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剧照
对倒的时空
——刘以鬯与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发表
第三章 在商海沉浮中坚守
当他在人群中追求热闹而得到的仍是孤寂的时候，他想起梦兰在信中写的那几句话：“忽然感到无比的寂寞，仿佛四壁皆是镜子，见到的只是自己。”——刘以鬯《镜子里的镜子》
除了简单的行李，刘以鬯从上海仓促启程中带到香港来的就是他恢复出版社的理想，以及在上海怀正文化社没来得及出版问世的《小说杂志》创刊号的稿件。
然而，香港所能给予一个满怀抱负的文化人的又是什么呢？在那灯红酒绿霓光闪烁的背后，文化艺术在这里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文艺，在工商气氛浓郁的香港是陌生的，它不是大部分市民必需的。大部分市民都不关心文艺，淡漠，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和排斥。
而且，那时中国政治发生的巨变，使香港文坛也发生了裂变，突然地就涌来那么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当然，在此之前，另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刚刚离开香港返回大陆。
这种一来一往的转变是显著和巨大的，1949年之前的香港文学，其精神面貌呈现出一种追随意识，在1949年之后，文艺工作者中多数视文学为谋生的手段。当生活的担子过重时，或诱惑太多，他们不得不放弃必须坚守的防线，追随市场的需求，大量低级趣味的“商品”或将文学当作宣传政治主张工具的作品就产生了。
就在这时，《香港时报》请刘以鬯去编副刊。满怀着振兴中国文化，致力于发展中国文学事业的刘以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他在香港长达五十年的副刊编辑的漫长生涯。
1948年刘以鬯到香港之后，除中间有五年到新加坡《益世报》、《中兴报》及到吉隆坡《联邦日报》任总编辑外，五十多年时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几乎都是做着副刊编辑工作。
刘以鬯1948年8月编《香港时报》的副刊，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性情孤僻，不善奉迎，被社方调为“撰述”委员。这是个虚名，没有薪水。
1951年，刘以鬯任《星岛周报》编辑委员兼执行编辑。同年11月25日，上海《西点》杂志在香港复刊，刘以鬯出任主编。
当时的香港文坛，是一派萧条景象，纯文学杂志极少，而许多作家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求，都市传奇、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幽默小品等适应小市民的通俗流行体裁的作品充斥了报刊的版面。
当然，有勇气面对现实，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并非没有。如从广州迁来香港的《文坛》和创刊于上海、在香港复刊的《幸福》等文学杂志，对香港文学的复兴和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偏重文艺的综合性杂志，实在不适宜香港市场生存，即使得到像刘以鬯、徐讦这样一些作家的努力支持，《幸福》终因销路问题而停刊。
严肃文学如何在香港生存？这是初到香港的刘以鬯要面对的问题。《幸福》杂志的停刊，让刘以鬯不得不重视市场运作。因此，在先后担任《星岛周报》执行编辑和《西点》杂志的主编时，他采取了让严肃文学“向综合杂志寻求出路，‘寄生’于综合性杂志。”的方针
为了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需要，给坚守严肃文学创作者一个发表的园地，刘以鬯在主持《西点》杂志编辑工作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西点》这本以译文为主的趣味性杂志一半的篇幅用来刊登短篇小说创作。
《西点》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七篇短篇创作：李辉英的《小兰儿的疑问》、诸葛郎的《断了的栏杆》，公孙鱼的《交换太太》、史得的《海的女儿》、君素的《赝品》、王树的《夜劫》、路易士的《姊妹》。
《星岛周报》创刊于1951年11月15日，编辑委员有曹聚仁、叶灵风、易君左、徐讦等。
对这本综合性杂志，刘以鬯仍然同编《西点》杂志一样，尽可能地为文学作品争得一席版面。孙伏园的长达一万两千多字的分析鲁迅小说的论文《鲁迅先生的小说》，就曾在《星岛周报》上发表。
其实，它的读者群并没有因发表有严肃文学而改变多少。刘以鬯的这种作法，并不符合原来杂志追求商业利益的办刊目的。因此，与杂志的负责人产生矛盾也是刘以鬯要面对的问题。
一边是市场需求和生存危机，一边是对文学的虔诚和使命，刘以鬯竭尽所能地维护着那愈来愈小的严肃文学阵地，其困惑、矛盾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到1952年春，刘以鬯所坚持的办刊方针已处在步履维艰的时期，远在新加坡的刘益之正在筹办《益世报》，特地到香港邀请刘以鬯等几位知名的作家和报人参加《益世报》的编务。
刘以鬯辞去香港的工作，与刘问渠、钟文苓、张冰之、赵世汹五人前往新加坡，参与《益世报》的创办和编务工作，一时被人称为《益世报》的“五虎将”。
刘以鬯在《益世报》做副刊主任，他凭借多年办副刊的经验和自身的文学功底，把《益世报》副刊办得从形式到内容都新颖独特。被内行人和读者誉为“星马华人报业的一朵奇葩”。
然而，《益世报》前后只办了四个月，就因经济拮据而被迫停刊，“五虎将”不得不“罢笔”而去。
刘以鬯离开《益世报》之后，应《新力报》的邀请，担任该报的总编辑。不久，又入《中兴日报》任编辑主任。1954年，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兼编副刊。后又返回新加坡，在刘西蝶为董事长的两份报纸任职：《中兴日报》任编辑主任，《锋报》先后担任编撰和主笔。
随后，刘以鬯又在《铁报》、《钢报》做主笔与主编。时间都不太长，从1952年至1957年，刘以鬯在新加坡、吉隆坡度过了五年多的办报生涯，先后在七家大小报纸任职，真正体验到了生存与创作的矛盾。
文学之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跌得支离破碎，1957年他离开《钢报》后又因病失业，于这一年秋天返回香港，重入《香港时报》编副刊。
所编《浅水湾》副刊，主要译介当时西洋文学和美术，鼓励创作，是当时香港华文文学的主要园地之一。
1963年，《快报》创刊，刘以鬯被聘请为《快活林》和《快趣》副刊编辑。1981年9月，《星岛晚报》文艺周刊《大会堂》创刊，他是该刊的主编。
从四十年代初期起，近半个世纪，刘以鬯都在做报纸副刊编辑。凭借他丰富的编副刊的经验，竭尽所能殚精竭虑地营造文学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为新加坡、香港文学留下了不息的“薪火”。
当时香港的报纸副刊很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走通俗道路的，而香港刊登严肃文学作品的纯文学副刊和杂志又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刘以鬯在主编的副刊中，利用他手中的发稿权，千方百计地为严肃文学“挤”出一席之地，使那些有一定文学主张、不愿与世俗妥协的作家，有一个展现的空间。
近半个世纪，刘以鬯致力于文学的探索，使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这是世人瞩目的，而其在副刊园地为严肃文学求生存与繁衍所付出的心血，却常常被人忽略。
更为惊叹的是，他后来主编的《香港文学》杂志，始终坚持严肃文学的创作精神，给浓郁的商业之都增添了一块文学之绿荫。在这一意义上，刘以鬯对香港文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刘以鬯不是在无意识做这些“挤”的工作的，他是清醒地维护文学的纯洁性，是其健康发展的耕耘者。他曾指出：
我觉得报纸的副刊和香港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这几十年间，文学杂志也出过不少，但副刊产生的作用更大。可惜在香港办报的人多以赚钱为第一目的，所以副刊对严肃文学的推动还没有全面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严肃的文学作品是在副刊上发表的。
其实，我将这一类属于文学范围的文章“挤”入版面，根本是违反报馆当局所规定的方针的。报馆当局规定副刊走“通俗”路线，我为了严肃的文学不被商品大潮冲掉，总是将一些具有价值的严肃文学“挤”入副刊，完全不考虑事情可能引起的后果。
也斯的专栏、西西写的小说、施叔青写的专栏，在《快报》副刊发表时，也常常被报馆中人指为“难懂”或“不为读者所喜”。
我对那些流传在同事间的“闲言碎语”，一直采取“此耳入那耳出”的态度，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我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一个可以全权处理稿件的副刊编辑，无论压力怎样大，也不能让低级趣味的文学商品将严肃文学冲掉。我在香港编了三十多年副刊，一直在做“挤”的工作，将严肃文学“挤”入文学商品中。
——（见《知不可而为一一刘以鬯先生谈严肃文学》，原载1987年8月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六辑）。
在《快报》，刘以鬯编了二十五年副刊（从1963年到1988年），在通俗文学铺天盖地的浪潮中，易君左的《意园随笔》、陈映真的《万商帝君》、梁锡华的《独立苍茫》、也斯的《我之试写室》与《书与街道》、西西的《候鸟》与《我城》，以及吕寿琨、司马长风、董桥、戴天、施叔青、吴煦斌、李维陵、黄维梁等作家的文章都在此报上发表和连载。
不愿意看到严肃文学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失去生存的空间。在这种坚守中，刘以鬯不是没有压力，从同事中的“闲言碎语”到上面高层的干涉，他都独自去承担和化解。
也斯在《现代小说家刘以鬯》一文中这样描述刘以鬯面对“压力”如何化解的：
“报馆定的当然是商业路线，对副刊编辑也有压力。每次压力下来，他就约多几个通俗栏目，或者把什么言情的东西抬到报端；压力稍缓了，他又继续刊登文艺性的实验。
在《时报》编的《浅水湾》和后来在《星岛晚报》编的《大会堂》是两个广为人知的文艺园地，但我认为他在其间编了廿年的《快报》副刊更能见到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容纳文艺的苦心，而在作者与作品的质量上恐怕都更可观。”
也斯说他自己在当时《快报》的副刊上写稿有很大的自由，从各种文艺评论到小说散文创作都试写过，报馆的压力也为他们不知地给编者挡去了：“不是因为有什么功利的关系，纯粹由于编者对文艺的坚持而已。”
在刘以鬯编副刊的三十年里，值得重笔浓彩的是，《香港时报》的《浅水湾》副刊和《星岛晚报》的《大会堂》副刊。它们对香港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对刘以鬯自己在未来几年的创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关系。
在这一时期，刘以鬯因为办刊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不能不说是这些作品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也因此产生了后来震撼中国文坛的《酒徒》、《对倒》为代表的一系列实验性小说。
编辑《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是在该报销数下降的时候。报馆决定改版，希望刘以鬯能给这个副刊一些新面孔和活力。
于是，刘以鬯利用这个机会，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一次革命。
正式改版是在1960年2月，名称没变，但其内容却在刘以鬯的手里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从过去的通俗文学变成了纯文学副刊。
改版第一期的“本报启事”指出：《浅水湾》为一综合性之副刊，译文创作并重。除介绍新知识外，并注重趣味化，内容有短评、人物志、日日谈、内幕新闻，世界猎奇、风土志、集邮、音乐、唱片介绍，漫画及木刻等。
由此可见刘以鬯在实施他的文学副刊编辑方针，与报馆改版所力求达到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如《香港时报》1960年2月15日正式改版后最初的几期《浅水湾》有图文并茂的《开场白》，有图画、有文字，虽然发表了谈毕加索、毛姆、萧伯纳，海明威等作家的文章。
改为文学副刊以后的《浅水湾》，在内容上致力于介绍西方现代文艺，特别是前卫文学，对那些有创新意图的作品和独到见解的文学批评，刘以鬯是竭力将他们推向版面。
《浅水湾》变成纯文学副刊后，团结了一大批香港本地的作家和台湾一些作家：其中有昆南、卢因，王无邪、吕寿琨、学工、马朗、西西、王敬羲、十三妹等香港作家，台湾作家中经常为《浅水湾》写稿的有纪弦、叶泥、魏子云等作家。
在版面编排上，刘以鬯是个唯美主义者，《浅水湾》的版式设计独特，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
刘以鬯先生
刘以鬯在后来回忆《浅水湾》副刊说到：
“在国内编副刊时，我是很重视画版的技巧，因为画版样是一种表现，一种艺术，没有一个好的副刊编辑不会控制版面。但在香港，画版样的技巧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读者无此要求，报馆老板也不重视，副刊的版面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每年改一、两次，甚至几年都不改。这种作法，我一向不赞成，因此，报馆决定革新时，我不但将《浅水湾》编成纯文艺副刊，也在形式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见关秀琼、温绮媚细谈《浅水湾--刘以鬯访问记》，原载1983年9月香港《文艺杂志》季刊第七期。）
一时间，《浅水湾》成为香港文学界同仁关注和欣赏的文学园地。
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浅水湾》对香港文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昆南赞《浅水湾》是香港“报章副刊的‘沙漠中唯一的绿洲’” (见昆南《文学的自觉运动》) 。
李英豪在《梦与证物--怀好望角现代文学艺术半月刊》(原载香港《文艺》季刊第七期)上，认为《浅水湾》对台湾和香港的文坛影响力是无从估量的。
说到《浅水湾》在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贡献时，卢绍灵说：
“说到将西方现代文学具体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浅水湾》是跟《文艺新潮》之后出现的第二名功臣；不但走在台湾之前，且直接影响和促成六十年代文坛之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文艺新潮》首先介绍存在主义给香港读者，如果我没有记错，《浅水湾》是介绍意识流较旱的香港刊物。”(见卢绍灵：《回忆（浅水湾）--兼谈(现代人之论)》，原载1985年7月3日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
诚如以上评价，《浅水湾》在刘以鬯的致力编辑下，确实在香港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时代的久远，更让人看出刘以鬯先生当年的卓识远见。
《浅水湾》在刘以鬯的经营中，虽呈现出一片文学“重镇”的繁荣景象，但与报馆当局的初衷、与市场需求毕竟相去甚远。一年以后，报馆当局就决定《浅水湾》再次改版，主编易人。刘以鬯去编该报的小说版兼编娱乐版。但对文学的初衷，刘以鬯并没有改变，在他编辑的小说版和娱乐版上，仍能时不时地看见“挤”进的一些评论文章和读书笔记。
1981年9月30日，香港《星岛晚报》的文艺周刊《大会堂》创刊，刘以鬯出任该刊主编。这是一份香港文坛的重要文艺周刊，在刘以鬯的主持下，历时九年半，最终在1991年4月由报馆当局决定停刊。
《大会堂》注重对现代文学和文艺思潮的介绍，其办刊宗旨是积极倡导创作具有创新意图的作品，撰写富于独特见解的评论文章。
刘以鬯主编的《大会堂》文艺周刊，在九年半的时间内，一共出版了四百八十一期，发表各种文章二干一百多篇。它一直坚持严肃、认真的编辑方针，始终保持严谨、开放的鲜明特色，在繁荣香港文学创作，发展文学评论，培养青年作者，介绍外国文学，交流文学信息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以后的香港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期间，刘以鬯究竟做过多少家报刊的文学编辑呢？香港的读者也许仅仅记住了在什么报纸的副刊上曾经读过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至今记得也只是个中心大意吧！但那些文学作者不会忘记那个清瘦、气宇轩昂的副刊编辑的，作者忘记不了的不仅仅是他那和蔼、谦谦的君子风度，更无法忘记的是他那颗对文学如此执着的拳拳赤子之心。
在香港，在海外华人文学圈里，刘以鬯的名字还和《香港文学》杂志联系在一起的。
1985年1月，刘以鬯创办了《香港文学》月刊。在出版物众多的香港，《香港文学》是一份一流的纯文学杂志，从1985年1月至2000年6月刘以鬯离开，已出版近二百期。
这份杂志，以特有的风采屹立于香港文坛。在刘以鬯手里，这份杂志成了香港文学的中流砥柱，对抗着商品之都的文学商品化的压力，高风亮节地坚持维护严肃文学的纯洁性，使《香港文学》成为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桥梁。
“不让纯文学失去活动的空间。”这是刘以鬯十五年来坚持将《香港文学》办成一份一流的纯文学刊物的宗旨。
然而，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社会，面对多样化的现代传媒和休闲性的流行读物的冲击，创办一份《香港文学》这样的纯文学杂志，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严重的威胁。
在《香港文学》创办五周年时，刘以鬯在六十一期的《香港文学》上发表了《在荆草棘木里行走》一文，道出了其中所受过的遭遇：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香港办纯文学杂志，满路荆棘，有许多障碍需要排除。读者的接受水准越来越低，出版商又习惯以销路大小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消闲商品充斥书市，严肃文学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面对严峻的现实，刘以鬯并没有气馁，而正因为现实如此，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严肃文学无论如何也要在香港有一席生存之地：
“我们对严肃文学的存在价值从不怀疑，而且认定严肃文学的功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受到重视。严肃文学不是供消遣的，对人类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因此，虽无披荆斩棘的能力，却愿意在荆草棘木里走出一条小路。我们无力阻挡消遣商品像浪潮般的扑击，但有责任不让纯文学失去活动的空间。”
在如此坚定的信仰之下，在刘以鬯披荆斩棘的奋斗中，《香港文学》首先成为一座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它让世界华文文学的名家们活跃在这一方舞台上。正如端木蕻良所言：
“《香港文学》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它团结各方面的作家，介绍各种文学流派。它以香港为中轴，向海内外文学家提供园地，交流、切磋，互相促进，使之成为一个璀璨的文学舞台。”(端木蕻良：《祝愿》载《香港文学》第八十五期，第七页)
十五年来，《香港文学》在刘以鬯主持和精心编排下，成为世界华人作家的文学园地，发表了世界各地华人作家的许多优秀作品，无论是流派回异的诗歌，多品种的小说，多风格的散文，还是思辩尖锐的评论以及种种史料，总之，《香港文学》所呈现出的是前卫的异彩纷呈，它包容、大度，以大海不拒百川的胸怀，让《香港文学》成为颇有观赏价值的文艺百花园。
刘以鬯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文学探索中，他不仅将杂志以丰富的内容取胜，在杂志的外观到内页的形式上，都以独特创新为宗旨。因此，长期以来，《香港文学》以它丰富的内容，新颖优美的形式，多姿多彩的风格，典雅大方的装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和鲜明的风貌。它不仅坚守了香港严肃文学的阵地，推动了香港严肃文学的发展，而且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窗口，成为繁荣世界华文文学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