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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加坡学者眼中的雄安新区

4月1日,在完全没有风声的情况下,中国中央、中国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辖之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本次提出雄安新区,之所以格外引人瞩目,是因为它被赋予了“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意义,而且与深圳和浦东相提并论,并列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超越了天津滨海新区等十多个国家级新区的规划地位。我们可以设想,中国中央将以何等力度来推动、保证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发展。

雄安与深圳、浦东有相同之处,深圳之于广州和香港,浦东之于上海浦西,雄安之于京津,三者都是在毗邻大城市的欠发达地区,以极大的政治决心和毅力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深圳、浦东有深水港,雄安没有。因此,雄安的经济规划不会以工业和贸易为主,而是以高端高新产业为主,同时要扩大开放和对外合作。

早在2014年,河北省《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将保定市定位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本次既然明确提出“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雄安的功能之一,可以预想,目前设在北京的重点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会以行政手段要求搬迁到雄安,恩威并施,不会存在太多讨价还价的空间。

这当然同时也将疏解北京市相当一部分的常住和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大都市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雄安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迁都,至少在本阶段不是。雄安目前的定位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这就很清晰地说明,首都功能要留在北京,迁出去的只是非首都功能。

更重要的,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在中共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是要以极大的政治决心,在原本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的白洋淀地区,发展起一座绿色智慧城市,平地起高楼。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通知中以“千年大计”来描述雄安新区,可见其规划和愿景远远不只是一座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平地起高楼的例子并不罕见。除了深圳和浦东这两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概是河北省会石家庄。20世纪初期,石家庄村只有93户人家,578人,面积约0.1平方公里。1907年,由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此交汇,逐渐成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工商业逐渐发达,人口也逐渐增长。到了30年代初,石家庄人口增加到6.3万,面积扩大到18平方公里。1941年,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建成通车,进一步强化了石家庄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地位。

1947年年底,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此地初具政治中心地位。1949年之后,保定、天津曾为河北省会,最后于1968年把省会定于石家庄市。石家庄从一个不足600人的农村发展为省会,经历的是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政治混乱时期,仅花了60多年的时间,主要归功于交通和政治。

既然石家庄能发展起来,如果投下更大的政治决心和资源,雄安当然也有可能发展起来,而且速度会更快。从长远来看,如果雄安发展成功,筑巢待凤,渠成引水,中国首都未来当然有迁到雄安的可能,因此才有“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说法。

当然,雄安的规划和发展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首先,深圳和浦东的发展和成功有极深刻的时代作用力。深圳特区成立于1980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先驱,不但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思潮。

浦东新区成立于1992年,是在1989年的政治动荡之后,中国政府向外界表明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的决心。得利于2001年中国入世,影响并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包括催生了重视利用外资的江苏模式和重视民营企业的浙江模式。在此时提出雄安新区,或可借中国新兴科技创新能力之东风。

雄安与深圳、浦东的很大的一个差异是,深圳紧邻九龙和港岛,浦东紧邻浦西,相对容易借力。但是,雄安距离北京、天津各有100公里左右,因此,要求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尽管可以通过快捷高速交通系统拉近北京与雄安距离,加强雄安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能力和吸引力,但是,人们对地理距离的心理抗拒,需要时间来调整。

集权有利办大事。本次宣布一出,《河北日报》刊文,表示“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党中央”;天津媒体报道,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表示“党中央要求天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上,需要天津付出、支持、调整什么,我们都坚决服从”。地方诸侯纷纷拥护,相信只要中共中央维持高度权威,只要中国经济维持稳健增长,雄安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文: 许振义博士,南洋国际商学院院长兼隆道研究院总裁,原载于2017年4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