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在《道法无常: 新加坡公共管理之道》一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这本书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于文轩博士的最新力作，5月7日，隆道研究院和草根书屋联合主办了该书的图书分享会，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座无虚席。于文轩博士的精彩讲座吸引了阵阵掌声。
下面是讲座全文，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道的边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
感谢隆道研究院和草根书室给我这个机会围绕我的这本小书，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个人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是围绕着这个书名《道法无常》，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道，有道这个东西吗？公共管理学如何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新加坡能为我们提供哪些启示。我想从自己在新加坡这几年的生活、工作的经验里，以小见大，分享一下，新加坡给我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首先我们来说下“道”, “道”这个词现在不管是在东方和西方都非常热门。英语里的“道“ Tao 是直接对道的音译。简单说来，道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个事物既指自然界也指社会。有没有道呢？如何认识这个道呢，是两个所有哲学和神学都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本书的书名是《道法无常》，很多朋友以为我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不认为有道的存在。其实我还是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一些最底层基本运行规律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就是哲学上最本源意义的道。现在大家公认的现在健在的最有智慧的物理学家霍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追求女友的高招就是说他要做的是发现”Thetheory of everything” 。非常高大上，非常有吸引力吧。这就是那个道。我是非常担心人工智能发展的，因为我们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所做的都是在逼近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这个道。当然自然界、人和社会是个非常动态和复杂的系统，从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离最后发现道，还非常非常遥远，我们只是在路上。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道不是这个层次的道，我说的也不是在”术”这个层面的道。英语世界里很多畅销书都喜欢用Tao什么什么做书名，其实讲的是在”术”，做为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道，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中观层次的“道”，用我们的学术术语说，我要讨论的是中层理论（Mid-rangeTheory）。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的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和公共管理活动中碰到的大部分的问题，我们的困惑，我们的纠结都是在这个层面。我们常常把这个层面的问题和底层的这个基本的道和作为方法的术搞混淆。
由于包括个人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教育、信息的流通等各种原因，在我们的脑海里充满着大量的观念和思路。这些观念和思路是和我们的信念体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用这些价值、思路和理念指导我们的实践。但是我们很少检讨一下我们这些观念和信念。这个检讨应该有几个层面，第一、这个思路和观念符合事实吗？第二、即使是事实，这个事实有它存在的时间、空间、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我们经常在这两个问题上犯错误。这些问题在传统时代信息流通、信息交换不发达的时候，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地球村时代，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减轻的迹象。信息和知识越来越碎片化，荒谬错误的想法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的过载和人们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混乱，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改善。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社交媒体，喜欢朋友圈的文章。我发现在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中，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讨论的质量都不高，这个问题不是参与者知识水平和名义上受教育高低的问题。在中国，人们把这些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知识分子称为公知，公知本来是个褒义词，但是在中国已经污名化了。不少观点要么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论，要么是对事实的无知，要么就是不讲逻辑的一厢情愿，可惜的是这些观点相当有市场和受众，相当多的人都觉得有道理，并用之来指导实践。事实不清楚还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导致价值观都相当混乱。
我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敏感，乃是由于我自己的经历，特别是跨文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在我的思维和认识里，有各种各样观念和看法，认为这些看法是对的，只有那样做才可以。其实这些看法和认识往往其实是不了解，误解和偏见。举个小例子，我读大学那阵，其实现在也如此，中国国内对于中国人公德心差，不守规矩，素质低有各种各样的反思。国内有知识分子总结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天上三尺有神灵。我想现在这个观点也是相当有市场的。当我到美国读博士，教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发现学校对学生作弊如临大敌，严防死守，就这样我还时不时抓到学生考试作弊。当时我非常震撼，不是说美国人大部分都信仰各种宗教么？校园里学生们脖子下面挂着各色十字架，作弊是一种欺骗行为，在哪种宗教里都是罪，为什么学生们还作弊呢？这只是是我后来经历过的一系列观念冲击中的一个小例子。这些事情都在让我反思我固有想法和观念里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了解事实，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想象附加给现实，另一方面是我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听到中国某些公知，甚至中国国内自己的媒体谴责自己的老百姓没有公德心，出国丢人现眼的时候，动辄拿洋人水平比较高，比较有公德心的事说事，我才写了书中《垃圾的公共管理学》一文，我们不是不承认问题，但是对问题的简单化,对问题原因的简单化是要不得的。有些时候，尽管我们可能不了解事实，但是如果分析方法得当的话，也应该得到正确的结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常识和逻辑。李敖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对一个国内天才青年作家作品的看法，李敖说我从没看过他的作品。记者反问，那你为什么批评他。李敖回答说，你难道要吃一下狗屎，才知道狗屎不好吃吗？ 虽然这话相当难听，但是道理不糙。
这些年从中国、到香港、到美国、到新加坡，学习和研究公共管理学，在跨文化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学习，让我审视、体味、反思了很多东西。在文化冲突里，我体会得越来越深的是分析问题方法的重要性和对“道” （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好的做法和政策的看法）的正确认识的重要性。我们往往有非常良好的愿望，认为发现了事物发展和做好事情的规律和方法，并固执的相信，其他与之不符的都是错的，我们用这些东西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新加坡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我启发很大，我在这本书里总结了一些这些启发。当然新加坡给我的启示，大家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不单单是说新加坡公共管理中好的方面对我有启示，新加坡公共管理当中不足的方面对我也有启发。
谈新加坡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对我的启发之前，我还需要谈一下在美国攻读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和从事相关研究对我看世界和新加坡的影响。这里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学习社会科学重要性的问题，当然这个社会科学是指一个好的方向正确的社会科学。这个判断好的标准，不是说观点是否正确，乃是说认识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得出结论的这个论证过程是不是合乎科学方法论和逻辑。这点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我们整过中文“文科” 教育的痛点。我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非常晚，特别是当你已经有一套自己论证问题方法的时候，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更不容易。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说这个问题是”countereducation”, 一旦被counter 了，你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走出来。我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我在香港开始用英语学习经济学和为了去美国留学，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测试（GRE）。我开始觉得我原来思考问题，论证问题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我把自己那个时候的学习和分析的方法，称为“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式的学习。在复习准备GRE考试的过程中，在逻辑考试的部分，我也参考了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的逻辑部分，应该说这个过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的一个物理学家朋友说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相比有两个强项，一个是写文章，一个是逻辑。我不同意他说的这是语言的差别的这个部分，不过我同意这其实是教育模式差异的问题。
在美国我才开始系统学习研究方法论和用统计学的思维模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大家可能对公共管理学是什么都比较陌生。大家经常把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混淆，认为反正都是关于政府的。其实公共管理学虽然脱胎于政治学，但是现在的旨趣和关注的主题和政治学有比较大的差异。政治学关注的制度设计、民主机制，包括投票在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选举官员和机构的行为和运作的问题。而公共管理学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在给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政府管理自身，以高效的方法提供高质公共物品的问题。用美国两名非常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的话来说，美国过去10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就是要在无效的政治系统里创造有效率的行政单位。公共管理学是以实践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公共管理学有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就是公共管理学研究也是要探求规律的，也就是道的，但是公共管理学的实践属性，决定了它探求的不是抽象的道，而是可以具体直接指导实践的中层理论。在整个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有过几次闪亮的火花，对于我们非常有启发。一是赫伯特.西蒙对于公共行政原则学派的批评。公共管理学的起点是如何让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和政治区分开来，让政府管理的更有效率，早期的学者受到科学管理主义的影响，总结了一系列管理的原则，认为不管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只要想追求求管理效率和产出，就必须遵从这一整套的最佳管理原则。40年代赫伯特· 西蒙对这个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所谓的原则（道）是些没什么用处的自相矛盾的格言，我们真正需要研究的不是这些看似普世的规则，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具体的场景里，人的行为决策模式。赫伯特· 西蒙因为对这个不满，离开了公共管理学界，去计算机系任教成为人工智能的先驱，他也因为对人理性假设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古人其实对管理，对政府管理，进行了大量的原则和规律性的总结，为什么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呢？按照赫伯特· 西蒙的观点，就是我们没有发展出可以有效指导实践的中层理论。另一个很有启发的讨论也是在4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提出在进行比较行政学研究时，跨国跨文化学习的可行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尖锐。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时刻提醒我们注意任何所谓原则和理论发生的条件，经济学讲在给定条件下求极值。我们要时刻挑战各种看起来、听起来很美好、很鼓舞人的论断（鸡汤）, 审视它存在的假设，存在的条件，和它内里的逻辑。这个不单单是学者应该有的习惯，其实是应该是每个公民的思维习惯。这样在生活中，可以少被忽悠，少交点智商税。
在那个时期，我觉得公共管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发展了我批判思维的习惯。这个是我刚到美国，印象最深的一点。作为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和学者，要时刻保持警惕，警惕那些广为大众接受的观点，要避免一切思维简单化的倾向，不唯上，不唯书，探寻和批判观点和所谓规律背后的假设和逻辑。然而一个缺点是，尽管在60-70年代美国比较公共行政学兴起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比较公共行政学在美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公共行政学的应用取向，让美国学者很难关心其他国家的实践，很难认为其他国家公共管理方面有经验可以为之所学习的。所以我当时对公共管理学的学习主要都是美国中心主义的，学习的是在美国民主制度框架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和管理方式和方法。那个环境里很自然的认为美式的民主制度，美式的管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方法是最好的。
实话实说，我一开始对新加坡还是有不少偏见的，比方说来之前我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罚款国家，法纪严明，惩罚很严，我那时的想象是新加坡到处都是带红袖标的大妈或警察，稍有不服从规范，就开罚单，甚至鞭刑。但是对新加坡的研究，观察和学习，让我对新加坡公共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习什么有了很多思考。
首先中国要学习新加坡很重要的一见事就是把事实搞清楚，其实中国国人对新加坡的认识，很多都是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新加坡的实际。比方说中国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罚款国家，法纪严明，惩罚很严，想象的是新加坡到处都是带红袖标的大妈或警察，稍有不服从规范，就开罚单，甚至鞭刑。
第二、新加坡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对自己独特性的坚持，这个背后是它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和政府领导者几乎都有非常丰富的海外求学的背景，但是他们没有食洋不化，对国情对新加坡社会，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把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很多方面放到新加坡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时空里来考察，如果满脑子都是教条式的原则，是很难理解的。比方说我第一次来新加坡是10几年前，我刚到新加坡，就在酒店看到新加坡报章在讨论西式言论自由适合不适合新加坡的问题。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当时我认为美国民主和言论自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一。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看法在中国知识界也是很有市场的。就连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也在谈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对新加坡了解的越多，越把新加坡放在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缘环境里，我越来越开始体会这点的重要性。在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文化的社会里，维系种族和宗教和谐是如履薄冰，异常艰巨的任务。尽管言论自由是美好的理想，但是不讲条件，没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法国《查理周刊》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宗教本身排他性很强，新加坡政府在维系宗教和谐和族群和睦上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努力是举世公认的。
大家知道李显龙总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他对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发展是很熟悉的。最近他有一个对新加坡公务员的关于政治和行政两分这一议题的发言，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在海峡时报上看到他的发言。政治（民意的表达）和行政（民意的执行）两分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管理的重大问题。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个关系中历史上有惨痛的教训，现在也还在不断调整中。新加坡在处理政治和行政两分的关系上，在社区管理和社会冲突解决上，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的启示也是全方面的。
新加坡过往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对自身特殊情况异常清醒理智的认识，勇于挑战国际偏见，形成自己的治理理论，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因此我把这本书的书名取名为《道法无常》就是想强调“新加坡政府不迷信教条和所谓的普世原则、借鉴一切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精华，事实求是，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独特的治理理念和模式”。这一点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参考和学习。回首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出现的问题也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盲目教条照搬所谓的西方先进经验和政策工具，缺乏对自己社会、文化和国情发展阶段的充分认识。一个非常典型的领域，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也有讨论，就是教育领域。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一些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模式的实然和应然相当无知，几乎在瞎折腾，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把问题搞的越来越复杂。
第三，新加坡能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是它的国际化和开放。它把整个世界展现在国民面前，让国民在拥有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新加坡的护照是世界出国旅行最便捷的护照之一，国际旅行比美国护照还好用和方便。新加坡人在科技、文化、艺术几乎个个领域都有非常优秀的世界级人才，就是因为他们充分融入国际知识和财富创造的大循环里。尽管我不认为新加坡的中小学教育比中国中小学教育优秀多少，但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是和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体量不成比例的。我经常跟我的新加坡本科生说，我很羡慕他们，能在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新加坡的土地和人口规模只是中国一个大城市一个区的规模，但是却有二所世界一流大学。你们知道什么素质的学生要经过怎样严酷的竞争才能进入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名校么？
新加坡充分的国际化，离不开它选择英语作为主要工作和教学语言。在我的书中我特别谈到了国家软实力这个话题。英语作为世界最先进知识载体，掌握英语就意味着掌握了人类先进知识宝库的钥匙。我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大学任教的过程中对这一点的体会很深。非常有意思的事，现在中国国内对英语教育的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现象，对英语教育爱恨交织，教育改革方案花样百出，其实都根本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只能靠科技创新，不学习最先进的科技，不拥抱世界市场，哪来的创新。国内不少人很怕中华文化会被西洋文化打败，总喜欢用鲁迅先生的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来做挡箭牌。其实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话要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不是关起门来，闭门发展。民族的东西只有在世界文明相互竞争的环境下，取他人精华，去自己糟粕，才可以发展壮大，有影响力。没有这样生命力的所谓民族的东西，消亡了又有什么可惜呢。从新加坡教育发展中，中国应该认识到自己整个的思路搞反了，自己折腾的都不是重要的部分。新加坡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甚至具体科目的课程设计都值得中国全面借鉴、学习和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需要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和制度创新，但不是瞎折腾。我在书中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时间关系，跟大家就交流这么多，我把我想说的点说清楚了，待会互动环节，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来讨论。总结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要点就是，我们在分析判断问题的时候要用批判的，客观的，理性的观点来看，时刻警惕，泛意识形态式的简单划一的思考。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是一面虽然小，但是很有启发的镜子。如我在书中所言，“新加坡虽小，但它已经，现在和将要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也正在和在未来也讲会遇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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