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今天的日本旅游大热，100多年前，清末也有一股中国人赴日本的热潮。都有多少人去了日本，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又是如何呢？且看喵腿君来为大家扒一扒。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邻，渊源极深。千年以来，日本在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国影响。唐朝时，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规章制度，文化礼仪，并按照唐章建立起国家各种规范制度。在唐诗中经常出现的僧人晁衡（阿倍仲麻吕）就是著名的遣唐使，官至秘书监，这位置恐怕相当于今日国家档案局局长了。唐末以后，由于日本不再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官方交往很少。
▲日本国宝，奈良正仓院藏唐琴，金银平文琴
清朝和日本江户幕府成立后，由于日本认为中国“由夏变夷”，再加之两国都实行了闭关锁国的策略，往来几断。清朝对于日本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三国志·魏志》中的《倭人传》中的那个东夷岛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从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国力崛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号称亚洲第一钢铁舰队的大清海军几乎不存，《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才让清朝政府意识到日本已经不再是那个蕞尔小国，而是国力军事均强大的近代国家。梁启超述此心态道：“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酣睡未起，挢口縴舌，莫知其由，放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 。”
1877年，清末大诗人黄遵宪作为清政府驻日本使馆参赞，在日本呆了四年。在此四年中，他感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的变化，“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他提出，中国若富强抵御外侮，远法欧美，不如近学日本。黄遵宪还在日本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中国人对日本却知者寥寥。他感慨道：“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仅与我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若之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黄遵宪
有感于清政府和知识界对日本的无知与偏见，他开始潜心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文化、政治典章、军事编制、教育制度等等，搜罗资料，不厌求祥，立志编撰一部帮助中国人了解当时日本的书，这就是《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十分重视搜集数据，他将许多数据制成表格，方便阅览，涉及日本国计民生多方面，详细者甚至有如日本的“矿产分布”、“灯台灯船浮标礁标表”等，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1895年，黄遵宪的40卷《日本国志》正式出版，正逢甲午败后人们急切地想了解日本却无籍可考，一经刊印便大为流行。书中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肯定日本学习西方的模式，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考察，认为中国变强的出路只有变从西法。可惜此书刊行太晚，黄遵宪多年好友袁昶在马关条约签署后见到黄就说，这部书如果早一点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
《日本国志》在维新派中产生很大影响力。光绪帝点名翁同龢要读此书，而康有为论变法的奏稿以及被当做维新蓝图的《日本变政考》一文，很多内容和论点取自此书。
甲午海战给了清廷很大的刺激。既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败给全面学习西方后的日本，有识之士这才意识到“西方之法”的重要性。中国变得贫弱，就在于守旧自大，固步自封。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变法图强，一时间，维新派人人都在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了解日本、向日本学习是时势所趋。
1896年，由清政府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中日之间学习的角色就此互换，举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去日本的热潮。
“学子互相约齐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区。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目睹过这一盛况的日本人青柳笃恒曾这样描述。
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899年各省督抚选派留学生已达100多名。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二人的子弟也跟随至日本，大部分成为日本留学生。1903年废除科举制后，来日留学生又激增。1903年就有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1100余人，武科200余人。而1904年，据当时清政府统计有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苏四省人数最多。1905至1906年期间，数量达到了巅峰。仅1906年一年，清朝留学生在东京的人数，就达8600余名。留学生不独是男子，女子也离家跨海求学，1907年，仅东京一处，便有100多名女子留学生。留学生中自费者十分多，梁启超就曾说：“……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由官费者不过强半耳，其余则自备资斧……”。日本政府出于增加日本影响力，以及在留学生中培养亲日势力的打算，试图以华治华，对于留学事业也大力支持，专门派人管理、编撰教材、兴建校舍，如弘文学院院长就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这一段时期，可以称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蜜月期。
1904年，鲁迅与日本东京留学的绍兴籍学生合影。左起：陈仪、许寿裳、鲁迅、邵文镕
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为史上空前。这批留学生中，以学法政、医科的居多。特别是法政类人数名列首位，随便列几个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黄兴等。这批留学生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速成生。分师范和政法两种，占留日学生的60%；
2）普通生。相当日本中小学程度，占留日学生的30%；
3）陆军生。他们多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初级教育。民国以后我国的军界人士，多数是从这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一期至第三十期，共有676名中国留学生毕业；其中仅第六期就有198人。蒋介石是第十期毕业生；
4）海军生。这类学生最少，因为日本根本不愿意为中国培养海军人才。1906至1909年，在商船学校入读的共有135人，最终只有8人毕业。
5）特约生。这些学生是准备进入日本高等学院求学的，自1907年起，每年有165名，实际上，留学生中进入专门学校的只占留日学生总数的3-4%，而真正进入大学的，只占留日学生的1%。
▲数据来源：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留日学生之多，质素也良莠不齐，不乏纨绔浪荡子弟只是整日吃喝嫖赌、游山玩水，招来认真学习的留学生反感，鲁迅便是决意离开胡混学生居多的东京而只身去仙台求学的。但混子只是少数，多数留学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注重自身修习，受到日本人影响，从不高声谈笑，对自身的卫生形象也非常在意。在日多年的留学生，多半养成了日式的生活习惯。
留日学生大量翻译并出版大量日文西方经典学术书籍。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如我们随口就来的“经济”、“金融”、“革命”、“文化”、“文学”、“艺术”、“破产”、“电话”、“警察”、“杂志”、“心理学”等等，都是日本人根据西文创造的意译汉字词汇。因为法政和医科留学生数量多，所翻译文献也多，至今，我们政法文化和医学领域的日本汉字词汇特别多。今日游客到日本，目中所及的“服务”、“政府”、“俱乐部”等等并非日本学自我国，而是日本的舶来品。
清末的留日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的先驱，大多数是留日学生，而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但在政治制度、 行政机构等方面仿效日本，而且在人事上，最初也是以留日学生占优势。
旧时士人，都有写游记的习惯，到异国他乡，更是要记录域外风情，心得体会。
1879年春夏之交，王韬游历日本百日，写下游记《扶桑游记》。游记中大多记录与日本友人狎妓饮酒的“赏心乐事”。但自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后，去日本的中国名人都没有这样的好兴致了。
清末台湾商人李春生，1896年率家族晚辈共8人访问日本，曾在东京浅草观剧，剧目是中日甲午之战，演到中国惨败时，日本观众纷纷鼓掌，惟李春生掩面低首、痛彻心扉，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一扫而空。此事记录在他的游记《东游六十四日随笔》中。
就在在清末留日大热之际，中国官民也掀起了一股去日本考察、游历的热潮，人数是留学生的数倍。考察内容主要集中于军事、内政、教育、农工商等方面。清末“新政”之后，赴日者更是趋之若鹜。仅1905年6月起的四个月之内，仅直隶省就先后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从1903年到1904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津知府凌福彭就曾3次赴日考察。很多官员学者甚至自掏荷包出游日本，他们将考察学习、考察成果多写成游记心得成书出版，现在知道的就有100多部。
与甲午前晚清东游人士留下的游记不同，这些游记里，虽不乏游山玩水、泛泛而谈之作，但更多的是数据、资料的收集采撷，与“游记”相比，更像是资料整理和百科全书。这批官员到日本考察，买得最多的可不是今日流行的药妆，而是一箱一箱的书籍。至清末以降，有识之士皆知宪政新政的重要性，但究竟怎么改，具体在实业制度上怎么落实，全无章法，日本无疑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考察者均想法设法多搜罗资料，对日本维新以来的国家制度加以研究。如1901年罗振玉以江楚编译局襄办的身份赴日考察，时间仅一月余，罗在书店的时间就有10多天；1908年，盛宣怀为考察日本制铁所等厂矿，在日本短短3月就购得各类书籍近2000册。还有一些官员对于我国散落在日本汉籍佚书，极其重视，往往不吝用古泉印章加价置换，为保存这些古籍善本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批官员学者去日本，无疑都是带着一颗爱国救亡之心，是抱着虚心认真，学为所用的态度的看待日本的一切的，并没有所谓骄傲、自负的大国文化优越感。
1902年，教育家吴汝纶为整顿教育，从长崎登岸即开始考察，每天参观日本学校二、三所，不顾年老体弱，一丝不苟，旁人劝他休息，他说“我为国家来此，殚精竭虑，不可不敦促自己！”回国后，又写《东游从录》四卷付梓。
广东人黄璟1902年奉袁世凯之派考察日本农务。一入日本，就觉得日本学校遍布、铁轨如织、田野如画、男女皆勤快辛劳。“古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者，不图得于今日遇之。”日本在黄璟眼里仿佛桃源一般，尽善尽美了，他认为若中国能学习日本便可走向富强。他每到一地，细心考察，虚心求教，并索取良种和标本，由日本经验深感科学育农的重要性。回国后，亦将见闻写成《游历日本考察农务记》，上呈朝廷，望清廷重视农业知识。
大多数官员学者在日本都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而与日本各界知名人士交流座谈之间，多书和诗互赠，深得日本人尊重和喜欢。
所以这股考察热的结果是，清末“新政”基本上是照搬日本，依样画葫芦。以教育为例，不仅是大量日本教习占据了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讲坛，而且整个新式教育体系、 教育制度，都是日本式的。
由于日本对中国唐宋文化礼仪继承有道，尽管身处异国，留学生还是觉得日本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周作人就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
相对于文化隔阂，留学生最不适应的，还是饮食起居问题。湖南人黄尊三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彼时早稻田大学已经有7、800中国人入读。他刚到日本就觉得日本饮食不合胃口，作为嗜辣的湖南人，日本料理对他而言实在寡味而量小，在日本待的第五年才在日本友人的劝说下吃了一片生鱼片。
郁达夫也说：“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间，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房子是那么矮小的，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便也能适应。郁达夫又说：“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他还说：“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学生时代在日本吃过的早餐酱汤的风味；教医院厨子去做来吃，做了几次，总做不像，后来终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里去要了些来，从此胃口就日渐开了；这虽是我个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种简易生活的耐人寻味的地方。”与郁达夫一样，留学生普遍认为日本人礼让、简朴、耐劳、严肃，生活上认真努力，值得国人学习，但也意识到这和日本的国家宗教信仰和武士道精神休戚相关。
留学生还注意到日本人能欣赏巧妙玲珑之美。一些人认为日本文化中的和歌俳句、日本料理、插花茶道的那种精致单纯的美感，甚至出于中国之上。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就多次作诗称赞日本茶道与和歌。
日本人善于取他家之长，融化于自身的文化中。胡行之就认为日本人贵在能“化”，而我国则徒有“文”，缺少将文化制度化的沉淀。“否则虽有文而不能化，他人日进千里，我则望尘莫及，亦只望洋兴叹而已矣。”
可是，在留日学生里，对日本印象好的人却不多，很多人绝口不提日本，回国之后发誓绝不蹈入东瀛一步，甚至还变成了抗日的急先锋。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后，受日本政客影响，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很轻蔑。日本人短短几十年一跃入欧美列强梯队，民族自信大增，普通人亦浑身上下充满了优越感。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中国人为“支那人”的很多，而日本妇孺嘲笑留学生的辫子“猪尾巴”，留学生普遍十分反感。日本表面上重视留学生，实际上限制留学生，针对留学生的政策性歧视也让留学生相当不满。
1902年赴日留学的鲁迅，对于日本的回忆，除《藤野先生》一文再无其他。除了藤野先生的尊重关照之外值得纪念之外，令鲁迅受刺激的还是日本同学的讽刺排挤，而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的体验更是让他觉得羞愤，是他弃医从文的直接起因之一。后来藤野回忆起此段也说，日本学生会对鲁迅白眼相待。
郁达夫谈起日本，态度复杂。他一方面欣赏日本人民简朴勤劳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愤喟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低视，他感叹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精湛；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中国留学生这时候的民族自信心可谓低到谷底，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要忍受日本人轻侮。民国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更加厉害。1922年荒川五郎在议会中提及这个现象，也承认道：“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关心祖国命运的留日学生，争相回国，留日人数骤减，只剩1千余人。庚子赔款的设立，使欧美留学更受到国民青睐。民国成立后，中国也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之后，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步暴露，激起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留学日本的热潮，至此不再。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爆发和愈来愈险恶的侵略嘴脸，中国人面对日本的态度从学习走向警惕和提防。
日本通，国民党元老，14岁就赴日留学的戴季陶在1927年写下《日本论》一书。戴季陶的《日本论》是根据日本历史的发展，是从皇权神授思想、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成功的因素及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作了精辟的分析。尤其他撰写《日本论》的1927年，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眼看中国即将统一，几次想用军事挑衅来阻止中国的统一，此时正是田中义一当权时代，戴季陶对田中义一作了严厉的批评。在他批评中亦寓意于唤醒国人的“信仰力”与“自信力”。
▲戴季陶
《日本论》中对日本的民族性有着比较深刻而客观的剖析。戴季陶虽然推崇明治维新，同时也认识到，即使日本处处像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但在政治思想层面，仍然是前现代化的，皇权神授的封建思想经历明治维新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日本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戴季陶的判断。
戴季陶进一步梳理了维新运动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日本当时统治阶级的形成，实际上是武士和商人的结合，成为了新一代军阀和官僚。他指出，谈论日本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离不开“武士道”。戴季陶提醒人们注意，封建制度下的武士阶级是维新成功的主要动力，明治维新的成功，实质上与德川三百年间武士阶层的壮大密切分不开。武士道过去只是封建宗主家系制度下的产物，并没有特别高远的精神理想，但明治时代，武士道精神信仰化，与维新精神相结合，成为维新政治之基础。封建神权思想、武士阶层的影响与武士道精神必然导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走向无回头之路的扩张侵略。因此日本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皆以国防计划为基本；外交成为军事交际，财政成为军需，教育成为军事训育。日本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已昭然若揭，这就是所谓“蝎型政策”：以台湾为蝎尾，想以此窥伺华中、华南到东南亚，获得旅顺、大连，把辽东半岛成为它的蝎螯之一，再取青岛，将山东半岛成为另一蝎螯。日本使用这两螯控制渤海湾，由满蒙而华北，次第完成其“蝎型政策”的计划。
戴季陶也承认，武士道精神的浸润使日本民族具有上进心和自信力。“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它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中国人的信神拜佛普遍为利益，而日本人的信神却可以舍弃生命，是“绝对”的。这种绝对信仰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正是中国人普遍所缺乏的。
而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不外乎两件事——“复仇”与“自杀”。戴季陶对自杀并不赞同，但他还是认为自杀最最表现日本人的特性，特别是切腹自杀，是信仰力在生命中最后的贯彻。戴季陶呼吁国人要恢复自信，将思想变为信仰。这种思想，戴季陶希望就是“三民主义”。
戴季陶对于日本人的审美程度也多加赞赏。“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它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虽然日本人审美情绪丰富，对于自然美有着特别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他也一眼看出，日本人的美学里缺乏伟大和崇高。这与狭隘的岛国特性分不开，而日本人气量狭小，目光短视，也是典型的岛国性格。戴季陶认为，喜欢美，追求美，才会让社会进步，中国过去一味讲究修身养性，而忽视了对美的追求，并不可取。
《日本论》是戴季陶在中日之间的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的1928年所发生的济南事件的前夕撰写的。台湾学者黄福庆总结：“戴季陶也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对日本的期待甚为殷切，而且对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所表现的那种日本民族的信念及精神，极表敬佩。但是对于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神权思想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大陆政策的野心，在极端愤怒中，严加痛斥。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成为日后中国民族抗拒日本的重要典据，对整个中国人的日本观，带来莫大的影响。”
戴季陶的《日本论》前后被7位译者译成日文，出版多达12次，由此可知日本人对其重视程度之高。究其原因，是他们认为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将日本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心平气和且入木三分地对其进行深层剖析评论，故对此惊佩不已。
结语由甲午惨败而转向学习日本的趋势，至五四运动以后已渐渐淡化。而日本侵略中国则步步紧逼，自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又有“三一八惨案”、“济南惨案”、直至“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一寸河山一寸血，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正义的胜利。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处，都不应该忘了这段历史。
百多年前的先辈认真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民族的特性，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反思自身，令人敬佩。今人去日本旅游，除去观光和买买买，享受旅游体验之外，也应从历史角度了解日本。戴季陶也曾说，中日之间视为“仇”，不为“敌”。因为有渊源纠葛才有仇，要记仇，也要知仇。对待日本的态度不能一边倒，也不能充耳不闻，一棍子打死，犯民粹主义的幼稚病。眼见不一定为实，偏信则更加危险，当下，无论以什么方式了解日本，都应该尽量全面。“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今天也不过时，认识和学习他国的长处，需要普通人的共识和决策层的力量。国家的进步，不靠键盘侠，唯有身体力行，从我做起。
主要参考资料：
《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戴季陶《日本论》
黄遵宪 《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郁达夫 《日本的文化与生活》
周作人 《日本的衣食住》
胡行之 《印象中的日本》
黄福庆《论中国人的日本观——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