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被侵犯的她，在16岁那年开始宣讲性教育，上亿人次观看

高中女生姚思璠开始向身边的同龄人普及性知识时，她16岁。两年来，关于“你太年轻”、“未成年，懂什么”的质疑，她听了很多，但每听到一次，都会令她更深切地感受到：性教育的开始，永远不嫌早。

口述 | 姚思璠

文 | 韩逸

编辑 | 金石

网站右下角弹出色情片弹窗的时候，15岁的少女姚思璠没忍住点开了它。

她第一次看到了“性”是怎么一回事，“肾上腺素飙升了”。她没跟任何人谈论起这件事，像大部分中国的高中生一样，默默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有关性的自我教育。

一年以后，她和另外8名高中生一起，创办了一个青少年性教育平台，开始对身边的同龄人“谈性说爱”。如今，在各种不同场合，姚思璠大声地聊着月经羞耻、教同龄人如何在地铁上对付“色狼”。

以下，是姚思璠的自述——

“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评价一下我国的性教育现状。”这是一年多之前，我在准备一个公众演讲时，对方提出的要求。面对这个问题，我彻底犯了难——因为，我该怎么去评价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

从小到大，我们接触的最普遍的性教育是什么样的？我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是：“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姚思璠调查后发现的未成年人获取性知识的途径

我最近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去年的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坐在一块儿看电视，演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故事。其中有个情节，一个村子里的人批评一男一女“搞破鞋”。我表弟忽然冷不丁地问：“什么是搞破鞋？”全家顿时陷入了迷之尴尬，我小姨在不可察觉的短暂沉默后回答，“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然后，她换了台。

我表弟的遭遇代表了我和身边小伙伴共同的性教育程度：根本没有性教育。小时候问父母“我从哪里来”，“电视剧里抱在一起的人在干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可是，好不容易终于长大了，我才发现，关于性，我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比我还要夸张的是我的一位男同学。他平时讲荤段子的时候非常溜，把调侃“性”作为一种幽默，看到女同学不好意思，他笑得更开心，看起来是个妥妥的“老司机”。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经血是蓝色的：“电视上的卫生巾广告，用的不就是蓝色液体吗？”

我当时就黑人问号脸了。如果说这位男同学的无知暂时不会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另外一位好朋友的性知识真的让我震惊：她靠做人流避孕。

在谈恋爱之后，她怀孕了。这不完全是意外，因为她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怀了孕就做人流啊，满街不都是人流广告吗。”这个答案让我意识到，我们的世界病了，人流广告比课本上的性知识还多，我的朋友只知道人流可以中止妊娠，却不知道人流可能会导致子宫穿孔，不孕症，月经失调。

更何况，人流多疼啊！

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关于“性”这件事，我们看似有所了解，但实际上的认知却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于是，在参加哈佛大学主办的一个社会创新比赛时，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和来自不同高中的8名同学一起，走上了性教育这条路，既然没有人来教给我们性知识，那我们就自己教育自己。

那是2015年，我正好16岁。

我“倒霉”了

决定做性教育之后，我在身边的同学中进行了一项调查，想看看他们到底如何看待“性教育”这件事。结果，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大写的拒绝和尴尬。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羞耻——长久以来，我们都觉得，“性”是一件羞耻的事。因此，我想做的就是消除这种羞耻，第一步，就是“月经羞耻”。

我第一次“倒霉”是在6年前。

发现自己月经初潮之前，我没和任何同龄人交流过这个问题。对它所有的了解也仅限于小学生理卫生课上老师直接跳过的那部分章节，以及，高中生物课本上薄薄的半页描述。

当天晚上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妈轻轻走进我房间，坐在床边，用蚊子大的声音跟我说：“这个东西叫‘大姨妈’，还有的人叫它‘倒霉’……”我心里莫名就有了羞耻的感觉。“从此之后你就是大姑娘了，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不能表现得太轻浮。”

第二天我在逛淘宝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叫卫生巾收纳包的东西。它的上面写着“shh, secret”，这也增加了月经的秘密感。

“倒霉”、“大姨妈”，成了高中女生对月经最普遍的叫法，而“月经”这两个字，似乎成了犯忌般的存在。后来在视频采访中我们发现，对于月经的羞耻心几乎是所有女生的共识，就连男生在面对我们的提问时，也会反问：“天呐，我怎么会知道这些？”

姚思璠创办的“小翅膀”用漫画的形式讲述的“月经羞耻”

潜台词当然是，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

但我遇到的一件事，却说明了男性“需要知道”的重要性。有一次我忘带卫生巾，向一位同学借。她拿出了自己备用的卫生巾给我，粗制滥造、没有任何品牌以及卫生说明。原来，她在父母离异后跟父亲一起生活，而父亲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这类事情。因为不好意思跟父亲开口，她只能从电视广告里了解月经是什么，再从小卖部买最便宜的卫生巾用。

对于这件事，除了女孩自己不敢说，还有一种情况——就算鼓起勇气说了，也没人在意。我曾经陪一位痛经的同学去医务室。因为不好意思，我们跟老师请假的时候只说是胃疼。她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可好不容易坚持到了医务室，医生只给了她四个字，“多喝热水”。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羞耻心和神秘感伴随了我整整6年。我们会在一股热流涌动之后非常紧张，请要好的女同学帮忙看一下是否有血流到裤子上，也会在向同学借卫生巾时，趁人不注意赶紧塞进口袋里。

仔细想想，一个女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羞耻感中。发育羞耻、来月经羞耻、爱美羞耻、谈恋爱羞耻、上床羞耻、生孩子羞耻、喂孩子羞耻、家暴闹去公安局羞耻、离婚羞耻、二婚更羞耻……简直无穷无尽。即便到了今天，月经早已不再是迷信社会里的“不祥之物”，但也从没被当作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因此，我们给自己的平台起名叫做“小翅膀”，有卫生巾上面小翅膀的意象，也有自由、轻灵的寓意。在微信公众平台的“介绍”一栏，我们写道：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消除大家对于“性”的羞耻，让小翅膀不再躲躲藏藏。

“大人们”的冷水

向身边的同龄人普及性知识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学习的过程。

我阅读了大量科普文章，还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去知乎、微博搜所有和性教育相关的公益组织，给他们留言：一群高中生，想要做好性教育这件事情，请求你们的帮助。英国的性教育组织玛丽斯特普中国代表处一天之内就回复了我的留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也给我们介绍了更多的性知识网站和平台。

在自我学习的同时，我们还意识到，年轻人做性教育，就要用年轻人都能接受的方式。

团队中一位成员的表姐擅长画漫画，我们就请她画出一些幽默的场景，用萌萌的画风，设计了很多漫画和视频。谈论的话题也渐渐的由月经羞耻扩展到了性教育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地面对自慰，如何合理避孕，同性性行为并不是感染艾滋病的充分条件……

小翅膀团队成员调查并制作海报向他人介绍。图 / TEDxDMU

被“小翅膀”影响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很多陌生人跑来表达对我们的喜欢，在后台留言感谢我们的科普。我们开始参加很多演讲和分享，发布的内容被各大媒体转载，我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有了一点“网红”的体验。

但是，冷水来得也很快。

很多“大人”都对我们所做的事有所质疑，而他们质疑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这么年轻，懂什么啊？

在参加《我是演说家》时，我遇到了以喊麦出名的MC天佑，他听了我的演讲内容，没憋住笑。他说，“你这，未成年，搞这个，不是纸上谈兵么？”

我演讲当天的评委之一是“局座”张召忠老师。他鼓励了我，可没给我通过。理由是，“未成年人在电视节目上谈性教育，还是太小了。”

而这些“大人们”的冷水中，最大的一盆，来自我们的亲人。

我的合伙创始人王欣，负责运营“小翅膀”公众号，每篇文章都积极转发。有一次组织“让流动儿童接受性教育”的众筹时，她不小心把链接扔进了自己的家庭微信群。

“轰炸”开始了。整整一天，她的姑姑、舅舅、大叔、大伯轮番来电，姑姑跟她聊了整整一个小时。她说，“不反对你恋爱，但不能做这个年龄不该做的事情，发生性行为。”王欣无奈地挂了电话，发现她姑姑还在一条很火的微博下面@了她。王欣跑去一看，微博内容是西安某高校开展青春无悔课，要求女生签署“拒绝婚前性行为承诺书”。她的姑姑在下面留言，“很多孩子太年轻太天真！什么都不懂！应该多向学校学习！”

其他团队成员也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亲人的苦口婆心，“虽然你以后要出国，可是思想不能被资本主义腐蚀，女孩子要懂得守贞对不对？”面对来自至亲的否认，我们遭受了暴击。最开始入坑的人，不再积极地转发推送了。

我倒是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在转发的时候，直接屏蔽了爸妈。

是的，即便我在外面有了性教育平台“小翅膀”创始人的头衔，有几亿人次看过我讲性知识的视频，我也从来没有跟父母提过半个“性”字，在他们眼中，我还仍然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特别倔的小孩儿。

不是刻意禁忌，而是感觉确实无从讲起。我们的团队，最多时有十几个人，可现在还在热心忙活这件事的，只剩下了三四个人了。

她把流氓从西单骂到了公主坟

我差点儿被这盆冷水浇透，但最终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是——也许我们暂时还无法改变那些“大人们”，但真的改变了一些同龄人。

曾经在一次同伴教育活动中，有位女孩分享了自己在地铁上被性骚扰的遭遇。在那种羞愤的状况下，她想维权，想喊，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那是2016年春天，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关注性侵的话题，在林奕含事件等社会热点出现之后，第一时间推送了《遇到性侵如何自保？》《每个人童年中都有一个来自“猥琐男老师”的阴影》等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遭遇性骚扰后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公众演讲中大声谈“性”的姚思璠。图 / 受访者提供

一个学期后，我又见到了那个女孩，她谢了我。因为，她又在地铁上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但这一次，她没有默默忍受，而是把那个人从西单一路骂到了公主坟。

我也很想感谢她。因为，那次分享中，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我在童年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我的年纪太小，完全不明白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只是在近十年之后，我在看到电视上类似镜头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当年幼小的我，被侵犯了。

当中有很短的那么几天，我感觉自己“脏了”，天天靠五月天的歌给自己勇气，“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会亮。” 这种情绪让我困惑，促使我去浏览网站和相关的性教育公号，去缓解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而在做“小翅膀”之后，更多的认知和了解也让我渐渐地走出了那段往事，开始正确面对，并重新悦纳自己。

现在，我已经结束了高中学业，在新加坡读大学。在这里，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性教育这件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一次参观活动中，有个性教育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带我们去看了当地为需要帮助的性少数者提供的住所，他笑着跟我说，“我就是个变性人。”当时，我被他那种阳光的笑容小小地冲击了一下。因为，我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变性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在社会的角落，不敢、也不会如此大大方方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也让我想起了当初在参加那个社会创新比赛时遇到的一幕。一位北大医学院的教授问了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欧洲已经有很完善的性教育系统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过来，小翅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回答他，“我们要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教育”，全场爆笑。

我承认，这是一个抖机灵的回答，因为当时的我还无法更有力地给出“无法照搬”的理由。来到新加坡后，这个理由就摆在眼前——国情不一样，性教育的基础不一样，怎么搬呢？

尽管无法把别人的搬进来，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不能搬出去。因为热衷于了解当地的性教育现状，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流行约炮，对性侵事件中的受害方也有谴责的声音。于是，我也联系了一些新加坡当地的高中学生，在线上通过微信群分享性知识，同时试着通过他们，走进新加坡学生的课堂。我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公众号，叫做“肉豆蔻”，用结合热点的方式推送一些性知识。

今年我18岁，依旧很年轻，但我已经做了两年性教育的尝试，年轻从来都不是不可以做这件事的理由，就像当初“局座”质疑我时，我回答他的那句话：“性教育的开始，永远不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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