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新加坡建交25周年，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到访我国的一系列活动为高潮。
虽说两国建交是在1990年10月3日，但两国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981年互设商务代表处时就已经开始。更关键的是，在此之前的70年代，两国领导人已开始互访，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来说，互访次数相当频密，而且李光耀和邓小平两人之间所谈课题的深度和敏感度，远远非一般可比。当时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实质性的、战略性的、开拓性的，所差的只是由于新加坡受到的地缘政治所限，而无法享受一个名义上的外交关系而已。
两国民间的合作历史则更加久远。仅说1949年之后的情况，太平船务公司早在1956年就积极开拓中国业务，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辟了中国和中东之间的航线；中华总商会1971年率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会晤副总理李先念；大华银行在80年代初在北京开设了第一所办事处；华侨银行早在民国初年就在厦门开了分行，在共和国建立后，它是获准在中国境内连续经营的四家外资银行之一；欣光集团1980年在南京兴建的金陵饭店是首几个获外国投资者承诺投资的大型项目，也是中国房地产发展市场的里程碑。这些都只是众多例子中的极少数。
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合作有了正式外交渠道的辅助，更上一层楼。在两国政府之间，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合作机制。在国家层面，是2003年成立的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各方由一个副国级领导人为主席，双方外交、商务等部门为委员。
在地方层面，新加坡与辽宁、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川七个省份设有双边经贸理事会，由两方省部长担任联合主席，以商务、经济、投资等部门和一些企业为理事，共同推动两地的经贸和其他往来，包括旅游、教育、文化、人员交流与培训等。 两国的经济合作十分密切。目前，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最能体现两国政府合作高度的实体项目，是1994年正式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和2008年创办的天津生态城。前者为中国引进招商、亲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后者则希望能为华北城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模范。两国第三个政府间项目已确定落户中西部，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具体定址相信在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作出宣布。这是新加坡抓住中国中西部发展机遇的一个努力。
除了这三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两国之间还有广州知识城、吉林新型农业合作食品区、南京生态科技岛、新川创新科技园等重大项目。今年10月，中国商务部正式提出了将中新广州知识城上升为国家双边合作项目的建议，预料将进一步加速知识城的发展。
新中建交25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最主要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时代，一是人。
两国政府的友谊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于八九十年代，成熟于新世纪。70年代正是东西方阵营冷战的高峰，互不了解，互相猜疑，也互不对话。即便中美建交之后，两国也缺乏互相了解的基础和机制。李光耀在时代的夹缝中恰恰扮演了双方所依赖的观察者、判断者和沟通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以，两国政府之间的友谊迅速巩固。
上世纪90年代，正在积极发展海外经济翅膀的新加坡第二产业刚好遇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前者需要土地、工人和原料，后者需要资金、技术和国际市场，相辅相成。在这之后，中国大举城市化，给新加坡的第三产业如房地产、金融、物流、商业、教育等带来机遇。这是时代的作用。如果中国仍是计划经济，如果新加坡仍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两国经济没有互补，肯定就不会有如此规模和深度的经济交流和合作。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口主要为华人，与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互通为两国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加坡的华人移民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许多落户或入籍新加坡的中国人以外企的身份、待遇和技术，回到他们所熟悉且富有人脉资源的中国去经商，事半功倍。其他在本地落户的中国人，尽管不一定与中国有直接的商贸往来，但是他们间接带动的是两国之间更大规模的人员、资金、知识和文化的交流。
放眼将来，两国的合作和交流发展前景可佳。但是，也必须注意一些“认识盲区”。
首先，必须认识到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概念。华人是华人，中国是中国。两者一旦混淆，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幻想和误解，干扰正常思维和情感。
其次，每个国家肯定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重，然后才考虑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前者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当然要照顾后者，但是绝不会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再次，历史是发展的，两国关系肯定有时起、有时落，要认清楚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不要为一时的高低起伏而喜怒哀乐。
最后，外交场合常爱说“国无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小国的追求，但却是大国的客套话。身为小国，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点。惟有让大国认识到我们的价值，大国才会让我们享有一些平等的机会。
（作者许振义，本文原发于《联合早报》“义见义见”专栏。感谢作者授权新加坡眼平台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