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新著《商业的逻辑》第八章人生杂谈篇。其中，文尾的打油诗于2005年8月4日创作于我的母校——湖北黄州中学。以下为文章全文：
2010年 8月 17日，《东方企业家》发表了主笔杨婧的大作“偏执狂陈九霖”。但该杂志在封面上所使用的题目为：“陈九霖：活着”。相比之下，我更加喜欢封面上的题目。
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信息，我在此不便发表评论，但它让我联想到了一个也取名为《活着》的小说和电影。那部小说描述了主人公福贵的凄惨遭遇，既表达出人们因无法掌控自己命运而产生的痛苦，又展现了生命将苦痛抹平的坚忍。
活着本身就是不容易的。庄子认为，人活着时，因不能超脱物外，就像倒悬之人一样痛苦。他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因此，死亡和生存同样都是好事，“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所言的这种情况，对于亲身经历过新加坡监狱严苛的人而言，体会应该更深。在新加坡樟宜监狱，犯人常年晒不到阳光；一年四季只能穿着短袖衬衫和短裤，连内裤都没有；监狱不设床铺，犯人（包括很多病人）都长期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很多人都因此骨头疼痛；所有犯人，即使是病人，每天只能喝没有烧过的自来水，在女皇镇候审监狱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的“犯人”是犯罪嫌疑人，是未被法院定罪的人）甚至不少人只能喝马桶里的水；新加坡监狱还禁止在囚室内锻炼，就连做俯卧撑也不行……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的人受不了，便想尽各种办法自杀。我亲眼见过两个犯人跳楼。我还同一位曾经连续自杀 8次都未成功的犯人一起生活过。这位印度籍犯人，在没有自杀工具时，将刮胡刀片打碎后吞进肚子里，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然而，亲眼看到另外一些事例后，我对活着有了新的思考。
同样是在新加坡樟宜监狱里，我曾看到好几位精神病人。其中有一位，每天都得吃几次药、打几次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五六平方米的黑暗囚室里，连出门放风的机会都没有。每当门外有人走动时，他都会从门下一个很小的送饭口向门外张望，目光呆滞，毫无表情，但看上去十分阴森、吓人。
我还看到一个双腿高位截肢、一只手提着一个尿袋的囚犯。他在医院看病时，虽然完全不能独自行动，但新加坡警方还是用手铐将他的另一只手牢牢地锁在病床上。
在新加坡监狱，我看到过不少类似的囚犯（包括心脏病晚期的犯人和每天需要注射两次胰岛素的严重糖尿病患者）。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犯的罪，什么原因驱使他们犯罪，也不了解他们犯罪时是否具备行为能力，更不清楚新加坡为什么没有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怀。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群人——生存对其而言堪称一场折磨与苦难——却仍在顽强地活着。当看到或者了解到这样的一群人时，健全的人难道不应该坚强地活着？自由的人难道不更应该对活着感恩？
当然，有人会说，这些都是犯人，他们罪有应得。但是，纵然是犯人，他们也是人。何况在犯人之中还有类似曼德拉、金大中这类的反对党领袖和赵作海这样受冤屈的“犯人”呢？新加坡政治人物、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博士，就曾因被政府当局控以“无准证演讲”和“无准证集会”的罪名而成为犯人入狱。我在狱中时听说，他在监狱里拒绝吃饭，但最终还是选择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将不平抹平。
诸葛一生唯谨慎，百密一疏失街亭；
九霖一心图伟业，偶折一翼天地昏；
警钟一世磨励志，终有一日扭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