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界的“中国模式”的提法之外，西方学界最早提出中国模式的是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雷默。
2004年他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中，首次阐述了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对此讨论也日成潮流。目前的共识就是高度集中并便于高效决策的政治体制，国有经济为主导并高度重视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再加上东亚儒家文化传统，就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
然而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拥趸众多，不仅包括中国国内的体制维护者，希望通过对其推动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即使在国外的政经学界，也有不少人希望通过对之借鉴，来解决困扰非洲、拉美等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些实际性问题。但对中国模式的质疑之声也从来都不绝于耳，多年前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就对中国模式的前景表示怀疑。
他的理论是1964年－1988年巴西的军政府执政时期，也曾集中力量办大事，并在国企占主导、政府高储蓄率、贫富差距巨大、对外开放度高、国民收入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诸方面，都与当前的中国经济存有共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的“巴西奇迹”终成黄粱一梦。
还有更为激进的观点，如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干脆就出了一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的专著。
其主要观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既有文化优势，再搭上了全球化东风之后的自然产物，是在释放人们自由的同时，让民众享受到过去数百年工业化文明与全球自由贸易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沒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发展的制度同样也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沒有东西方之分，也沒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而且，随着全球化的退潮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之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就必然会使过去的发展陷入困境。因为过去长期忽视人权、劳工条件、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发展瓶颈，使得中国无法促成服务、金融等“契约型经济”与“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以上理论都有一定道理，但却都无法忽略中国经济巨大成功这一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就成功性而言，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是空前的，这并非一定要用一系列数字来加以说明。从大多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乃至生活面貌上，都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考虑到仅仅只是在数十年前，中国尚且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并且，如果说中国确实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东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没有搭上这列快车呢？
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成功，归之于全球化等一些外在因素并将之完全否定，又不能认为这种模式就一定具有超然的合理性，并且可以在其他地区具完全的可复制性。在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超越这种模式之争，看到过去中国成功的必然性与一些正在失去的偶然性要素。
中国过去经济的成功，当然可以将之归功于比如出口加工导向的经济特区、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等微观层面，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些非洲国家官员的口头禅了。
但就宏观层面，依然要注意1949年以后中国所具备的超强社会动员能力、民众基础教育等方面的艰苦积累，以及传统文化的滋养，再加上吃苦耐劳又遵守纪律的国民性特征等所具有的天然优势。而且由于历史上华夏民族始终经历着一个不断遭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又不断与之融合的过程，使其既有文化保守的一面，又有善于向异质文化学习的另外一面。
民族融合
知道这一点，才能理解40年前逐渐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并吸收发达国家经验的整个过程。如果说前面的一些要素尚可复制，国民性特点与历史文化则又使中国的成功，很难被其他地区所完全照搬。
总之要理解今日中国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就要超越当今日益二元化对立的模式之争，要将之放在大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实在很难用简单的肯定与否定来回答。
（文：纪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