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前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其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从来不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前苏联。
中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前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能理性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政府这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紧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前苏联那样来应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争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左右派论述过于政治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付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更在很多方面制造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要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西方的同情，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变不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个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包容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会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者是郑永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