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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熟人性侵后,女子斗争5年终获胜诉,日本因此修改110年未变法律

2017年4月,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26岁。


这个才华横溢却饱受抑郁症折磨的美丽女孩,在生命最后一年,蘸着泪水写下了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了一个少女被补习老师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

小说直面强奸、暴力和受害人漫长的心理创伤,是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创作完成的。


在一次访谈中,林奕含说: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如果林奕含的生命之花没有过早凋谢,那么半年后,她就会欣慰地看见,一场席卷全球的女性维权运动“MeToo”到来了。


有无数的女性和她一样,曾经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挣扎,如今,她们不再沉默,勇敢地站出来,直面身心创痛,呼吁惩治犯罪,相互温暖,彼此照亮。


“MeToo”意为“我也是”,起初是在2017年10月,由美国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的丑闻所发起的一场反对性骚扰的运动。

她们呼吁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女性讲出自己的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发文时附上“MeToo”标签,以此唤起社会关注。


如同巨石落水,激起涟漪阵阵,这场源于美国的“MeToo”运动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韩国、法国,女性们举起“MeToo”标语,走上街头,大胆讲出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团结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


同年,在日本,有一位女性,她根据自己被熟人强奸、起诉无果的经历,写出了一部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

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轰动,被称为“日本MeToo运动核心事件全纪实”。


这位女性的名字叫做伊藤诗织,是一位自由记者。


2015年4月,她遭到日本知名新闻人士山口敬之强奸。之后,她诉诸法律,成为日本国内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我们知道,日本文化具有浓厚的大和民族的传统色彩,崇尚隐忍。


在遭遇性侵害后,大多数女性会因为羞耻而保持缄默。


在日本,像伊藤诗织这样,公开承认自己受到性侵的行为,简直不可想象。


伊藤诗织说,自己“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然而,这条维权之路异常艰辛,在长达两年多的起诉过程中,伊藤诗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现实的冷酷和阻挠,伊藤诗织没有“就这么算了”,而是在痛定思痛后,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以冷静的笔调控诉日本调查与司法制度的重重壁垒。


2018年,BBC将此事件拍成纪录片上映,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


斗争虽然艰难,但终于在2012年获得胜诉,日本政府也因此修改了110年未变的强奸法。


改变人生的至暗之日


在罪恶之手悄悄来袭之前,一切都是平静的,几乎察觉不到什么异样。


2013年9月,日本姑娘伊藤诗织还是一名大学生,正在纽约读新闻和摄影专业。


迫于学费的压力,她勤工俭学,在一间酒吧做服务生时,与山口敬之初次结识。


山口敬之,日本人,时任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


初见时,伊藤诗织介绍自己在读新闻专业,山口敬之爽快地递来名片,说他也是记者,很高兴遇到诗织这样怀有新闻理想的人,有机会的话,可以带诗织到TBS的纽约分局体验一下。


没多久,山口又来纽约出差,他提前向诗织发出邀请,带诗织前往TBS纽约分局参观。诗织即将毕业,一直梦想能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能得到前辈的指教,感觉特别开心。


一年后,诗织开始找实习单位,她给一些相关的媒体人士发了邮件,希望留在纽约工作,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

但TBS此刻人手已满,山口为诗织引荐了日本电视台。当年9月,诗织作为实习生,开始在日本电视台驻纽约分部工作。


然而,纽约的生活成本高昂,没多久诗织就回到日本,寻觅其他出路。


回国后,她在路透社日本分社实习,同时还做着一些翻译和口译的临时工作,拿一些按日结算的薪水,但生活艰苦,诗织身体状况很差,令父母十分忧心。


怎样才能尽早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就业呢?


诗织想起山口曾经说过,TBS华盛顿分局随时在招实习生。她想,如果能再次以实习生身份回到美国工作,也许后续可以争取被当地录用。


所以,在距上一次联络半年之后,2015年3月,诗织又给山口发了封邮件,询问华盛顿分局现在是否有实习名额。


山口收到邮件,很快回复说,假如实习的话,可以立即录用。


即便是带薪的制作人职位,如果诗织有意应聘,也可以认真商榷。


诗织本打算从实习起步,一听到有招聘制作人的消息,简直求之不得,于是她立刻制作了简历,表示要应征这个职位。


山口回复说,涉及到新制作人的聘用,不管是发offer还是确定薪资待遇,都必须请示TBS国际事务总局的意见,这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或者还有个办法,就是让诗织先签个实习合约,到华盛顿后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正式录用。


另外还涉及到签证的问题,也需要考虑一下。正巧,他下周要回国处理公事,便和诗织约好,下周五晚7点在东京见面。

诗织满怀对新工作的憧憬,却不知即将到来的这次会面,将会成为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2015年4月3日晚,山口来车站接上诗织,先去了一家小串烧店。


山口说自己小时候在这一带长大,回国后要来打个招呼,先在这儿简单吃点东西,再去另一家约好的寿司店用餐。


两人点了一些烤串,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因为杯子很小,再加上她的酒量一向不错,所以没有醉意。


在这家店待了约一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两人步行前往距离这里约五分钟路程的寿司店。


其间,山口指着路边的餐馆对诗织说,这家店他和前××官员、××先生来过,随口列举了好几位著名政客或前任总理大臣的名字。


这番言语,更加在诗织面前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跻身权力核心的记者形象。

两人到店后,就着小菜,喝了大约两合酒也就是约七两酒。


诗织本以为,山口该和自己具体商议签证和待遇方面的问题了,但山口只是在讲他近日于《周刊文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存在韩军慰安妇的报道,一直没聊诗织工作签证的事。


在第二合酒喝完之前,诗织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回到座位上,她忽然感到身体特别难受,于是又去了洗手间。


一进门,立刻晕得天旋地转,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埋在了水箱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


后来,诗织在一阵剧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


脑袋昏昏沉沉,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她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房间里灯光大亮,一只架子上面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电脑的摆放位置非常不自然,显示屏朝向诗织,从角度判断,诗织首先的直觉就是:被拍了。


压在身上的山口一直没有停下动作,诗织哀叫疼痛、要求去洗手间时,山口才抬起身体。


诗织冲进洗手间,锁上门,透过浴室的镜子,看到自己一丝不挂,浑身到处是红色瘀痕,伤口处还渗着血。


浴室里摆放着刮胡刀等男士专用的洗漱套装,诗织意识到,这是山口住宿的酒店房间。

诗织想逃走,打开洗手间的门后,却发现山口等在门口,他揪住诗织拽回床上,死死按住她,再一次强暴了她。


诗织几乎窒息了,她拼尽全力不停地反抗,终于,山口停下了动作。


气息奄奄的诗织劈头责骂山口,山口却一副哄劝的口气,说:“人家喜欢上你了嘛,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


诗织质问道:“既然如此,对接下来要一起共事的人,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连避孕措施也没有,假如我怀孕了怎么办?”


山口敷衍地说了句“抱歉”,又道:“待会儿我要去赶飞机,路上有药店,给你买盒口服避孕药好了。”


“不必了。”诗织一口回绝了山口,拾起胡乱丢在屋里的衣服,匆匆穿好,快步走出房间。

下到酒店大堂,诗织才知道这里是东京喜来登酒店。


尽管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但诗织知道,她已不再是昨日的她了。


诗织满脑子都是羞耻感和混乱的思绪,觉得自己污秽之极,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


诗织使出浑身力气,穿过豪华的酒店大堂。此刻,她要保护自己,尽快回家。

在酒店门前搭上出租车,是早晨五点五十分左右。坐在车里,诗织拼命回忆:从寿司店的洗手间,到睁眼醒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期间的记忆,仿佛被咔嚓一下,拦腰截断了。


回到租住的寓所,诗织第一时间洗衣服、洗澡,要把这一晚所有经历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


诉诸司法之路,遭遇重重壁垒

诗织因为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回家后立刻洗澡洗衣,没有及时保留和采集被强奸的证据,这也是后来导致诉讼非常被动、让她懊悔不迭的地方。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对自己做出超乎想象的罪恶行径,让她方寸大乱。


再加上,她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去的那家酒店,这段记忆是空白的,更让她深感困惑。

日本的TBS电视台是五大民营无线电视台之一,而山口是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他长期游走于政界,据说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政客,甚至还认识不少警察。


诗织担心,如果去警局报案控告山口,那自己以后恐怕很难在新闻界工作了。


而且,山口有TBS做靠山,如果他反咬一口,告自己,侵犯他的名誉,又该怎么办呢?


反复纠结中,诗织无法冷静下来梳理思绪。


她先去了一家妇科诊所开了事后避孕药,又在网上找到一个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营利组织机构。


可是打电话过去,对方要求她本人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甚至连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都不肯告知。


随后,诗织在网上检索了一些美国的网站,发现有一种“约会迷药”,被下了药的人会产生记忆障碍和呕吐症状,这和自己的反应惊人地一致。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诗织给山口发了封邮件,问对于自己工作签证的事,他那边有什么研究决定。对方没有回复。


直到这时,诗织才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山口就没打算给自己制作人的职位,而是把她当成了可以随便玩弄的女性。


诗织非常懊恼,这口气如何能默默咽下?


而最令她痛苦的,是自己明明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如果不敢向公众传达事实的真相,那么,自己又哪来的资格从事这份工作?


终于,在案发后的第6天,诗织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下定决心前往住处附近的原宿警署报案。


在反复跟不同的警员复述案件经过、接受问讯后,原宿警署的警员告诉诗织,应该填写报案单做正式立案。


因为案件发生的地点属于高轮警署的管辖范围,所以,下次问讯会请高轮警署的警员一同到场。

报警两天之后,诗织再度前往警署会见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A警员,将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


但A警员说:“这种事太常见了,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


他强调说,“这类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十分困难。


事发之后没能立刻采集对方的精液进行DNA检测,证据不齐全,所以相当棘手。”


诗织和A警员一起走访了喜来登酒店山口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由于走廊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他们调查了酒店入口的监控。

监控拍到了那晚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山口。


他在门边站立片刻后,又钻入车内,从后座上把诗织拽了出来。


当时诗织已经无法行走,被山口揽在怀里,又拖又拽,酒店的门童就在边上看着。


然后,山口抱着诗织横穿大堂,诗织脚不沾地,身体向前栽倒,瘫软无力地被拖曳着,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录像画面的最后,是次日黎明时分,诗织俯身低头,快步离开酒店。


A警员建议做DNA鉴定,但是诗织那天穿的衣服都已经洗过了,这时她意外发现,当时胸罩掉到角落里没有洗。


她本打算委托警方对胸罩进行DNA检测,然而A警员说,就算把胸罩提交给警方,也只能证明对方接触过这件东西,并不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


法律的原则是疑罪从无,所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想给一个人定罪,是很困难的。


在跟进警方调查的同时,诗织找了律师,进行法律咨询。


与此同时,因为不想让山口对自己报案的事有所察觉,诗织还在继续给山口发邮件,希望借助邮件往来,设法引出山口对此事的确认和道歉。


然而,山口的回复谨慎而狡猾,拒不承认强奸一事。


恰在此时,有报道称山口即将从华盛顿分局调往TBS东京总部工作。

于是A警员联络诗织,告诉她,据警方调查,山口的调任情况属实,有十五天的暂停出勤期,现在人好像就在日本。


于是,诗织前往高轮警署,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在等待警方对山口展开调查取证的同时,诗织继续和山口邮件联系,希望获取有用的证据。


但是,山口依然在用强硬的态度进行周旋。

而本来的逮捕行动,也突然被警视厅的最高层叫停了。A警员被调离该案,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也被换掉了。


一种震惊、沮丧、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无力感充斥在诗织心头。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向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发起挑战,似乎是不自量力。


诗织拒绝了庭外和解的建议,重新聘请了律师,并在8月26日向检察厅递交了起诉文书。


4个月后,山口从TBS社离职。但是,他的仕途似乎并未受挫,1个月后,他为安倍首相撰写的传记《总理》付梓出版;同时,山口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在各种电视节目中频繁亮相。

7月22日,检方竟然判定本案“不起诉”。

勇敢面向公众发声,坚持质问真相

对于强奸案件,主要的争议点有两个:


第一,是否存在性行为?


第二,也是最难判定的一点,双方是否为自愿?


特别是对于熟人作案的强奸罪,假如嫌疑人声称“是女方主动的”“我们是两厢情愿”,那么受害方实在有口难辩。


就像诗织的案子,她和山口在酒店的房间过了一夜,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那该如何判定是自愿还是强奸呢?


受害人是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酒店房间的,又怎么会跟对方表示“自愿”呢?如果连这一点也需要受害人自己来证明,那只能说明,法律本身太过荒谬。


遗憾的是,在日本2017年的刑法修订中,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改正。


诗织认为,刑法修订应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对策研讨。整个社会,也必须纠正“没有说不,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让人们认识到:没有说愿意,就等于不同意。


身为一名记者,在当初案卷送检之前,诗织就考虑过向大众媒体曝光此案,希望能借助舆论的力量,改变调查的走向。


于是她托人联系到日本电视台负责警视厅新闻口的记者,让他们对自己做了采访。


诗织希望配合着检方的节奏,通过报道,弄清楚逮捕令为何被取消,以及警方是否进行了正当的调查。


然而,直到判定不起诉,日本电视台也没对此事做出报道。

继司法机构之后,向新闻机构的投诉也无果而终。诗织决定自己去发声呼喊。因为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而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现在,最后的对策,是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检察审查会,是对已经做出“不起诉”判定、但受害者认为处置不当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的判断是否妥当实行复议。


早先,在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后,警视厅曾对诗织解释说,为了进一步调查,会对当晚两人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和其他作证者提出问讯。


然而,诗织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司机说他只接受过高轮警署的调查,没有接受警视厅后来的二次取证。


出租车司机记得很清楚,他曾在证词里说:

“两人上车后,女的说了好几遍,请在附近的车站放我下车。”这一点,至少可以证明,从寿司店离开后,诗织并非自愿前往山口所住的酒店。


但是,这句证词最终没有出现在警视厅新的调查笔录上。也就是说,警视厅不仅没有二次取证,还擅自修改了证人的证词。

那段时间,诗织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无意中得知,当时取消逮捕令的是深获当局信赖的刑事部长中村格。


还进一步发现,在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山口一直在和一个叫“北村”的人密切联系,而这个“北村”应该就是内阁情报官北村滋,首相身边最为亲近的幕僚之一。


2017年5月29日,借着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的机会,诗织召开记者会,希望日本的媒体给予积极报道,让其他人不再经受自己的遭遇,希望能围绕当局在判定中留下的疑问,进行更加公开而广泛的讨论。


然而,一位相熟的新闻撰稿人告诉诗织,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


发布会后,多数媒体集体噤声,谣言铺天盖地,诗织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出来,各种骚扰、威胁和谩骂的邮件蜂拥而至。诗织终于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做出了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所以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不过,一个坚强的灵魂不会轻易认输。


诗织重新投入新的工作。既然在国内吃了闭门羹,那就去敲开海外媒体的大门。


她带着纪录片选题,去了伦敦的BBC总部,制作了自己的首部作品。


之后,在新加坡设有总部的CNA(华人新闻通讯社)又向诗织发出邀约,为她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事长期采访的工作。


这起案件从司法上似乎已成定局。但诗织没有停下追寻真相的脚步。


在自己的书里,她质问中村格,是以什么理由,终止逮捕行动?质问警视厅,为何在调查笔录里篡改证人证词?


在日本,有太多把“公开讨论性侵”视为禁忌的人。而这样的人,究竟是在保护谁免于谁的伤害?


诗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揭示真相,对社会有所回馈。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她决不放弃。


日本记者伊藤诗织,遭遇业内前辈山口敬之强奸,之后勇敢诉诸法律,希望打开这口“黑箱”。

然而,越是试图打开“黑箱”,越发现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存在更多的“黑箱”。案件经过起诉和复议,最终因证据不足和日本刑法的弊病,得到了一个“不予起诉”的结果。


但是,伊藤诗织仍然借由这部作品厘清了事件的前后经过,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社会讨论.


让受害者们可以更为放松地谈论自身的遭遇,并呼吁日本政府改善与性暴力相关的社会救助和法律系统。


这本书写于2017年,此后,伊藤诗织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


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伊藤诗织民事诉讼胜诉,判处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同时驳回山口敬之控告伊藤诗织侵犯名誉的起诉。


伊藤诗织一案,不仅是日本首次有女性以公开具名的方式指控性侵,还成为日本MeToo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政府在110年来,第一次对强奸法进行了修订。


所以,“发声”就有“改变”的可能


近几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引发了大量对“性接触边界”的讨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性骚扰和性暴力的观念。

在世界各国,星星之火带来燎原之势,有更多女性得到鼓励和支持,公开了她们自身被骚扰的经历,勇敢出来指认侵害者,寻求法律的保护。


所谓耻辱,不该由受害者背负。


真正的耻辱,是侵害者的耻辱,是不作为的司法、媒体、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耻辱。保持缄默,就是纵容犯罪。


而发声呐喊,在痛苦中燃起斗志,为公众做出有益的改变,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