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一直是我们每个人梦中的“香格里拉”，可它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幸福是什么？是财富？是青春？是美丽？还是智慧？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城市的人最幸福？
大量的科学研究数据，包括世界幸福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拉美晴雨表、欧洲晴雨表等等，居然指向的都是那一小撮城市——丹麦奥胡斯市、新加坡、美国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墨西哥蒙特雷市。你看得没错，新加坡的表现名列前茅。
美国非营利科学教育组织——国家地理协会的丹·比特纳，在这4个地方花了5年的时间，不但走访了各路专家，也走进大街小巷拜访各类市民，在深入研究政策、文化、个人习惯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后，写了一本书《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Thrive: Finding Happiness the Blue Zones Way，直译为“繁荣：蓝色地带路上发现幸福”)。
书中有地产大亨、家庭主妇、律师、教师、首相、商人、造酒者、脱口秀主持人、垃圾收集者……的人生百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认为自己现在很幸福，并相信未来5年会更幸福。
尽管4座城市的风格迥异，但通过对其文化的深度剖析，比特纳在5年后成功描绘了4幅幸福的肖像，在每一个大洲上都找出了别样的幸福感。在他看来，幸福城市应该具有以下关键词：宽容(宗教、文化、性倾向都应该被接纳)、安全、地位平等、社会联系、收入稳定、居民有个人目标。
▲丹麦奥胡斯市夜景，这里的居民可以方便地前往附近的大海和周围的农村
“我每周只工作21小时，一年赚8万美元。我开的是梅赛德斯-奔驰，每年都带家人去希腊旅游。”这位戴着红色方形框眼镜、穿耐克跑鞋的男子，戴的手镯上面写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垃圾工人”。
在诸多调查中，丹麦人的幸福指数永远排在世界前列。比特纳在丹麦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相——丹麦关注个体声音，从而引发公众讨论、建立共识，人民因此被赋予权力；丹麦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很小，其安全感来自于一个强大和覆盖面广泛的社会福利网；丹麦人依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工作，而绝非仅仅是为了赚钱谋生。
奥胡斯市虽然是丹麦第二大城市，但其常住人口只有30万，居民可以方便地前往附近的大海和周围的农村，让此处看起来更像一个镇。奥胡斯市居民68%的收入都用于纳税，但是他们非常乐意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得到的回报将是——免费医疗、免费日托以及孩子将得到最高质量的教育。
小城虽小，文化力量却大，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城中有各色充满活力的人文景观，存在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人人都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兴趣爱好和属于自己的社区生活。
“我们认为，富裕的人并不一定是很有钱的，”奥胡斯一所学校的校长乔根·卡尔森告诉比特纳，“大自然、有其他人的陪伴、能够享受一本好书的能力，拥有这些的人才是富裕的人，而且他们对所获得的这些都心存感激。”
42岁的简·哈默是个垃圾收集工人，但他是“富裕”的人，虽然不是很有钱，却过得很舒心，也受到尊重。哈默生活在奥胡斯市，他结婚15年，有3个女儿。每天凌晨3点，闹钟准时响起，他起床后吃个烤面包配两个煎鸡蛋，再加杯咖啡。然后，他穿上火焰般明亮的橙色工作服。4点钟，他已经开着一辆高科技垃圾车，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一样，盯着闪烁的按钮和监视屏幕。在59个垃圾站点，他都会跳出驾驶室，带着土拨鼠般的热情收集垃圾。“我甚至什么味道都闻不到了。”他深呼吸着，汗水从他的连衣裤中渗出。
比特纳是在早上6点钟在酒店后边的巷子里遇到哈默的，他正在把大垃圾桶里的垃圾往垃圾车上倒。他真诚地向比特纳问好，让人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好人。他拿掉脏的棉手套，和比特纳握手。后来，比特纳和他一起坐进了驾驶室，在丹麦朦胧的清晨一起谈论这位普通工作者的幸福生活。
“你不可能找到比收垃圾更好的工作，”他告诉比特纳，“我每周只工作21小时，一年赚8万美元。我开的是梅赛德斯-奔驰，每年都带家人去希腊旅游。”听到这里，比特纳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哈默，这位戴着红色方形框眼镜、穿耐克跑鞋的男子，戴的手镯上面写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垃圾工人”。
早上8点钟，哈默结束工作，回到垃圾车站点。他淋浴后，去工会提供的健身房健身，还会去做SPA.
有些日子，哈默可能会去做第二份工作，他是一名砖匠，可以打零工。这份小零工，让他一年能赚6万美元。
但在哈默看来，对生活的满意度要比金钱更重要。在哈默所住的社区中，对“运送垃圾”的工作绝对没有歧视。周末里，他和住在同一个街区的牙医、律师应酬，他们彼此尊重。每天下午3点，他都在家里帮三个女儿做家庭作业。一周中，有三晚上，他去当地的体育馆健身，在那里，他穿着短裤、红色运动衫、运动鞋，教他的女儿练习室内足球。他的生活如此有意义而又充实。
比特纳说：“当我们把金钱和地位等同于幸福的时候，丹麦人结结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其强大的文化体系，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教育，谁也不会比谁更有优越感。丹麦400万人都擅长家具设计和建筑工作。在奥胡斯市，社会地位不是选择职业道路的绊脚石。在这里，收集垃圾的工人和律师收入差不多。”
▲80%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中，基本达到居者有其屋
“当我还是名学生的时候，就学会与华人、印度人相处，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新加坡人呈现了一种新现象——最大化的自由不等于最幸福，城市安全、居民平等是幸福因子。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法律严格程度举世皆知，城中居民是全球公认的拼命三郎，很难想象在条条框框中过着拥挤生活的新加坡人竟是全球最幸福4座城市中排名首位的。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5%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或十分幸福。他们给新加坡的清洁和安全都打了很高的分数。他们认为，新加坡地铁干净、准点，保证上班不迟到，警察乐于助人、工作表现出色，更重要的是，邻里之间可以互相依靠——全国510万人口可以相互依赖。
“我们以前只是个渔村，从那时起我们就相互帮助……如果一个马来家庭出了事，整个马来社区都将与这个家庭站在一起提供支持。”新加坡的律师艾哈迈德·尼赞·阿巴斯说。
比特纳发现，新加坡人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华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但是这三个群体之间基本没有冲突，都为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
43岁的家庭主妇诺瑞丹·尤素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住在新加坡的一处公寓中。每天早晨，她都用头巾盖住头发，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她的丈夫是会计师，她顺带把丈夫的午餐也做好让他带走。当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学后，她开始做家务，中午的时候步行到附近的食品市场购买食物，路上遇上熟人就聊会天。吃过晚饭，有时她去麦当劳，在那里她帮孩子们做家庭作业，一起吃炸薯条。
比特纳把幸福的分数上限设为10，下限设为1，当他问诺瑞丹的幸福分数时，她回答说：“9.5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当我还是名学生的时候，就学会与华人、印度人相处，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或许和我电话联系的还是马来西亚人比较多，但我总会出门，在市场上遇见印度人会话家常，我还会和华人朋友打牌。我的孩子也这样，在他们眼中看不到肤色与种族的差异。”
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孩子们都听着iPod，那诺瑞丹为何还选择头上扎个围巾的马来西亚人的宗教传统呢？诺瑞丹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女儿这一代可能就不这样保持传统了，但戴围巾让我感觉舒服。”
在新加坡，市民遵纪守法，即使是很小的违法行为，如未能冲洗公共厕所、随地吐口香糖都会被罚款。比特纳发现：“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安全要比自由来得更有保证。在新加坡，你买不到色情作品，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女人可以在街道自由步行，不必担心被强奸或遭抢劫。税收法律鼓励人们与其年迈的父母住得接近。对老人采取的护理，使他们更幸福，而子女也更满足。”新加坡经济学家何空文(音译)博士表示：“过去40年，新加坡人的财富急遽增加，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是中产阶层。国家能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补助金和工作。”
所以，新加坡人又给世人呈现了一种新现象——最大化的自由不等于最幸福，城市安全至关重要，居民之间的地位平等、相互信任是幸福的必要因子。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提倡市民骑自行车，设有很多自行车道
有6.4万人生活在位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的大都会区，超过1.1万人在非营利组织中充当志愿者。“市民很容易参与到各种活动中。”皮埃尔·拉德梅克说。
根据2008年盖洛普-健康方式调查研究数据，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的居民比美国其他城市居民拥有更喜悦的笑容，他们享受快乐，而且不太可能经历痛苦或者患抑郁症。
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26万人口中，有6.4万人生活在位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的大都会区，超过1.1万人在非营利组织中充当志愿者。因此“市民很容易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居民皮埃尔·拉德梅克告诉比特纳，这里就业环境宽松，很多人都能自己创业。
在上世纪70年代，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议会取缔了汽车餐厅，所以市民不能再坐在汽车里享受美食了。事实上，美国人确实很讨厌天天在汽车里过日子，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设有很多自行车道，鼓励市民骑自行车、步行。除了市民生活低碳，根据法律，该市的企业制作标志不能显眼，因此整体环境也更加绿色。
此外，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禁止在酒吧和餐馆吸烟法律的城市，全城只有不到11%的居民吸烟，这是全美排名最低的比率。城市支持艺术发展，每年夏季，广场上每周五都举行免费音乐会，吸引成群结队的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市民去爱的地方。
▲墨西哥蒙特雷并不算发达，但独特的文化和地理因素让这里很幸福
“我们笑对疾病、贫困，甚至死亡。”巴萨内斯说，“我们甚至有一个节日庆祝死亡。11月2日是死亡之日，是我们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之一。”
在很多人看来，蒙特雷和很多不发达的地区一样，是个有很多问题的城市。这里很多人营养不良、缺乏教育，贪污现象严重，城市管理也存在很大问题，但这依然不能阻碍它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之一。
比特纳解释，这可能要归功于文化和地理因素，其中“太阳奖励”(sun bonus，意为生活在阳光充足地带的人更容易幸福)、能摆脱压力的幽默感、财富积累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对宗教的高度信仰都起到很大作用。
此外，虽然蒙特雷的人没有较高的家庭收入，也无法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但他们对政治自由存在一种感激之情。“美国的体制对于提高生产率还不错，但对灵魂没有好处。”住在蒙特雷的政治学者米格尔·巴萨内斯告诉比特纳。
蒙特雷居民幸福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家人的关爱以及克服艰苦的能力。“我们笑对疾病、贫困，甚至死亡。”巴萨内斯说，“我们甚至有一个节日庆祝死亡。11月2日是死亡之日，是我们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之一。”
45岁的曼纽尔·乌里韦就是一个克服生活困难的典型，他生活在蒙特雷工薪阶层的社区，有着商人的天赋，他与别人谈话总能让人觉得宽心，并表现出真诚的同情心。
他还是一个大个子，事实上，因为对垃圾食品的偏好，他的体重曾经胖到走不出卧室的地步。“35岁的时候，我失去了全部积蓄，我的汽车零部件业务也倒闭了，我的妻子也弃我而去。我买了一支枪，一直放在我的床上，想着我自己可能使用它。但有一天晚上，我觉着还有工作需要做。”
那天晚上，曼纽尔决定节食减肥，并马上付诸实施。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他家里的卧室墙上打了几个洞，装上了双人宽的玻璃门，以便他走出卧室，来面对世界。中午，曼纽尔的母亲给他做特制的午餐——肉排和水煮花椰菜。“这是蓝色地带的菜谱，”他说，“我去年减肥掉了200磅。”每一天，很多人都来和他谈生意，寻得建议，有些人还因为他的魅力，而只是来和他聊天。
现在，曼纽尔每天接待70位寻求贸易的客户，从牛仔裤到汤普森直升机无所不包，兄弟姐妹和朋友经过他的家门都会过来和他聊聊天，他不需要去寻找社会交往，社交活动主动送上门来。
比特纳拜访曼纽尔的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电话另一端一名极度肥胖的女孩在寻找生活的希望。“亲爱的，如果我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曼纽尔温柔地说，“那么你也可以做到。”当他挂掉电话，一位老朋友恰巧来访。接着另一个电话打来，说网站瘫痪了。他镇定地与站长讨论着。比特纳问他：“如果真的瘫痪了怎么办？”“如果那样，我会死的。”他说。
一年后，曼纽尔娶了他30多岁的秘书克劳迪娅·索利斯，在她的帮助下，他已经减掉了500多磅。
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