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1日下午，“心系湖北，情牵武大”第三届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世界史学术研讨会下半场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潘迎春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熊芳芳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晓莉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联璧副教授先后发言报告。
正式开场前潘迎春教授对复旦大学发起学术活动表示了感谢，表达了自己和武汉大学同仁对全国各地学界朋友们关怀的感动。现在中国的抗疫斗争虽然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武汉大学的学者们对全球疫情仍保持关注，特别是在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逾700万的当下。这场学术报告反映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世界史学者们对现实的关注。下半场讲座的重点围绕世界近现代史中的抗疫话题进行。
熊芳芳：瘟疫与近代早期法国卫生观念的转变
熊老师的研究领域并非瘟疫史，不过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身处异国他乡，她深切地感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面对疫情时的种种差异。由现实及历史，熊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她阅读相关书籍的一些收获和体会。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使得诸如身体的历史、洗浴的历史、如厕的历史等在内的衣食住行成为职业史家和大众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其中，“路易十四是否洗澡？一生到底洗过几次澡？”一直是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争论不休的问题。16、17世纪法国盛行的健康观念确实对洗浴抱有一种敌意。那么，此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和瘟疫又有何联系？
现代卫生观念所谓的“洁净”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概念，不仅外表要整洁，身体本身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但是这一概念与16、17世纪的洁净观相去甚远。在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阐释框架中，身体常常与政治和权力相捆绑。以身体史研究闻名的法国史学家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则认为，身体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身体的洁净，无论关注的是身体本身，还是身体外在的穿戴，首先是由社会领域来界定的。
谈到洁净，我们自然会想到提供洁净的水和洗浴。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洗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浴场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与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不同，基督教对仪式性的洁净（ritual purity）并不特别关心。从第三世纪起，基督教思想中便出现了对洗浴的明确反对，洗浴被视为会激起人的欲望，是对灵魂有害的行为。城市供水系统的中断使得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公共浴室基本被废弃。不过，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例外。这里各个城市都遍布公共浴室，因为清洁身体是穆斯林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由此西班牙的基督徒往往把洗浴与摩尔人的异端信仰联系起来，视身体肮脏为基督徒的标志。
真正让中世纪的欧洲人再度回归浴室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被称为“哈马姆”（hammām）的土耳其浴室被引入欧洲。到12、13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城市都建有公共澡堂。1292年，巴黎城的直接税税册上列有26个澡堂，店主们还组建起澡堂同业公会；14世纪的伦敦至少有18个澡堂；公共浴室在德国更是特别受欢迎。此外，考古发现证实私人浴室在中世纪也比较常见。
然而，从16世纪开始，城市中的公共澡堂逐渐消失，家庭内的私人洗浴行为也日益减少。到17世纪末，巴黎只剩下几座用于疾病疗养的澡堂。公共澡堂消失的原因之一在于澡堂日益被道德学家视为腐化堕落、犯罪丛生之所，影响城市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更重要的原因可能与瘟疫时期对“接触”可能传播疾病的恐惧有关。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欧洲的地方性瘟疫几乎从未中断。尤其是巴黎和里昂这样的大城市，从15到17世纪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瘟疫。受瘟疫之苦的城市会颁布各种社会卫生限令，甚至关闭教堂、学校和浴室。15世纪以来，一些医生便认为澡堂和浴室会传播瘟疫。随着市政管理的发展，类似的限令到16世纪逐渐成为正式的官方行为。
瘟疫爆发时期强令关闭澡堂和浴室，是从隔离和阻断接触的逻辑出发，不过这样的观念可能直接触及并反过来影响了人们有关身体运行机能的想象。16、17世纪，洗浴日渐被视为一种可能让身体虚弱、疾病内侵的不良行为。热水洗浴会让皮肤受热，毛孔张开，空气和水中有害的东西便会趁虚而入。随着人们对瘟疫和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水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公共澡堂，还是家宅内的私人洗浴行为都日益受到排斥。
既然洗浴有很大的风险，一种新的保持洁净的方式——“干洗”（Toilette sèche）自16世纪逐渐成为风潮。所谓干洗，就是不直接接触水，用毛巾擦拭脸部和手部。不过，正如维伽雷罗在《洁净与肮脏》（又译《洗浴的历史》）一书中反复强调的，洗浴行为的消减并不等于卫生观念的退化，只是洁净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16、17世纪，身体的清洁行为主要通过更换和清洗内衣（衬衣）的频率来体现。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内衣逐渐外露，成为服饰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近代早期人们的穿戴和装扮习惯，还在社会层面确立起通过身体外在的物质性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洁净和高雅、是否有教养和礼仪的新标准。因此，在维伽雷罗看来，尽管16、17世纪用水洗浴的行为不多，但有关清洁和装扮的标准却在提高，清洁卫生观念被前所未有的社会化。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路易十四确实很少使用凡尔赛宫的浴缸，但他偶尔会光顾巴黎的澡堂，而且到六十多岁他仍喜欢在塞纳河里游泳。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严格遵循着17世纪的卫生准则，早上起来用毛巾擦拭脸和手，每天至少换5次衬衣。按今天的卫生观念来看，路易十四可能确实不那么干净，但如果按近代早期的洁净标准，他无疑是那个时代讲卫生的楷模！
从清洁卫生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洁净是文明进程形塑身体感知的一种反映。洁净观念的变化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时代的观念和文化差异。在这次疫情中，对于是否佩戴口罩、是否维持原有的行为礼仪、是否实行封锁和隔离等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即便去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仍是客观且真实存在的。作为研究者也好，作为观察者或介入者也好，或许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如何回到历史语境或进入他者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去理解这些不同于我们自身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及其缘由。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会“了解之同情”、包容的态度看待他者，或许是作为一位世界公民最基本的素养。历史研究如此，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亦是如此。
李宏图：恐惧与修辞：查德威克与英国公共卫生体系
李宏图教授曾应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写作一篇相关题目的短文，而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作为一位历史学研究者，也倾向于站在本学科的视角去思考流行病的爆发、消除疫情并保障个人健康的方式。他结合该文及文中尚未表达的观点进行了报告。
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哈姆林（Christopher Hamlin）在《查德威克时代的公共健康与社会正义》（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一书中就曾提到“英国在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公共卫生建立的时期”。确实，《1848年公共卫生法》与《1875年公共卫生法》的通过，这两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表明英国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如果进一步追溯当时公共卫生法令通过乃至公共卫生成为重要社会问题的原因，则与19世纪30年代以霍乱为代表的流行病爆发相关。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是一个“霍乱的世纪”，1832年霍乱首次在英国爆发之后迅速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大流行。在随后几年，霍乱陆续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给社会带来冲击并造成人们心里的恐惧。因此，人们的的健康成为社会突出的基本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其中包括政府和议会派遣的人员以及自发前往的医生也开始调查疾病开始流行的原因，这其中就包括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1843年所写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基本结论之一就是贫民窟成为霍乱爆发的源头，而环境污染和水污染以及贫民窟中没有自来水与排水系统带来了疾病的大流行。虽然“血汗工厂”中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了一部分流行病，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的居住之处。综合他人的报告与自己的调查，查德威克认为必须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才能遏制疾病的大流行。
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过程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但对查德威克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投入公共卫生建立的动机，情感和心态却缺乏探讨。因而李宏图教授在此将着重谈论查德威克不遗余力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背后的个人心态。查德威克的妻子说，他一生都献给了公共卫生体系，是个“卫生党人”。而且在查氏去世后还遗留了4万7千英镑作为公共健康基金继续推进预防疾病的研究。因此，我们需要探讨这一行为背后的内容，正如查德威克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热心于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并非来自于同情，或基督教的爱。李宏图教授将查德威克的个人心态从这样两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是“义愤”。查氏看到疾病起源于贫民窟，认为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应当进行预防。不能听任其发生，最后导致大流行和高死亡。也更不能因为这是发生在贫困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查德威克非常义愤，愤怒于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疾病的大流行，导致了大批贫困人口的死亡；愤怒于这一社会体制所带来这样严重的问题。第二，面对疾病的大流行，而且是一种未知与极具危害的疾病，有的人在发病后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就会死亡，查德威克也深感恐惧。他恐惧这样的疾病随时发生在自己身上，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恐惧这样的疾病大流行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再者，查德威克能够成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取决于他运用了独特的修辞话语方式。为了达到目的，查氏组织协会进行大众宣传。除此之外，在国家层面，他使用了独特的修辞方式打动议员，促使议会通过法令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比如他说“空气就是疾病，疾病就是空气”。也就是说，看起来疾病是在东区的贫民窟爆发，但在西区的上流社会不应置之度外，随着空气的流动，病毒也会飘逸到西区，他们也可能会感染、生病甚至死亡，如查氏所说“你们的财富，你们的生命，都有可能丧失”。查德威克正式通过这种独特而丰富的修辞说服了议员，从而在184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公共卫生法令》，建立了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因此李宏图教授认为查德威克独特的心态与修辞方式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此外，1848年的法令是建立起 “public health”，那么其中体现了“公共性”。也就是说，查德威克看来，疾病虽然发生在贫民窟，并非只需投入一点资金进行治疗就万事大吉，而应当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不是个体或群体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的问题，关乎穷人的权利与社会正义的问题。因此，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通过，其背后还隐藏着如何对待穷人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正义这一社会观念的巨大转变。这体现在，按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他们的贫困全然是自己造成的。因此，若想要推动公共卫生建立，查德威克必须改变这一观点。另外，查德威克认为仅仅通过自由的市场不能完善地配置社会资源，让疾病不再流行。因此需要调整自由放任的政策，通过国家的干预来建立新的社会政策。如果说自由放任可以带来财富的增长，而国家的干预则是意味着对于财富进行公平的分配。由此关联到“道德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应当关注弱势群体。在李宏图教授看来，这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权利问题，除“道德经济学”之外，还应建立“权利经济学”。每个人得到社会救助不仅是出于被同情，还是因为这是人应有的权利。由此可见，在公共性背后隐含的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从这个意义来讲公共卫生不再是个人、医院而是整个社会的事项，它也不再与个人的能力和道德联系，而是与个人权利相关。因此，疾病的流行形成了一个转折点，通过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社会制度安排和资源公平配置的转变。此外李宏图教授还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查德威克不认为医院和医生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中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他改造贫民窟，对环境卫生进行大规模的整治，让穷人有清洁的饮用水以及排污系统等。
刘晓莉：热望与失望——新冠疫情下公众视野中的国际组织
刘晓莉副教授认为在疫情期间大家对国际组织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因为疫情全球传播的广度和影响的幅度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不同国家获取信息、配置资源以及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际组织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因此，她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新冠疫情下公共视野中的国际组织与听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较为接地气的话题，报告中所提到的很多材料都可以从中外主流媒体中获取，但对信息的处理可能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国际组织的偏见和错误的解读。第二：作为历史学者，如何从历史的维度去关注这些材料背后所蕴藏的信息。
目前，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的形式相当严峻，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国际组织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公众关注。首先，我们对于国际组织的缘起和发展应该有些基本认识。国际组织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们萌生于19世纪末至20纪初。1870年后科技革命使全球不同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进而形成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国际组织产生的主要动因。最初的一批国际组织只涉及一些行政和事务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是远离核心事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组织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其根本动因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这时，国际组织的关注点也已经扩展到了政治和外交领域，例如国际联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组织进入了繁荣期，比如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就建立于二战即将结束时。自此以后，国际组织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涵盖的范围也加大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外交等众多领域。后冷战时期，国际组织再次焕发了生机，各类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数量开始飞速增长。回顾国际组织以往的发展，其推动力是全球意识的持续增强和全球事务的不断增加。国际组织具备国际法的主体资格，但是其法律人格是基于民族主权国家让步部分主权所获取的。因此，虽然国际组织和一些主权国家一起构成了当下国际关系的主体，但是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人格是存在本质差别的。在研究国际组织之前，需要对国际组织的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在遏制疫情的过程中，不应要求国际组织像主权国家一样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次疫情的爆发同样是发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的。由于人口的流动，使得疫情迅速全球化。而由于经济往来的全球化，给经济复苏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新冠疫情波及的范围、影响力、蔓延速度和政府的应对等一系列现实的因素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它们的负责人开始走进公众的视野。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等开始成为普通民众所关注的新闻人物。此外，疫情期间出台了相关的防护措施的其他国际组织也不胜枚举，例如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经济领域的国际组织也进行了相应的应对。
在国际组织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时，民众对疫情的情绪也出现了变化。起初，大众对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抱有热望，但是当现实与预期之间形成落差时，他们的情绪逐渐走向了失望。这里主要的研讨对象是欧洲联盟，主题则是在欧盟处理疫情期间公众对其的看法。
关于公众视野中的欧盟，有两个非常深刻的形象生成：
其一，可以称之为“袖手旁观”事件，发生在欧盟“初期应对疫情危机”时期。在民众的印象中，当意大利疫情爆发时，它曾向欧盟求助，但是当时的主流媒体对于此事的用词是“袖手旁观”。那么欧盟在疫情初期时是否真的如主流媒体解读的那样“袖手旁观”？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这个问题，虽然世卫组织于2020年1月23日暂缓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欧盟仍旧在1月29日启动了欧盟内部危机应对机制，而此时欧洲的新冠确诊病例尚寥寥无几。因此莱纳尔契奇（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认为欧盟委员会在新冠疫情初期是清醒的，并且认识到了疫情的威胁性。2月10日，莱纳尔契奇强调，病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欧盟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于是危机管理委员会决定召开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的会议，会议共先后举行2次。2月13日，第一次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会议召开时，27个成员国都赞同强化合作，并且提出了不少的方案。会议召开时，整个欧洲的确诊病例初现，这次会议的召开可谓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举措。虽然意大利在会议上向欧盟提出物资援助请求，然而欧盟虽然对此次疫情是有一定的警惕的，但最初并未预料到后续它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基于对于疫情预估不足，欧盟并未迅速启动物资援助计划。
二月下旬，欧盟成员国确诊病例数量开始急速增长，3月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上调新冠疫情的危险程度到“高危”。3月6日，第二次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会议召开。此时，意大利的确诊人数已经急剧增长，再次向欧盟成员国提出医疗物资援助问题，然而遭受疫情冲击的欧盟各国急于自保，尤其是3月3日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新闻发布会中发出全球范围医护用品短缺的警告后，法国和德国先后对医疗物资实施了出口限制。然而即使如此，作为国际组织的欧盟依然游说德法两国放弃出口禁令，同时欧盟内部以比利时为代表的国家表示不会采取出口禁令。意大利疫情快速发展，3月8日意大利宣布全面封国，之后该国驻欧盟大使马萨里就对“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相应呼吁”公开表示不满，主流媒体以“欧盟袖手旁观”为标题冲击公众对于欧盟的认知。然而欧盟国家的应激反应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数日后欧盟开始在医疗物资以及经济恢复等方面采取了全面措施。3月10日欧洲理事会后欧盟宣布开始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成员国进行经济援助。3月1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录制视频讲话，感谢中国为欧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4月2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意媒发表公开信向意大利道歉，为疫情初始阶段各成员国各自为政感到遗憾。意大利总理孔特也做出回应，并表示希望在经济援助方面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因此，对于欧盟“袖手旁观”的论断是有失全面和客观的。
其二，可以称之为“意大利脱欧”事件，发生在欧盟“全面谋划复苏经济”时期。实际上“意大利脱欧”的舆论存在背景与语境双重影响。在欧盟成员国疫情由意大利开始迅速蔓延之际，欧盟迅速提升抗疫合作级别，由卫生部长会议提升至各国政府首脑召开欧洲理事会会议，全面合作抗疫并复苏经济。早在3月2日开始，欧盟委员会就开始了对合作抗疫和经济复苏的全面干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上调新冠疫情的危险程度到“高危”，并且宣布任命欧盟五位高级主管组成团队，他们不仅负责疫情应对，还制定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包括货币及财政方面的举措。3月10日欧洲理事会会议确定了欧盟当前面临的4项紧急任务，即限制病毒传播、确保包括口罩和呼吸器在内的医疗设备供应、促进疫苗等医药研发和应对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并指出欧盟需制定一套统一的抗疫规范。欧洲理事会会议结束了疫情初期欧盟成员国内部各自为政的局面，欧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开始迅速组织欧洲通盘合作抗疫复苏经济。
意大利政府几乎在封国同时，拟定了一项75亿欧元的纾困计划，旨在资助中小企业，并且还计划对受到冲击的企业执行税务减免。但这将导致政府的预算赤字额外增加63亿欧元。意大利政府请求欧盟能够给予调整财政政策上的灵活性，暂时突破财政负债上限。欧盟已经对此作出回应，允许意大利扩大财政预算，而这笔用于救急支出的63亿欧元，将不列入赤字计算中。欧盟宣布开始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欧盟成员国进行经济援助，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层面致力于欧洲合作。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3月12日宣布该行将在年底前在金融市场额外购买1200亿欧元主权或企业债券，并宣布增加“长期再融资操作”的运营规模。3月18日又增加7500亿欧元购债规模，被称为“大流行紧急购买计划”（PEPP）。而在财政政策方面，3月1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宣布了一项总额为250亿欧元的应急预算，用于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影响。4月9日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达成协议，同意为应对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实施总额为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欧盟的再次合作以及对于成员国的经济救助，缓和了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意大利也从5月4日开始正式进入抗疫第二阶段，重启全国经济。然而5月13日，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分阶段重启境内旅行的计划，疫情风险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可以先尝试开放边境。然而事实上，该计划把疫情严重的意大利等国排除在外。14日，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意大利不接受欧盟内部的双边协议，甚至以“脱欧”相威胁表示不满，由此生成了“意大利脱欧”事件。然而意大利此举可以视其为以“脱欧”向欧盟表达开放边界和获得更多货币财政支持的一种策略。此后，欧盟的经济复苏计划力度再次增强：5月27日，欧盟委员会提议设立一项规模高达7500亿欧元的大型复苏基金，以帮助欧盟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笔资金中5000亿欧元将以赠款的形式提供给欧盟国家，其余的2500亿欧元将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欧洲央行6月4日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但表示将把“大流行病紧急购买项目”规模扩大6000亿欧元，至1.35万亿欧元。根据其公告，这一购买项目将至少持续至2021年6月31日。
那么对于公众视野中的欧盟在疫情期间的这一系列举措，该作何评价呢？公众视野下的欧盟也许仍旧停留在疫情初期，意大利医疗物资告急，求助欧盟各国却无人回应的阶段。加之意大利以“脱欧”为要挟向欧盟表达开放边界和获得更多货币财政支持的策略，公众对于欧盟的价值和前景持消极态度，媒体更以“失望”来形容对于欧盟的态度。但是通过对欧盟举措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对于疫情的反应是及时的，应对措施时全面且持续的。虽然成员国之间有过短期的“各自为政”现象，但是在欧盟的推动下，成员国在不断加强彼此间的合作，疫情期间出现的问题也为欧盟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虽然国际联盟未能阻止战争，但反思过后，人类并未放弃国际组织，而是赋予其更大的权力，构建起更具权威性的联合国。因此，欧盟的未来或许会如意大利政界资深人士尼诺·福蒂所言：“欧洲如果要想保持“团结”，且保持对《欧盟宪法条约》的信任，我认为必须变革，要向‘欧罗巴合众国’的方向改革。”
此次新冠疫情必将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样存在足以将人类席卷入灭顶之灾的危险，疫病即是其中重要的危险来源，并将与人类长期共生共存。在全球性大流行的疫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国际组织被公众视为超政府的法律实体，并被寄予热望。然而国际组织乃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而得以享有法律人格，其权力依然受制于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既有格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既是热望与失望的距离。无论公众对于国际组织存在何种诟病，此次疫情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全球意识以及国际组织必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主权国家只有摒弃极端民族主义，关照人类普遍福祉，增强国际组织权力，全球合作联手抗疫，方是唯一路径。
刘晓莉副教授对观众的祝福
朱联璧：新冠疫情下的史学遐思——关于时间、经验和语言
今天各位学者们的报告多着眼于过去和当下，而朱联璧老师的报告关注的是未来的人会如何从史学的角度看待、记录这次新冠“大流行”。之前朱联璧老师也已在澎湃新闻发表过关于疫情现状的文章，但内容多关乎现状。此次朱联璧老师基于英国媒体的报道，讲述自己对未来的思考。
朱联璧老师首先谈到了时间的问题，并就历史上的黑死病做出假设：假如有人1347年生活在马赛，而当时黑死病正在马赛蔓延。于是1348年此人离开了马赛，来到了里昂，并在此生活到1349年以后。当这个人在里昂也发现了黑死病的蔓延时，他将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在此人刚到里昂，向那里的居民讲述黑死病在马赛扩散的场景时，对于当地人而言，他所讲述的并非历史，而更像一段“预言”。英国媒体在3月底刊发过类似的“预言”，是来自意大利疫区的题为《来自未来的信》的投稿。这篇文章认为当时的意大利就是一个月后的英国。也有英国媒体前往意大利疫区的ICU病房拍摄，以向英国的民众展现：如果疫情在英国爆发，将会面临何种场景。不过，这种预言的时效性很短，因为现在人口流动的速度，信息和疾病的传播速度都很快，远超于十四世纪。呈现黑死病传播速度的地图是用“年”来表现每个地区受疫情波及的先后，新冠疫情则要以“月”或“周”为单位。而且英国人也发现，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感受和所获得的经验与意大利人并不完全相同。
全球化导致的人口快速流动使得新冠疫情表现出了过去所没有的碎片性，不同地区的民众处在不同的“流行时间表”中。对未来的研究者而言，可能还是会像今人对待雅典瘟疫那样，把整个新冠病情大流行当作一个整体性事件来讨论。但对于经历了这次事件的个体而言，侧重点可能是很微小的经验。对此朱联璧老师再次做出一个假设：一个英国人可能会讲述自己对于新冠疫情的认识如何在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月时的无感，到三月时的警惕，再到四月开始接受“封城”的新常态。对于一个人经历了感染又康复的英国人来说，他的讲述所基于的时间尺度会更小，可能从出现了症状的某一天开始讲述，再到病情恶化、改善以及最后的治愈。这些细节、碎片化的事情会保留在文字中，并可能通过各种媒体呈现。
那么未来书写新冠疫情的史学家该如何去处理这些史料？朱联璧老师认为他们可能会去追溯这场疫情的开端，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件确认疫情开始的时间节点，通过线性的方式展开叙事最大尺度地寻找共性。但也许有人倾向用复线的形式寻找每个地区的开端，以求展现出差异性。如果选择第二种书写路径，需要处理的时间线相对复杂，这并非个体能完成的研究。如今无法像修昔底德那样，仅凭一人记录，就成为我们现在研究雅典瘟疫的核心文本。所以相比于常令过去疾病史研究受制的史料缺乏，新冠疫情留下的史料或许过于庞杂，从而为研究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和更多的问题。
关于经验，朱联璧老师又讲到了报告开头的假设。如果那个在马赛见到黑死病而且活着到达里昂的人，在路上没有遇到可以说话的人，那么即使他有做出“预言”的能力，也没有听众。如此，历史经验并没有发挥效果，因为缺少传递信息的路径。而在新冠疫情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英文媒体提到韩国和新加坡在疫情初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这是因为它们过去有应对SARS和MERS这些疾病的经验，前者为韩国留下了快速检测的机制，后者为新加坡留下了发热门诊制度。但在英国政府迟迟无法提高检测效率时，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并未详细介绍韩国为提升检测速度而采用的混合样本的方法。英国的检测部门也没有向媒体明确透露，除增加实验室来检测外，是否有其他提升检测速度的手段。自诩信息透明，资讯传播迅速，关注民众所思所想的英文媒体有能力获得更早暴发疫情国家的各类新闻和抗疫知识，但是这些经验很难传递到他们的国民那里。通过与居住在英国的人的交流可以得知，有民众在用法国政府提供的口罩模版做了布口罩之后，并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消毒更快捷有效。即便生活在更早暴发疫情的地区的人已经有了应对疫情的常识和经验，但是要传播这些知识仍有很大难度。
这应该并非由数据传输本身的难度所致，因为更早的时代是通过书信进行信息传播的，其速度肯定无法与现在相比。信息的传播在物质层面没有阻碍，其原因更有可能是不同媒体的信息筛选机制。传统英文媒体的立场首先会影响其采编团队传递的信息内容。即便是被强制要求平衡各方观点的媒体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用更多或更少的篇幅去报道这些情况。新兴的网络媒体所采用的呈现数据的算法实际上限制了人们依靠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掌握信息的视野。算法为受众提供了他们更想看到的内容，但同时也让他们无法看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信息接受的舒适区，受众在无形中对其产生路径依赖。问题在于舒适区中留下的信息不一定是科学的、可靠的，也存在很多的谣言和阴谋论，因为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有能力去甄别信息的真伪，而且事后也可以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同时，个体在接收到信息时也未必能非常细致地进行事实调查。只标记信息类型却不进行筛选的网络媒体可能给受众提供了很全面的信息，但是由于媒体并不对信息的可信度进行标识，导致偏好留在信息舒适区的人可以从主观上筛选自己更想看到的，但可靠性无法确认的内容。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后真相/后现代”角度理解，可以说在整个后真相时代的西方，“真相”偶尔等同于“我们相信什么”。人们阅读过的历史会影响对于当下的解读，那么媒体所记录的经验也会影响后世对疫情的理解以及他们对过去疫情的认识。所以，如果考虑到种种原因造成的信息阻滞，那么个人留下的经验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会制约未来的人对历史的书写或对整场疫情的记录。最后传递到后世的文本，其不可靠性已经可以预见。安克施密特(F. R. Ankersmit)曾就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讨论，其中也谈到了历史经验。虽然这与报告中的“经验”并不相同，尤其报告中所提到的“经验”也混合了多重含义，但其“历史经验是连接历史跟语言之间的重要桥梁”的说法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这次疫情中也可以见得。
报告最后是关于语言的问题，即信息交流的阻滞有时可能是语言的壁垒所致。比如在黑死病时代的例子中，那个从马赛到里昂的人的经验无法进行口头传递的原因恰恰可能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让他无法获得听众。相比中国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可以阅读西方语言书写的材料，以英语为母语的民众的外语能力多局限于与西方世界进行沟通。东亚各国中与欧美联系最密切的日本，在本土之外使该语言的使用人数尚不足一千万。因此，在这次疫情中也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信息交流的非对称性，这也是在很多英语媒体中难以看到非西方世界多样化图景的一个原因。虽然现在人工智能发达，但个人所拥有的语言能力决定性地影响了他能够接收到哪些信息。语言本身也是传递经验的媒介，可以同时传递真相和谣言。对语言的理解基于个体过去的经验，因此它们也千差万别。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此次新冠疫情留下了海量的资料，是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用来研究的丰富材料。但另一方面，书写全球新冠疫情史的难度我们到目前也可以有一个初步预估。
假设一个可能不存在的人对于黑死病的见证过程，是因为每个人在新冠疫情中都有可能是那个从马赛到里昂的人。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很多人都用过各种通讯手段和世界各地的亲友讨论关于新冠疫情的知识。对于生活在中国，尤其是武汉的各位史学家来说，每个人可能都是那个“预言家”。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存在过的预言可能并不会成为他们研究的史料。所以即便在黑死病时期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从马赛到里昂的人，他的经历也可能无法保留。甚至包括这场报告会在内的信息，或许也不会被用作史料来研究。通过这次报告会上几位老师的讨论和资料，我们已经勾勒出了非常丰富的图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对于过去的还是当下的疫情，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能够展现的内容仍非常有限。
朱联璧副教授演讲使用的幻灯片展示
学者们精彩的发言之后，潘迎春教授主持了在线听众互动提问环节。
Q：英国人在探究疫病原因时是否存在阶级？
A（向荣）：在历史写作时，史家往往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读懂一本书，要先了解这位作者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历史学讲求客观，但实际上很难真正做到绝对的客观。英国史家在探讨疫病时不会特别强调阶级的差别，而意大利的史家对此比较重视，认为黑死病是“穷人的疫病”，这与历史学家看待问题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有关。至于黑死病本身，14-15世纪前半期黑死病最初不分阶级，什么人都有可能被感染，而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这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穷人的疾病”。史家的研究不是从意识形态看待这一问题，而是寻找穷人较多患病的客观原因，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待疾病方式的差异。（基督教认为当疾病来临时，如果有求生的可能，信众可以远走他乡；伊斯兰教则主张如果有疾病，信徒不进去，但如果疾病降临在自己身上，信徒也不能逃）所以对基督教徒而言，疾病爆发时可以逃生，这就导致疫情爆发时，英国和意大利的重要人物纷纷出逃，而穷人由于没有乡下的住所，也没有逃走的可能，只得留在城中，慢慢地，更多穷人留在城中，出现“穷人的疾病”。第二是居住条件的影响，富人的居住条件更佳，而携带黑死病的鼠类更容易栖身于穷人的茅屋之中，这也使得穷人更多患病。这些都是解释15世纪以后富人得病人数相对较少问题的客观因素。不过，在15-16世纪虽然穷人更多患病，但富人也有可能感染黑死病。
Q：英国16-17世纪公共卫生体系与19世纪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知识领域较多，所以由向荣教授和李宏图教授分别就两个时段作答。
A（向荣）：意大利历史学家奇波拉（Carlo Cipolla）认为西方的公共卫生是意大利发明的，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只不过是照搬了意大利的措施。具体到英国，16、17世纪它向意大利学习了一部分，但主要是直接针对黑死病的部分，以对人和货物的隔离为主，并未全学。19世纪霍乱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更明显，英国也相应地采取了更加多样的举措，如改善饮水和居住条件，因此，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全面系统。除此之外，16-17世纪抗疫时期英国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到18世纪消失了，因为随着启蒙运动和个人主义兴起，当时的思想家认为公共卫生政策限制自由且阻碍经济发展，因而抨击有关举措。直至19世纪人道主义出现之后，公共卫生才重新出现。
A（李宏图）：除肯定向荣教授的回答之外，还主张将这个问题分成不同维度回答。比如，从技术的维度上看，在诸如隔离、旅行和流动证件这些层面19世纪与之前差异不明显。但如果考虑到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时，疾病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处于东区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因此，19世纪公共卫生在空间上的指向就和以往不同；同样，由于工业革命带来了贫困的工人阶级和有产的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分野和对立，公共卫生的建立则是内含着超越地域差异（如伦敦东西区）和阶级差异；还有公共卫生中的公共性将健康不再看成为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事务。而社会，无论从概念的内涵还是其指向都是在19世纪初得到了新的界定；与此相对应的个人也不再是原先从属的那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是应该享有权利的个体，因此，19世纪公共卫生建立的理念基础等和从前也大为不同。
Q：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与19世纪医学和医院的发展是否有关？
A（李宏图）：虽然查德威克在1848年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中主要从改造贫民窟、建设自来水系统与排污系统等入手，但医学的贡献也至少体现在了这样一些方面。第一，许多医生参与了疾病的调查，提高了对疾病的认知。第二，医院如伦敦的热带病医院等都参与了对疾病的救治，获得了临床医学救治的经验；第三，对流行病起源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也是大大促进了医学的进步，同样也反过来提升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有效性。
Q：根据直接税册反映巴黎城澡堂的数量是否全面？
A（熊芳芳）：腓力四世统治时期（1285-1314年）一共留下来7份有关巴黎城缴纳达依税（taille，也称军役税）的税册。达依税主要对纳税者的财产或收入征税，因此税册中一般会记录纳税者的财产或收入状况。1292年的税册比较详细，以此来统计当时巴黎澡堂的数量应该是可行的。
Q：为何基督教文化允许男女共浴存在？
A（熊芳芳）：在中世纪，人们对裸露身体的羞耻感并没有那么强烈，男女共浴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澡堂甚至本身就是教会人士经营的。由于公共澡堂体条件有限，为了避免衣物被盗，有人甚至会将衣服脱在家里，光着身子去附近的澡堂洗澡。由于男女共浴滋生出许多不良风气，到中世纪晚期，这种做法日益受到道德学家的指责。有些城市开始要求澡堂将男女洗浴的时间完全分开，并加强了对公共澡堂的管理。
Q：摩尔人的清洁观念是否影响到了西班牙王国？这里的清洁观念与西欧其他是否有差异？
A（熊芳芳）：在摩尔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公共浴室普遍存在。据材料记载，1236年基督徒夺取科尔多瓦时，这座城市共有300多间公共和私人浴室。也正因如此，基督徒在攻占摩尔人统治的城市时，会摧毁城市的公共浴室，来表达与摩尔人“异端”信仰的对立。我对同时期西班牙的洁净观念不太了解，不知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受再征服运动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可能比同时期西欧其他地区更排斥浴室，将肮脏视为基督徒的标志？
Q：“信息茧房”是否可以部分理解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模糊焦虑？
A（朱联璧）：这一现状的可能成因是信息传播的“民主化”。教育一方面下沉了，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人能够接受足够的教育，也就无法提供单一的认知。至于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模糊的问题并不十分了解。
Q：历史上英国人有没有反抗隔离的运动？
A（向荣）：英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反抗隔离的个体性事件，如个别被隔离者破门而出，但是没有形成明显的运动。而意大利的反抗相对而言更激烈，因为在这里更多依靠职业官僚进行防疫，他们与当地百姓本身就存在隔阂。历史学家奇波拉就专门研究过佛罗伦萨一个小镇的反抗，有相当丰富的案例。相对而言，英国更加守法，而且主要依靠地方进行防疫，“以当地人治理当地人”引发的冲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