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26岁。
这个才华横溢却饱受抑郁症折磨的美丽女孩，在生命最后一年，蘸着泪水写下了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了一个少女被补习老师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
小说直面强奸、暴力和受害人漫长的心理创伤，是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创作完成的。
在一次访谈中，林奕含说：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如果林奕含的生命之花没有过早凋谢，那么半年后，她就会欣慰地看见，一场席卷全球的女性维权运动“MeToo”到来了。
有无数的女性和她一样，曾经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挣扎，如今，她们不再沉默，勇敢地站出来，直面身心创痛，呼吁惩治犯罪，相互温暖，彼此照亮。
“MeToo”意为“我也是”，起初是在2017年10月，由美国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的丑闻所发起的一场反对性骚扰的运动。
她们呼吁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女性讲出自己的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发文时附上“MeToo”标签，以此唤起社会关注。
如同巨石落水，激起涟漪阵阵，这场源于美国的“MeToo”运动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韩国、法国，女性们举起“MeToo”标语，走上街头，大胆讲出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团结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
同年，在日本，有一位女性，她根据自己被熟人强奸、起诉无果的经历，写出了一部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
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轰动，被称为“日本MeToo运动核心事件全纪实”。
这位女性的名字叫做伊藤诗织，是一位自由记者。
2015年4月，她遭到日本知名新闻人士山口敬之强奸。之后，她诉诸法律，成为日本国内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我们知道，日本文化具有浓厚的大和民族的传统色彩，崇尚隐忍。
在遭遇性侵害后，大多数女性会因为羞耻而保持缄默。
在日本，像伊藤诗织这样，公开承认自己受到性侵的行为，简直不可想象。
伊藤诗织说，自己“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然而，这条维权之路异常艰辛，在长达两年多的起诉过程中，伊藤诗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现实的冷酷和阻挠，伊藤诗织没有“就这么算了”，而是在痛定思痛后，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以冷静的笔调控诉日本调查与司法制度的重重壁垒。
2018年，BBC将此事件拍成纪录片上映，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
斗争虽然艰难，但终于在2012年获得胜诉，日本政府也因此修改了110年未变的强奸法。
改变人生的至暗之日
在罪恶之手悄悄来袭之前，一切都是平静的，几乎察觉不到什么异样。
2013年9月，日本姑娘伊藤诗织还是一名大学生，正在纽约读新闻和摄影专业。
迫于学费的压力，她勤工俭学，在一间酒吧做服务生时，与山口敬之初次结识。
山口敬之，日本人，时任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
初见时，伊藤诗织介绍自己在读新闻专业，山口敬之爽快地递来名片，说他也是记者，很高兴遇到诗织这样怀有新闻理想的人，有机会的话，可以带诗织到TBS的纽约分局体验一下。
没多久，山口又来纽约出差，他提前向诗织发出邀请，带诗织前往TBS纽约分局参观。诗织即将毕业，一直梦想能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能得到前辈的指教，感觉特别开心。
一年后，诗织开始找实习单位，她给一些相关的媒体人士发了邮件，希望留在纽约工作，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
但TBS此刻人手已满，山口为诗织引荐了日本电视台。当年9月，诗织作为实习生，开始在日本电视台驻纽约分部工作。
然而，纽约的生活成本高昂，没多久诗织就回到日本，寻觅其他出路。
回国后，她在路透社日本分社实习，同时还做着一些翻译和口译的临时工作，拿一些按日结算的薪水，但生活艰苦，诗织身体状况很差，令父母十分忧心。
怎样才能尽早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就业呢？
诗织想起山口曾经说过，TBS华盛顿分局随时在招实习生。她想，如果能再次以实习生身份回到美国工作，也许后续可以争取被当地录用。
所以，在距上一次联络半年之后，2015年3月，诗织又给山口发了封邮件，询问华盛顿分局现在是否有实习名额。
山口收到邮件，很快回复说，假如实习的话，可以立即录用。
即便是带薪的制作人职位，如果诗织有意应聘，也可以认真商榷。
诗织本打算从实习起步，一听到有招聘制作人的消息，简直求之不得，于是她立刻制作了简历，表示要应征这个职位。
山口回复说，涉及到新制作人的聘用，不管是发offer还是确定薪资待遇，都必须请示TBS国际事务总局的意见，这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或者还有个办法，就是让诗织先签个实习合约，到华盛顿后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正式录用。
另外还涉及到签证的问题，也需要考虑一下。正巧，他下周要回国处理公事，便和诗织约好，下周五晚7点在东京见面。
诗织满怀对新工作的憧憬，却不知即将到来的这次会面，将会成为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2015年4月3日晚，山口来车站接上诗织，先去了一家小串烧店。
山口说自己小时候在这一带长大，回国后要来打个招呼，先在这儿简单吃点东西，再去另一家约好的寿司店用餐。
两人点了一些烤串，诗织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因为杯子很小，再加上她的酒量一向不错，所以没有醉意。
在这家店待了约一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两人步行前往距离这里约五分钟路程的寿司店。
其间，山口指着路边的餐馆对诗织说，这家店他和前××官员、××先生来过，随口列举了好几位著名政客或前任总理大臣的名字。
这番言语，更加在诗织面前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跻身权力核心的记者形象。
两人到店后，就着小菜，喝了大约两合酒也就是约七两酒。
诗织本以为，山口该和自己具体商议签证和待遇方面的问题了，但山口只是在讲他近日于《周刊文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存在韩军慰安妇的报道，一直没聊诗织工作签证的事。
在第二合酒喝完之前，诗织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回到座位上，她忽然感到身体特别难受，于是又去了洗手间。
一进门，立刻晕得天旋地转，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埋在了水箱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
后来，诗织在一阵剧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
脑袋昏昏沉沉，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她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
房间里灯光大亮，一只架子上面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电脑的摆放位置非常不自然，显示屏朝向诗织，从角度判断，诗织首先的直觉就是：被拍了。
压在身上的山口一直没有停下动作，诗织哀叫疼痛、要求去洗手间时，山口才抬起身体。
诗织冲进洗手间，锁上门，透过浴室的镜子，看到自己一丝不挂，浑身到处是红色瘀痕，伤口处还渗着血。
浴室里摆放着刮胡刀等男士专用的洗漱套装，诗织意识到，这是山口住宿的酒店房间。
诗织想逃走，打开洗手间的门后，却发现山口等在门口，他揪住诗织拽回床上，死死按住她，再一次强暴了她。
诗织几乎窒息了，她拼尽全力不停地反抗，终于，山口停下了动作。
气息奄奄的诗织劈头责骂山口，山口却一副哄劝的口气，说：“人家喜欢上你了嘛，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
诗织质问道：“既然如此，对接下来要一起共事的人，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连避孕措施也没有，假如我怀孕了怎么办？”
山口敷衍地说了句“抱歉”，又道：“待会儿我要去赶飞机，路上有药店，给你买盒口服避孕药好了。”
“不必了。”诗织一口回绝了山口，拾起胡乱丢在屋里的衣服，匆匆穿好，快步走出房间。
下到酒店大堂，诗织才知道这里是东京喜来登酒店。
尽管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但诗织知道，她已不再是昨日的她了。
诗织满脑子都是羞耻感和混乱的思绪，觉得自己污秽之极，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
诗织使出浑身力气，穿过豪华的酒店大堂。此刻，她要保护自己，尽快回家。
在酒店门前搭上出租车，是早晨五点五十分左右。坐在车里，诗织拼命回忆：从寿司店的洗手间，到睁眼醒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期间的记忆，仿佛被咔嚓一下，拦腰截断了。
回到租住的寓所，诗织第一时间洗衣服、洗澡，要把这一晚所有经历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
诉诸司法之路，遭遇重重壁垒
诗织因为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回家后立刻洗澡洗衣，没有及时保留和采集被强奸的证据，这也是后来导致诉讼非常被动、让她懊悔不迭的地方。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对自己做出超乎想象的罪恶行径，让她方寸大乱。
再加上，她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去的那家酒店，这段记忆是空白的，更让她深感困惑。
日本的TBS电视台是五大民营无线电视台之一，而山口是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他长期游走于政界，据说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政客，甚至还认识不少警察。
诗织担心，如果去警局报案控告山口，那自己以后恐怕很难在新闻界工作了。
而且，山口有TBS做靠山，如果他反咬一口，告自己，侵犯他的名誉，又该怎么办呢？
反复纠结中，诗织无法冷静下来梳理思绪。
她先去了一家妇科诊所开了事后避孕药，又在网上找到一个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营利组织机构。
可是打电话过去，对方要求她本人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甚至连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都不肯告知。
随后，诗织在网上检索了一些美国的网站，发现有一种“约会迷药”，被下了药的人会产生记忆障碍和呕吐症状，这和自己的反应惊人地一致。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诗织给山口发了封邮件，问对于自己工作签证的事，他那边有什么研究决定。对方没有回复。
直到这时，诗织才意识到，也许从一开始，山口就没打算给自己制作人的职位，而是把她当成了可以随便玩弄的女性。
诗织非常懊恼，这口气如何能默默咽下？
而最令她痛苦的，是自己明明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如果不敢向公众传达事实的真相，那么，自己又哪来的资格从事这份工作？
终于，在案发后的第6天，诗织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下定决心前往住处附近的原宿警署报案。
在反复跟不同的警员复述案件经过、接受问讯后，原宿警署的警员告诉诗织，应该填写报案单做正式立案。
因为案件发生的地点属于高轮警署的管辖范围，所以，下次问讯会请高轮警署的警员一同到场。
报警两天之后，诗织再度前往警署会见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A警员，将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
但A警员说：“这种事太常见了，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
他强调说，“这类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十分困难。
事发之后没能立刻采集对方的精液进行DNA检测，证据不齐全，所以相当棘手。”
诗织和A警员一起走访了喜来登酒店山口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由于走廊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他们调查了酒店入口的监控。
监控拍到了那晚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山口。
他在门边站立片刻后，又钻入车内，从后座上把诗织拽了出来。
当时诗织已经无法行走，被山口揽在怀里，又拖又拽，酒店的门童就在边上看着。
然后，山口抱着诗织横穿大堂，诗织脚不沾地，身体向前栽倒，瘫软无力地被拖曳着，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录像画面的最后，是次日黎明时分，诗织俯身低头，快步离开酒店。
A警员建议做DNA鉴定，但是诗织那天穿的衣服都已经洗过了，这时她意外发现，当时胸罩掉到角落里没有洗。
她本打算委托警方对胸罩进行DNA检测，然而A警员说，就算把胸罩提交给警方，也只能证明对方接触过这件东西，并不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
法律的原则是疑罪从无，所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想给一个人定罪，是很困难的。
在跟进警方调查的同时，诗织找了律师，进行法律咨询。
与此同时，因为不想让山口对自己报案的事有所察觉，诗织还在继续给山口发邮件，希望借助邮件往来，设法引出山口对此事的确认和道歉。
然而，山口的回复谨慎而狡猾，拒不承认强奸一事。
恰在此时，有报道称山口即将从华盛顿分局调往TBS东京总部工作。
于是A警员联络诗织，告诉她，据警方调查，山口的调任情况属实，有十五天的暂停出勤期，现在人好像就在日本。
于是，诗织前往高轮警署，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在等待警方对山口展开调查取证的同时，诗织继续和山口邮件联系，希望获取有用的证据。
但是，山口依然在用强硬的态度进行周旋。
而本来的逮捕行动，也突然被警视厅的最高层叫停了。A警员被调离该案，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也被换掉了。
一种震惊、沮丧、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无力感充斥在诗织心头。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向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发起挑战，似乎是不自量力。
诗织拒绝了庭外和解的建议，重新聘请了律师，并在8月26日向检察厅递交了起诉文书。
4个月后，山口从TBS社离职。但是，他的仕途似乎并未受挫，1个月后，他为安倍首相撰写的传记《总理》付梓出版；同时，山口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在各种电视节目中频繁亮相。
7月22日，检方竟然判定本案“不起诉”。
勇敢面向公众发声，坚持质问真相
对于强奸案件，主要的争议点有两个：
第一，是否存在性行为？
第二，也是最难判定的一点，双方是否为自愿？
特别是对于熟人作案的强奸罪，假如嫌疑人声称“是女方主动的”“我们是两厢情愿”，那么受害方实在有口难辩。
就像诗织的案子，她和山口在酒店的房间过了一夜，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那该如何判定是自愿还是强奸呢？
受害人是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酒店房间的，又怎么会跟对方表示“自愿”呢？如果连这一点也需要受害人自己来证明，那只能说明，法律本身太过荒谬。
遗憾的是，在日本2017年的刑法修订中，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改正。
诗织认为，刑法修订应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对策研讨。整个社会，也必须纠正“没有说不，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让人们认识到：没有说愿意，就等于不同意。
身为一名记者，在当初案卷送检之前，诗织就考虑过向大众媒体曝光此案，希望能借助舆论的力量，改变调查的走向。
于是她托人联系到日本电视台负责警视厅新闻口的记者，让他们对自己做了采访。
诗织希望配合着检方的节奏，通过报道，弄清楚逮捕令为何被取消，以及警方是否进行了正当的调查。
然而，直到判定不起诉，日本电视台也没对此事做出报道。
继司法机构之后，向新闻机构的投诉也无果而终。诗织决定自己去发声呼喊。因为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而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现在，最后的对策，是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检察审查会，是对已经做出“不起诉”判定、但受害者认为处置不当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的判断是否妥当实行复议。
早先，在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后，警视厅曾对诗织解释说，为了进一步调查，会对当晚两人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和其他作证者提出问讯。
然而，诗织找到了当晚的出租车司机，司机说他只接受过高轮警署的调查，没有接受警视厅后来的二次取证。
出租车司机记得很清楚，他曾在证词里说：
“两人上车后，女的说了好几遍，请在附近的车站放我下车。”这一点，至少可以证明，从寿司店离开后，诗织并非自愿前往山口所住的酒店。
但是，这句证词最终没有出现在警视厅新的调查笔录上。也就是说，警视厅不仅没有二次取证，还擅自修改了证人的证词。
那段时间，诗织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无意中得知，当时取消逮捕令的是深获当局信赖的刑事部长中村格。
还进一步发现，在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山口一直在和一个叫“北村”的人密切联系，而这个“北村”应该就是内阁情报官北村滋，首相身边最为亲近的幕僚之一。
2017年5月29日，借着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的机会，诗织召开记者会，希望日本的媒体给予积极报道，让其他人不再经受自己的遭遇，希望能围绕当局在判定中留下的疑问，进行更加公开而广泛的讨论。
然而，一位相熟的新闻撰稿人告诉诗织，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
发布会后，多数媒体集体噤声，谣言铺天盖地，诗织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出来，各种骚扰、威胁和谩骂的邮件蜂拥而至。诗织终于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做出了判定：本案不予起诉。所以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不过，一个坚强的灵魂不会轻易认输。
诗织重新投入新的工作。既然在国内吃了闭门羹，那就去敲开海外媒体的大门。
她带着纪录片选题，去了伦敦的BBC总部，制作了自己的首部作品。
之后，在新加坡设有总部的CNA（华人新闻通讯社）又向诗织发出邀约，为她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事长期采访的工作。
这起案件从司法上似乎已成定局。但诗织没有停下追寻真相的脚步。
在自己的书里，她质问中村格，是以什么理由，终止逮捕行动？质问警视厅，为何在调查笔录里篡改证人证词？
在日本，有太多把“公开讨论性侵”视为禁忌的人。而这样的人，究竟是在保护谁免于谁的伤害？
诗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揭示真相，对社会有所回馈。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她决不放弃。
日本记者伊藤诗织，遭遇业内前辈山口敬之强奸，之后勇敢诉诸法律，希望打开这口“黑箱”。
然而，越是试图打开“黑箱”，越发现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存在更多的“黑箱”。案件经过起诉和复议，最终因证据不足和日本刑法的弊病，得到了一个“不予起诉”的结果。
但是，伊藤诗织仍然借由这部作品厘清了事件的前后经过，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社会讨论.
让受害者们可以更为放松地谈论自身的遭遇，并呼吁日本政府改善与性暴力相关的社会救助和法律系统。
这本书写于2017年，此后，伊藤诗织没有停下努力的脚步。
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伊藤诗织民事诉讼胜诉，判处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同时驳回山口敬之控告伊藤诗织侵犯名誉的起诉。
伊藤诗织一案，不仅是日本首次有女性以公开具名的方式指控性侵，还成为日本MeToo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政府在110年来,第一次对强奸法进行了修订。
所以，“发声”就有“改变”的可能。
近几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引发了大量对“性接触边界”的讨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性骚扰和性暴力的观念。
在世界各国，星星之火带来燎原之势，有更多女性得到鼓励和支持，公开了她们自身被骚扰的经历，勇敢出来指认侵害者，寻求法律的保护。
所谓耻辱，不该由受害者背负。
真正的耻辱，是侵害者的耻辱，是不作为的司法、媒体、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耻辱。保持缄默，就是纵容犯罪。
而发声呐喊，在痛苦中燃起斗志，为公众做出有益的改变，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