域研发环节的薄弱。
我们只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这条路很长，它不是部分人的福祉。而是要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吃饱饭，穿好衣，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它是个梦想，叫做“仓廪实而知礼仪”。
后来，它是个创举，叫做“耕者有其田”。
如今，你要问我“谁来养活中国”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大抵藏在1939年的延安。
那一年，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国民党也停了给人民军队的粮饷，再加上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
那时，主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随后传到了各个根据地，鼓舞了抗战将士们。
如今，我们仍在践行着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句话放在现在的语境，可能显得有点“憨憨的”，但这股子倔强和不屈，其实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中国人的饭碗，中国人自己铸。
谁来养活中国？
唯有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