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殖民地政府以2月6日作为新加坡开埠纪念日，乃因莱佛士在1819年2月6日这一天，与柔佛苏丹胡仙（Sultan Hussein）正式签约，租借新加坡岛，辟为商港。1819年2月6日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新时代的降临。146年后，新加坡的命运，在1965年8月9日彻底改变，这一天新加坡独立了。独立后的半个世纪，新加坡从一个转口贸易港，转化为迈向知识经济的后工业社会；人均收入从1959年的600多元，提升到2014年的6万多元；国势从第三世界跃升为第一世界。今天，这个弹丸小岛已是国际闻名的大都会。 这种成就，不是天赋的。只要我们熟读新加坡历史，必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了解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正如蔡天宝会长在致词中所说：“《新加坡华人通史》这本著作记录了先贤的贡献，以及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希望借着《通史》的发行，能起到抚今追昔的作用，让大家缅怀先辈的奋斗历程的同时，珍惜现今社会所取得的成果”。
通史是史学著述的一种体例。通过这种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历史，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多种领域的文化等。在叙述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或贯穿其中的线索，让读者对历史有整体的认识。 回首百年，往事并不如烟。近日，国家文物局和东南亚研究院的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后坊一带（具体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和音乐厅正前方，占地约1000多平方米，约等于10个四房式组屋的面积），进行考古挖掘工作。这是自1984年以来面积最大的考古挖掘，预计需时两个多月，在4月9日结束。据悉，至今出土的文物总重量达400公斤，包括700多年前的陶瓷碎片、中国元朝的小型佛像、龙泉青瓷碗和古铜钱等。当局希望从出土的文物了解新加坡数百年前的历史面貌。 从过去31年的出土文物看，新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前，已是一个繁荣的商业贸易港口，而不只是一处海盗巢穴那么简单。当时已有不少华人在此聚居经商。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于是商业至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奠定，直至今日。这些都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次的考古工作，从2月14日至今的短短两周，《联合早报》与《海峡时报》均作出大篇幅报道。考古地点将于日后兴建皇后坊（Empress Place）步行公园。因此建议，此次出土文物在进行分析、记录和存档后，应该放回原位，其上加盖玻璃罩及文字说明，不仅作为步行公园的人文景观，并可让国人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并非从莱佛士开始。这样才不失这次考古的意义，也是献给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最好的礼物。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认为，新加坡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段，即：古代新加坡（1819年之前）；殖民地时代（1819年至1959年，含日治时期）；当代新加坡（1959年至今）。本地资深历史学者林孝胜在“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分合问题”（载柯木林、林孝胜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页61-75） 一文中亦指出，新华历史可分作三个时期 : 新华社会统一时期（1819年至1877年）；新华社会分裂期（1877年至1941年）；新华社会政治回归运动时期（1942年至今）。 这些分期，都是学者们对新加坡历史的解读及研究心得，有其合理性，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及新加坡历史的分期，核心意思是：当我们如火如荼地庆祝建国50年的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加坡的历史不仅仅是50年。四年后的2019年，我们又将迎来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历史概念，才不会被50年、200年或700年这些数字搞糊涂！
作者柯木林是本地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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