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要拆掉欧思礼路38号——李光耀居住了70年的故居？
【图注：李光耀一家在欧思礼路38号。图片来自The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
它们在四年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2011年，李光耀对海峡时报《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采访团队提到欧思礼路38号：
“I’ve toldthe Cabinet, when I’m dead, demolish it.”（我已告知政府内阁，当我死去，就把它拆了。）
采访者问为什么。李光耀答：
“I’ve seenother houses, Nehru’s, Shakespeare’s. They become a shambles after a while.People trudge through. Because of my house the neighbouring houses cannot buildhigh. Now demolish my house and change the planning rules, go up, the landvalue will go up.”（我曾看过其他人的房子，尼赫鲁的，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它们都变得破旧不堪，让人在里面行走都艰难。就因为我的房子在，周围邻居的房子都无法盖得更高。现在如果把我的房子拆了，规划层高就能改了，这里就能建高层，地价就会升值。）
采访者认为这个房子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李光耀答连说了三个NO：
“No, no, no.You know the cost of preserving it?”（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保护故居要花多少钱吗？）
【注：以上李光耀访谈和图片对话引自新加坡《海峡时报》原版记录】
我同样认为这个故居无需保留。我认为李光耀的“故居”不在这里，而在组屋。
你若乘坐新加坡地铁红线经过北部地区，看到一座座——不，应该说一堆堆耸立的公共组屋，会有“如见山峦”的感觉，颇为震撼。
【图注：一连成片的公共组屋，普通市民可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本图来自网络】
这种对组屋群远远的观望，其感受还是外在的。如果你走进组屋区，方能获得更为内在的体会。看完滨海湾和鱼尾狮，一定要去看组屋：新加坡的鱼尾狮，从最初起，就是为外来的旅游者设计的；但新加坡的组屋，却是为本国的民众建造的。
很多去过新加坡组屋区——也就是普通市民居住区的人，会对我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你拿今天的眼光去看组屋，尤其在旧式组屋区，都是高楼层、方格子、老电梯……彷佛中国以前工厂单位的宿舍楼，没有什么出奇。
【图注：多数老组屋的外观并不出奇。图片来自网络】
但我真的建议你拿一本讲述新加坡50-60年代市民状况的书或画册，边读边看，才能体会组屋的真价值。有人不大信官方的描述，我就曾推荐他看一看那些有批判性的学者的书，记述历史内容其实也一样。比如詹道玉所著的《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从中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二战之后到50年代末的新加坡是什么样子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住宅低矮破陋，而且因为私建乱搭而杂乱不堪，街道上满是垃圾，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该怎样挣扎着生存？事实上，当时“曾有一段时间甚至自杀天天可见”，贩毒、贩黄、盗窃、抢劫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黑帮组织也比比皆是。
【图注：50年代的新加坡街道。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当你徜徉在组屋区中间，看着干净的街道、青翠的绿植、整齐的楼层，还有一些装饰着五彩的楼面外墙，想一想以往，才能有更深一层的震撼。要知道，今天85%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修建的公共组屋内，其中90%以上都是购买的自有住屋；当然其中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居住在组屋，还希望住上公寓、别墅，但他们毕竟已经有了安稳的发展基础。
【图注：组屋下一般都有带雨棚的连廊，方便居民遮阳避雨】
上一次，你看我讲店屋的“和”，好像这里融入中西文化元素，已经成一个体系。但要是新加坡人只满足于这样的个别成就，就不会有今天的整体水准。如果刻意挑一个字来描述组屋，我愿意用“强”。“强”字是什么意思，古书上讲，“弓有力”也。我有我的逻辑：
李光耀的自传中，曾回忆建国初期对国家发展的思考，他说“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这就是一种在比较优势下进行快速冲刺的发展模式。但这个快速怎么做到呢？
你看箭的速度，来源于它所蕴含的动能，而这动能来自于弓两端被拉弯后产生的势能。什么是一国之弓的两端？比照到人生所需，一个是“业”（有工可作），一个是“居”（有家可住），在“业”上挣得收益吃饭养家，在“居”上获得休憩做饭生活，自远古以来任何社会都一样。有人说我了：你不就想说“安居乐业”吗？不是。安居乐业是一个结果，安乐和气的社会无法产生高速发展的动力。与其说新加坡发展靠的是“安居乐业”，不如说靠的是“移居转业”，是强大的规划和执行基础上，对一国之弓两端的强力拉动。
“移居转业”，我们今天围绕组屋，就先说说“移居”。你想想看，城市发展，最大的资源刚性限制是什么？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新加坡的土地资源，不是最大限制，是要命的限制——建国初期，它的土地面积只有582平方公里（中国一个乡镇的面积都可能更大）。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习惯于居住在一两层的店屋区或棚户区，如果这个状况发展到今天，恐怕新加坡每一寸土地都是一户住家。都是住家，哪还有能让人工作的场所？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便有住家又有什么用？
生长在兹，其房虽破，谁愿意移？当年，即便新加坡政府开始修建公共组屋，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市民，但应者寥寥。直到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社区意外爆发了一场大火。那是一个公共假日的下午，15点20分大火燃起，在河水山杂乱的棚户区延展，被木制建筑材料和其他易燃物传递，最终让16000名新加坡人在几个小时内失去家园。当时政府亦没有足够的组屋，只能将人们安置在附近的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但李光耀站在火灾后废墟前承诺：给政府9个月时间，我们会让大家住到崭新的组屋中去。
【图注：河水山大火。图片来自网络】
新加坡人无法相信。当时负责组屋建设的建屋发展局，刚刚从前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城市改良信托局转变过来，交给新加坡人管理。河水山大火的亲历者James Seah Kok Thim老人回忆：英国人的改良信托局花了30年，才建了2万多套公共住房，平均每年才建成700多套，只能容纳2000-3000人。9个月，你政府怎么可能安置16000人——大约2200个家庭？新加坡人的政府真的比英国人的政府要强吗？
【图注：河水山组屋建成后，李光耀曾多次到这里。图片来自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
但政府做到了，9个月后，16000人陆续住进了新组屋。随后，仅仅5年中，建屋发展局就建造了5万多套组屋。今天，新加坡有120万套组屋、30万套公寓和其他类型的住房，完全承载得了540万新加坡人。
政府最重要的价值是发展，带领全体人民不断改变以往、追求更高；但政府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守信——守信需要强者来保证。当然，这里的强者不是指李光耀一个人，而是一个高效的集体。
其实当你用“什么什么主义”去概括新加坡、李光耀或其身后的政府，就代表你不了解新加坡。新加坡的一切行动都来自对市民基本的人生所需的回应。这些行动由需而起，由法而定，但其中神韵，却有强烈的人格特征。正如在李光耀的自传中，你一定要去找一个词，它非常的关键——“刚强勇猛”。
这个词中包含的气息，于一个国家的前行至关重要。它总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