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文学创作有很多绕不过去的东西，个人天赋是一方面，多读书和多写是必须的，生活基础也必不可少，还有就是能遇到好的编辑，好的引路人。
我搞文学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和编辑。
八十年代所谓的文学圈，应该是一个大圈。
只要你是爱好文学的，管你认识不认识，管你的水平如何，都能形成横向联系。
只要有机会，老的，水平高的，都乐意毫无保留地对新手传授创作经验，对新手的作品提出衷恳的意见。编辑都愿意拉文学青年一把，看到底子不错的稿子，哪怕改了三分之一，刊登出来的情况经常是会有的。
进入九十年代，再往后，情况就不同了，大概是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大家都在忙自己的自留地，资本主义的自私本质慢慢地体现出来了。
文学爱好者要想再得到我们当初得到的那种厚爱，大多数很难。
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的作品，想进入大刊物，也是非常难的。有的初审编辑通过了，开了签审意见，到主编那儿被枪毙了。编辑会把自己的签审单夹在退稿里退回来，这是我最大的快慰和无奈。快慰的是编辑的负责精神，无奈的是非常遗憾。
好在文学的惯性还在，文学的天空还很大，国内国外的报刊杂志多如牛毛，给我们创造了不少施展的空间。
那时候，我们不仅在国内向报刊投稿，还向港台和东南亚的中文报刊投稿。
文学青年的文学作品，就像天上的流星一样，四面八方的到处乱飞。
就这样，在我老师的引荐下，有幸认识了新加坡的作家山河先生。
所谓的认识，也就是我投去稿子，他帮我推荐，没有过任何交流，也不曾谋过面。我的小说，络续在《新加坡文学》、《新加坡小说半月刊》等报刊得以发表。
在山河先生的脑子里应该是把我看成一棵文学的苗子，对我有一种格外的关照，寄过去的稿子，没有一篇退稿，都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
后来，新加坡作协搞一个文学活动，山河先生以作协的名义邀请我去参加。
我算了一下飞机票，要好几千，当时真的拿不出来，只好放弃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老婆下岗，由于家庭生活经济压力太大，我的生活，我坚持不住了，放弃了文学，下海了。
为了减少内心的苦痛，阻断了跟文学圈里的所有联系。
当一个人放弃追求了十多年的东西，内心的挣扎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那段时间，我是时常想文学，而不碰文学；每天看文学作品，而不再去动笔。
2000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某出版社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山河先生的一本散文集，内容主要是写大陆见闻的。
用这种方式邮寄，想必山河先生这本书，在大陆上也是自费出版的。
当时我羞愧难当，看看先生的精神，再看看自己，真是无言以对。
那一阵子，我又产生了动力，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了几个中篇小说，朋友建议我去投稿，我一直放着，到现在还在Ｕ盘里。
作品能否发表，好像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按年龄推算不知山河先生还健在否？前几年我侄儿在新加坡留学，我思考再三，没让侄儿去找山河先生。
我是个文学的叛徒，找到他，我能说什么？
山河先生，遥祝你身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