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习马会”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两岸领导人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和两岸都有很深的政治渊源。台湾为新加坡训练军队，投桃报李，新加坡也曾多次出面，为台湾向海外购买先进武器。李光耀曾说道：“蒋经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个野战训练的机会，让炮兵能作远程炮弹的实弹训练。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当年很少亚洲国家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他却帮了我和新加坡。为此，我永远感激他和台湾的其他领导人。”而作为蒋经国“与外国政府首脑唯一的亲密私交”，大陆也曾寄望于通过李光耀，向蒋经国传递某些重要政治讯息，而李光耀和新加坡与大陆的密切互动，更是举世皆知。
可以说，“习马会”的举行，凸显了新加坡在两岸的影响力，也展示了其一直在苦心经营的软实力。放眼亚太，新加坡是为数不多的有一定国际威信和影响力、各方又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每年五月同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各国特别是中美均派出高级军事和外交官员参加，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防务论坛。每年7月举行的“慧眼中国论坛”，云集全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商名人，把脉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样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不仅军事外交上是如此，学术上似乎也是如此。几个月前，笔者受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一场关于香港政改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周边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观点纷呈，会议气氛紧张激烈但不失礼貌友好。据了解，像这样云集了香港问题各方人士和观点的会议，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很难成功举办，唯有新加坡，才有可能将大家召集在一起。
而1994年举行的汪辜会谈，应该是新加坡在软实力上的初露啼声。作为一个只有500万人口、面积差不多只有上海1/10的地球“小红点”，今天的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着远超自己国家实际力量的影响力。新加坡在构建地区软实力上的成功，大抵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993年4月27日，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在这次历时3天的历史性会谈中，双方共达成了4项协议，为两岸关系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首先是新加坡在硬实力上的成功。自约瑟夫·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这个词就成了国际问题评论中最经常被使用的词汇，很多人将软实力看成是脱离硬实力的独立存在，甚至是硬实力的对立物，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实上，环顾世界，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是有高度关联性的，软实力强的国家，都是以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时装中心不会是埃塞俄比亚，人们也很少在不丹这个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举行国际会议的原因。 而在硬实力的提升方面，新加坡的成绩有目共睹。从1959年人均GDP不到400美元到2014年的5.5万美元，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增长了100多倍，位列世界第8位。应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对大部分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往往是先快后慢，到一定时候就会有瓶颈，新加坡恰恰相反。李光耀1990年卸任时，新加坡的人均GDP是12700美元，其后分别在1994、2006、2010、2011年突破了2万、3万、4万和5万美元，间隔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新加坡在廉洁、政府效率、城市建设等方面也都堪称表率。在军事方面，新加坡并没有因为是没有战略纵深的小国而妄自菲薄，而是奉行“毒虾”战略——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任何大鱼要吃掉它就可能同归于尽——认认真真地进行军事力量的建设。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人争相前往吊唁，大排长龙，为给吊唁的人遮阳，新加坡武装部队一夜之间搭起上百顶帐篷，显示了行动的高效。
正是因为新加坡在硬实力上有卓越表现，当它说什么或试图充当中间人时，人们才愿意倾听，这和很多人把比尔·盖茨和马云的话奉为圭臬是一个道理。
其次，李光耀的个人影响力。在1990年卸任总理之后，李光耀主要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民主到全球治理，从印度的未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都有自己明确清晰、富有洞见的看法，而且，他的表达方式直言不讳，从来实话实说，敢于讲一些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很犯忌的大实话。比如他认为要实行好的民主，决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宪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说：“英国和法国曾经为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与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社会没有出现有能力运作这些制度的优秀领导人，而且这些社会的成员也不尊重这些制度……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在回答“中国领导人真的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吗?”这个问题时，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中国人复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评价说，“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
第三，新加坡实现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在中美等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亲近而不依靠。它邀请美国驻军，在香港政改问题上替中国政府说话，每一个大国都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善意和亲近，但新加坡不依附任何国家，只对自己的国家利益负责。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来维系安全，要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强大的伙伴身上更好。李光耀曾这样形象地描述大国政治对新加坡的影响：“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新加坡首任外长拉贾拉南则这样形容新加坡的策略：在许多太阳的情况下，每个太阳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过对这种引力作用所产生的拉力与反拉力的巧妙利用，小行星可以获得最大的运行自由。
(作者赵灵敏，是李光耀政策学院的学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