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个夏日傍晚，北京某个不起眼的小院里，一位70岁的老妇正在主持着家庭会议。
当着全家人的面，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决定将家里所有财产的80%捐给国家。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国家不计前嫌主动帮助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祖国的时候了。”
次日，这位老人果然就到政府部门去捐了款，而她捐赠的金额则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那到底是多少钱呢？
足足24亿！
当着所有被惊得呆住的工作人员，她一点没骄傲，反而很卑微地说“我替我丈夫，国家的罪人前来赎罪了！”
一位普通的扫地大妈怎么会拥有这样一笔惊人的财富，她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她又为何会称自己的丈夫为国家的罪人呢？
人民币
这位捐款的老太太名叫耿碧琰，曾用名赵碧琰，这两个名字在民间确实没什么名气。但若是提到她的丈夫，伪满洲国首任“立法院长”赵欣伯，想必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赵欣伯，1890年出生在河北省宛平县，自幼便聪颖过人，在少年时期先是在清政府担任过禁卫军卫兵，然后又进入省立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在辛亥革命期间，心存救国之心的他还曾加入过国民党。
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将会成为新中国的栋梁。完全没人料到，赵欣伯的人生路竟会越走越歪，最后竟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亲日派大汉奸。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赵欣伯化名为“刘笑痴”逃往大连，靠着一份给日本人做中文教师的工作糊口。直至1915年，他终于费尽心思寻求到了一个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的机会，而正是这段留学的经历，让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折。
赵欣伯
赵欣伯在日本留学时的生活真可谓是多姿多彩。在学业方面，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颇受外界的追捧。在社交场上，他又认识了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得到了这些人的赏识，被成功收入日军麾下。
在周边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赵欣伯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1926年，在日军和张作霖之间达成共识，即将开展合作之际，赵欣伯被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本庄繁推荐回国，承担起东北保安司令部法学顾问的重任。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作为张作霖和日军之间的翻译官，翻译双方所说的话，抓住一切机会帮日本谋求利益。
在日军的帮助下，张作霖很快便成为了东北三省兵力最强的将领，而和他狼狈为奸的日军，同样也借着赵欣伯的帮助，将自己的势力迅速渗入到我国东北领域。
张作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便迫不及待想在这混乱局势中，控制住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奉天（今沈阳市）。汉奸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因此收到特别指令，趁势成立“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对外宣告奉天“独立”。
他们先是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捧上了“奉天市长”的高位，不过没几天，赵欣伯就接替过了这个位置。为了表明奉天政府是脱离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独立政权，赵欣伯还曾在公众面前发表过这样一段演讲：
“现在就应该听日本人的，这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还要执迷不悟，那就是自取灭亡啊！”
此话一出，所有在场的百姓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完全不敢相信，这样的话竟然是从一个中国人口中说出来的。无数道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的眼神，纷纷像倾斜而下的刀子雨一样砸在赵欣伯身上，可他的良知却一点都没有被唤醒。
赵欣伯在这条助纣为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久后还向日军提出了建立“伪满洲国”以及将长春改为“新京”的建议。这两个主意完全击中了日军高层的心坎，他在日军中的地位瞬间就因此迅速提高。
赵欣伯作为“满洲国的产婆”，在“伪满洲国”正式成立之后，还受到了日军的大力褒奖，被赐予了首任立法院长的重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升职，他在欣喜若狂之余，还一点没忘记要带上珍贵的礼物去拜访帮助过他的日本军官。
“伪满洲国”高官合影
看到如此“懂事明理”的赵欣伯，日军高层对他的评价就更好了，甚至还给他安排了去拜见日本天皇的机会。这次拜见之行后，赵欣伯不仅得到了许多天皇赏赐的金银财宝，在日军里也成了炽手可热的红人，很多人都希望能通过他和日军搞好关系。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其中一员。溥仪在逃出紫禁城后就一直蛰伏在东北，眼看着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掌控权日渐强盛，他便忍不住开始做起“借日军之力，复辟帝制”的白日梦，赵欣伯的出现恰好就成了一个最合适的突破口。
为了能让赵欣伯帮自己在日本人面前说些好话，溥仪开始频繁地贿赂赵欣伯。不管是金额巨大的现金还是珍贵的古董，赵欣伯全部来者不拒，此时此刻他早已忘记了仁义道德，眼里就只容得下钱财和利益。
因为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不管日本人扶持谁，始终还是他们自己在中国当家，我都能跟着吃肉。”如此不管国家的安危，只顾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势必是会遭到报应的。果然，已经飘在云端的赵欣伯，很快就尝到了坠落地狱的滋味。
那时候，他一边一边帮日本人做事，一边从医药和药物运输方面获取不少的油水，贪到了日军所不能容忍的地步。再加上，暗中窥伺着赵欣伯这个位置的人可是一抓一大把，那些人都比他更听话更好控制。
日军就借机来了个杀鸡儆猴，先将赵欣伯贪污的事情披露于世，再把他赶下立法院院长的职位，彻底封杀在伪满洲国官场之外。
赵欣伯及友人
在官场上被抹去姓名后，赵欣伯并没有因此沉寂。1937时他又携妻带子移民日本，并凭借着自己曾在任职期间累计下来的大量人脉，转型成为一个商人，在日本做起了西药生意，并借着战争的东风，大发了一笔横财。
赵欣伯绝不会让自己坐吃山空，他早在几年前就看好了投资地产是最有效的投资方式，在1934至1935这两年间，他先后在日本繁华地带银座、箱根、狗江购买十几万平方米的地产。
他在签订土地购买合同时，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因为怕用自己的名字购置大量的地产会惹出麻烦，他就将所有房产都署上妻子赵碧琰的名字，并且用了一套法律术语准确指认出谁才是赵碧琰，比如她是左撇子、儿子赵宗阳左眼残疾等 。
即使是购置了大量地产，剩下的金银珠宝还有很多，若是存进银行一定会会惹人注意，那该怎么办呢？赵欣伯灵机一动，在东京的一座豪宅底下建造了一个“丰”字型迷宫，将装满金银珠宝的铁皮箱子用水泥都封在里面。
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
就这样，赵家人在日本过了几年平静又富足的生活。他们没想到，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1939年时赵欣伯又会重新被日军邀请回中国，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一职。
赵欣伯以为自己这次能够在国内东山再起，便将自己在日本的地产全权委托给好友玲木弥之助代为管理，随后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国定居北京。
不过变化总比计划快，1945年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赵欣伯自己也因为“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收押。
家里曾经的顶梁柱在一夕之间沦为了阶下囚，妻子赵碧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她非常害怕家里人会因此受到牵连。慌乱不已的她竟想出一个荒唐的办法，只留下一些便于携带和隐藏的宝贝，然后放一把火，将所有能证明赵欣伯是汉奸的证据全部烧毁。
赵欣伯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家产包括日本所有房子的地契，就在这场火之中全被烧得精光。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赵碧琰才趁着松散的社会环境，用几根金条收买了监狱长，为赵欣伯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他们一家本以为“汉奸罪”一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却没料到新中国对此类人的态度是绝不姑息。
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传讯赵欣伯，他一听便知道这是要对自己定罪了。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很清楚等待自己将是最重的刑法，因此被吓破了胆，突然就在看守所僵直着倒下，猝死了。
处决汉奸的现场
赵欣伯去世以后，寡母赵碧琰的日子也是分外艰难，所有的家产都被国家收走，唯一能挣钱的大儿子被亡夫牵连着失去工作，一大家子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赵碧琰一人的肩上。
昔日的富家太太摇身一变为扫街清洁工，靠着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家用。物质上的贫穷还不算什么，周边邻居们的鄙夷、厌恶就像一支支淬了毒的小箭，当真是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当赵家人生活在一片凄惨之中时，隔海相望的日本却有人因为他们越过越好了。替赵家保管地产的玲木弥之助在得知赵欣伯去世的消息后，便动了将之占为己有的心思。
他向外界称：
“赵欣伯的妻子赵碧琰已经去世了，如果没有其他赵家人前来认领遗产，那么这笔财产将遵循赵欣伯的遗言，全部归我所有。”
并利用这份假遗嘱，成功卖掉了两块地。
利用假遗嘱卖地产
这样数额惊人的一笔遗产，成功钓出了一大堆有歪心思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骗子们，费尽心思想来骗取赵家的财产，甚至有人还伪造了赵欣伯的证件，找到中国驻日本华侨会寻求帮助。
因为这件事涉及的金额巨大，华侨总会也不敢轻易做出判定，无奈之下只好向国内询问情况。国家侨办主任廖承志在得知此事后更是非常气愤，他决心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赵欣伯家人。
1963年的秋季，廖承志终于在公安机关的通力配合下，确定了赵欣伯的遗孀目前正居住在北京。他马不停蹄就从日本赶回中国，想来见见赵碧琰。
那天，赵碧琰和往常一样下班后买菜回家，当她看见在自家胡同门口停着一辆高级小轿车时，心瞬间就提起来了。随后车里走下来三个人，他们对着赵碧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耿碧琰，也就是当年的赵碧琰吗？”
她被吓得连手里的菜都要提不住了，下意识就要否认，可转念一想，人家都找到家门口了，再否认也没有意义，就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三人中领头的正是廖承志，他的突然造访，将一些陈旧的往事再次带到了众人眼前。
廖承志
原来，这世上原没有人叫“赵碧琰”，只有赵欣伯的第一任妻子名叫“王碧琰”。她是一名甘愿自己做青楼女子，用所有积蓄供赵欣伯读书的奇女子，赵欣伯对她爱敬异常。只是不幸，她没能享受上好日子，就因为一场医疗事故意外去世。
如今的“赵碧琰”，原名“耿维馥”，是赵欣伯妹妹的同窗好友。当王碧琰去世后，她因爱慕赵欣伯而主动追求他，赵欣伯虽然答应娶她为妻，却提了一个要求，让她改名为“王碧琰”。
谁能接受顶着一个死人的名字继续生活，可耿维馥同样无法舍弃对赵欣伯的爱。最后她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王姓去掉改随夫姓，即为“赵碧琰”。但是在赵欣伯去世后，她为避人眼目又改回了本姓耿，作为“耿碧琰”。
如此一波三折的改名，成为了她在继承赵欣伯遗产一事上最大的绊脚石。在廖承志的建议下，赵碧琰先是到派出所将名字改回众人熟知的这个，然后便准备跟到日本去打官司。
赵碧琰
但不巧的是，中国在之后的十年，进入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年近七旬赵碧琰也从此安安心心地继续扫大街，每天除了生炉子、蒸窝头外，就是做些缝缝补补零活，丝毫不敢再提及巨额财产的事。
直到1976年，这件事才终于迎来转机。
玲木弥之助去世，外界对此事的报道搞得日本国内满城风雨，日本政府不得不将此事提上日程。赵碧琰就在国侨办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带着收集来的证据坐船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东京。
赵碧琰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胜诉，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在法庭上不仅有自己一个“赵碧琰”，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其他四个赵碧琰。
法院的判定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即便来自中国的赵碧琰是左撇子，也能够描述出赵欣伯地库的“丰字”形状，日本法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此后赵碧琰的律师经过八个月的奔波，找到了十九个证人证言和十八份书面证明，才终于证明了赵碧琰是“赵碧琰”。
1984年9月7日。东京法院作出最后裁决，将这笔巨额遗产的监管权重新归到了赵碧琰的名下。因为这些地产全部在日本，对生活在北京的赵家人也没有多大用处，赵碧琰在得到这些财产后，就将他们全部售卖掉，变现为240亿日元，约30亿人民币。
曾经幸福的赵欣伯一家人
看着这笔惊人的财产，赵碧琰的内心泛起阵阵波澜，她深知这是一笔不当之财，自己拿着也不能心安理得。再想到国家不计前嫌帮自己找回遗产，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她突然萌生出了向国家捐款的心思。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1984年赵碧琰将家人们都找来，宣布了自己要将30亿财产的80%，即24亿元捐赠给国家。赵家人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恰当，是在帮助赵欣伯赎罪。
赵碧琰这样大义凛然、淡泊钱财的做法真是让人敬佩。她比赵欣伯要看的更清楚，只有与国家、与人民站在一起，才是真正正确的做法，为了一己私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只会遭受历史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