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父于3月23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他成功地将一个岛国建设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
李光耀的回忆录第一卷是“新加坡故事”，这个名字取得一点也不夸张。很少有领导人能够如此象征和控制一个国家——也许只有鼎盛时期的卡斯特罗和金日成。但是他们两个都不能和李光耀先生在促进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过程中的成就相提并论。而且，这是他面临重重艰辛的困难下取得的成功：除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岛之外，没有土地；自然资源匮乏；岛上是多语言的移民，也没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对于共同传统的探索也许是李光耀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拥护“亚洲价值观”的原因，而在那时，新加坡已经是西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了。
李光耀亲英派的祖父曾把英文名“哈里（Harry）”加到他的中文名字里，而李光耀本人曾被前英国外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李光耀为他在新加坡殖民时期获得的成功而骄傲，在战前的新加坡，他是一名明星学生，在1942-1945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曾中断学业，之后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时再次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他和他夫人柯玉芝都获得一等荣誉学位从法学院毕业。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新加坡故事”这一卷回忆录里，柯玉芝是以一个在经济学和英语考试中打败年轻时的李光耀的学生身份初次出场的。李先生无论在拉拢还是施压方面总是一把好手。在他1950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深信柯玉芝“能够独当一面来负担家计，并且带大孩子们”，能够使他无后顾之忧地进入政坛。他对她忠贞不渝。在柯玉芝离开人世两年多前，她就已经卧床不起且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还保留着给柯玉芝读过的书的书单，包括：路易斯·卡罗尔、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丝毫没有展露过这样的柔情。他在伦敦政经学院遇到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受其影响李光耀参加了195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而在他逗留英国期间，他还参与了劳动党的一系列活动。但是对于李光耀来说，相比意识形态，权力的实际操作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之后的人生里，他谴责福利制度是英国病的根源。他还为他“街头霸王”的勇猛而沾沾自喜，他说：“如果你激怒了我，没有人会怀疑我会戴上我的指节钢环，把你逼到死胡同里。”他又是一个无情、手段高明的人，使用权谋成为人民行动党领袖，继而在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权时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这位置他一坐就坐了三十一年。
他那钢铁面具仅滑落过一次。1963年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马合并。但是在1965年八月，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并被马来西亚总理指责他领导的这个政府“对它的中央政府没有丝毫忠诚。”李光耀则认为，他深信以华人占主体的新加坡在马来人主导的政体下会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他坦承他一辈子都相信并投身新马重新合并的事业中。当宣布新马分家时，他留下了眼泪。这眼泪除了哀悼虚耗的努力和落空的愿望外，他也许预计到，随着新加坡被迫和它天然的腹地分离，他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大得能够容他施展才能的政治舞台。
作为补偿，他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一个受人高度膜拜的经济传奇。就像他和他的政府经常指出的那样，从1960年代的黑暗日子来看，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加坡资源匮乏，其水资源只能依靠马来西亚半岛的一条水管，而新加坡又刚刚从马来西亚独立，这令人非常担忧。新加坡的国防力量则依靠美国的好意以及英国摇摇欲坠的余威。东南亚区域巨人印度尼西亚曾开展名为“马印对抗（Konfrontasi）”的政治活动，旨在针对马来西亚联邦，两国在这期间离公开交火并不远。印尼指出，要不是由于意外的殖民历史，英属马来西亚群岛和荷属东印度（后来成为印尼）本不会分开。
一直以来并无“新加坡民族”这一说法。李光耀记得曾问过自己：“怎样才能把语言不同的民族；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它地区的移民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生的种族暴动影响了李光耀之后的思想。即便在旁观者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和平、和谐甚至说是稳定得有点无趣的地方，新加坡政府还总是表现得如临大敌，好像一直在种族仇恨深渊边上舞蹈一样。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成就之一，该政策对于不同民族采取配额制，这使得占人口少数的马来人和印度人不至于住在贫民区。
在李光耀先生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那种内外交困的无力感和脆弱感一直占据着他，新加坡在1971年大英帝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时被遗弃了。虽然那时候对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已不存在，但是新加坡一直都把国防当作头等大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一直磕磕绊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兵戎相见的程度；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尼终止了“马印对抗”政策；在1967年，李光耀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使这片区域联系更为密切。尽管如此，新加坡男性居民还是要服差不多两年的义务兵役。而人口只有530万的新加坡的国防开支比人口为2.5亿的印尼还要高。2014年，新加坡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五分之一。
对于李光耀而言，新加坡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成为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正当理由。在早期，限制民主自由的措施主要采取高压手段，比如把有共产党嫌疑分子关进大牢。但是后来限制的手段变得隐蔽，综合了经济腾飞、改变选区、摆脱媒体监督、对反对派政治家以及批评家（包括外国媒体的批评家）的合法追捕的一系列手段。新加坡定期地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投票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在1994年李光耀先生说“知性上，我不认为一人一票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说新加坡实行选举是因为这是英国的留下的制度。所以他设计了一个体系，既能让选举公正，又能够让人民行动党立于不败之地（这令人非常惊讶），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在于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在过去四十年里，新加坡的经济以每年7%的平均速度增长。
李先生的政党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传统的媒体毫无势力；反对党的政治家会被频繁地指控诽谤罪（诽谤法承继自英国），直到最后因为打官司而破产；选民则被威胁说如果他们投反对党的票，他们所在的选区获得的公共资金将会减少；而选区的划分则由政府操纵。李光耀的支持者说，李氏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在选举中引入了竞争，使得政府廉洁，但是又控制了竞争，不至于使政府失去权力。因此李光耀的政府能够代表新加坡人民管理国家、制定长期计划，并且能够抵挡迎合平民的诱惑。
李光耀是精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在1987年直言不讳地说：“国家来决定对错。不需要理会人民想什么。”新加坡政府的部长们是全世界薪酬最高的官员，高薪是为了把人才从私有部门里吸引过来，并且防止贪污。在新加坡，贪污腐败确实很少见。和其它形式的犯罪一样，腐败也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来减少的（在新加坡如果乱涂乱画就会遭受严酷的鞭刑，而如果谋杀或走私毒品则会被绞死）。就像李光耀说的那样：“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作为一个极权国家，新加坡是极其成功的，在街上连警察都很少。
从某些方面来讲，李光耀是个怪人。作为华尔街杂志1999年采访的20世纪杰出人物之一，当杂志让他挑出本千年最有影响力的发明时，只有他避开印刷术、电力、内燃机和互联网，选择了空调。他解释道，在空调发明之前，生活在热带的人们处于不利之地，因为酷热和潮湿损害了工作的质量。
现在，他们“不必落后了”。Cherian George，一位记者兼学者，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李光耀政府风格的隐喻，并写了一本有关于此的众多书籍中最好的一本：“空调之国：论舒适与管控之术”。李光耀使新加坡变得舒适，但小心翼翼地保持对温度调节器的控制。新加坡人见证了小岛的改头换面和现代化，他们愿意接受这一切。但在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前所未有地失败。（仅仅获得了60%的选票和93%的议席！）很多人认为改变即将来临，李光耀打造的制度架构在Facebook和快速发展的不受控制的互联网时代是不合时宜的。人们开始恼火于对日常生活的限制，明显不再相信新加坡的脆弱性，并更少惧怕批评政府的后果。
他们最不满的是，尽管有吹得天花乱坠的义务储蓄计划，很多人仍然没有足够多的钱应对退休。人们责怪高比例的移民拉低了他们的工资，抬高了生活成本。这是李推行的众多社会运动中唯一的一处败笔造成的后果，这一系列社会运动旨在改变新加坡人的行为习惯。他成功地打造了一个讲华语的民族，他们比以前更有礼貌，既不乱穿马路，也不嚼口香糖，但他却无法使他们生养更多的子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停止了“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并开始鼓励高教育人口扩大家庭规模。但是，30年之后，新加坡妇女的生育率一如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低。
2011年大选的“挫败”使李光耀进入了退休的最后阶段。1990年，他从总理一职换到“资政部长”，又于2004年变为“内阁资政”。现在，他离开了内阁，但仍然留在国会。此前七年，新加坡的总理一直是他的儿子李显龙。如果有任何人暗示这有任人唯亲之嫌，李氏家族将予以起诉。对李而言，天赋的继承是明显的事实。“偶尔两匹灰马生出一匹白马，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如果你有两匹白马，很大几率会生白马。”
这些想法，从种族上来讲，偏向了种族歧视。成群结队到新加坡来拜访他的尊贵的西方国家来访者们会避开这个棘手的话题。他们更愿意询问他怎么看待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他们也对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舒适倾慕不已，寻求他关于如何复制此模式的意见。同时，那里受到控制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吸引了众多仰慕者，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们，尤其是邓小平，邓小平像李光耀一样，也是客家人。由此，李光耀先生，同时以本土“共产党人的迫害者”和西方堕落与空洞理想主义的批评者著称，陶醉于作为一位地缘政治家的角色。他一定曾想过，如果命运赋予了他一个超级大国而非一个小小的城邦，一切将会怎样？
（原文为经济学人《Briefing: Lee Kuan Yew——Asia’s city-statesman》。感谢网友苏珊友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