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的，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
（二）、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
在这次的市议会选举中，受华文教育者继续用他们的选票推翻贪污无能的原有议员，推举行动党候选人入主市议会，管理市政。华文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课题。在市议会选举举行前数个月，杜进才博士于1957年6月28日晚上在东方戏院后旷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为丹戎巴葛区补选候选人李光耀助阵时，在演讲中提起华文学校与华校毕业生的困境说：
马来亚的三大民族是华人、马来人跟印度人，但是在新加坡华巫印三种教育如何？殖民地是不鼓励方言教育的，并且要消灭方言教育。可是，由于华人社团的热心与忠诚的努力，华文教育在马来亚稳固地发展起来了。华人的社团建立了幼稚园、小学、中学与大学，这表示我们集体的才能与力量。……
文化的压迫不只限于教育，华巫印三种学校的毕业生不能找到工作，华文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他们有才能、爱国，并且非常喜欢服务社会，但是殖民地政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能为人民与社会服务呢？[34]
像这样旨在争取华文教育选民支持的言论，不断地由行动党候选人在市议会竞选运动期间散播。该党发表的竞选宣言以及政治纲领第三条重申重视母语教育：“新市议会既然将接纳多种语言制度，我们必须改变目前不让华校、马来学校和印度学校毕业生有平等就学机会的政策。”[35]
华校毕业生首次掌管市议会
行动党所派出的14名候选人中，有八名是念华校的，另外两名“能读并写中文。”[36]从候选人的语文背景看，行动党的策略是要向受华文教育的广大群众表示，它是关心他们的政党。“在取得市议会的控制权后，人民行动党委任王永元为市长。王永元是受华文教育的，而在那个时候，行动党较少受华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刻意培养王永元为党服务，相信他会遵照党的指示办事。”[37] 后来王永元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那是另一回事。这次选举结果是行动党有13名候选人获选进入市议会，又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王永元宣誓就任市长仪式时所用的语言，也足以说明行动党政府是多么重视语言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当时《南洋商报》这样报道：“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即华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王永元的就职演说也特地提到在市议会用母语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全民普选所选出来的市议会，也是第一次每个人民的代表有机会用他的母语讲出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38] 华语与其他民族的母语终于成为官方语言，在立法议院的殿堂享有它们应有的政治地位，行动党实现了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的诺言。
（三）、1959年5月30日立法议院选举
正如上述，林有福政府处理华文教育失当，在华校学生之间制造普遍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政权挖掘坟墓，最终由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支持行动党执政，把它长埋在地下。欧进福博士认为，林有福政府不断地压迫和逮捕共产党人、亲共分子、左派工运分子与（华校）学生领袖，无疑是在反殖民地的情绪上火上添油；此外，从50年代开始，在殖民地政府故意独崇英文教育的政策下，华校学生人数开始逐渐下降，引起华社的密切关注。
他说：“恰巧当时华文中学生的思想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加上他们对被歧视的不满情绪，导致1954年、1955年与1956年的学生暴乱。接着在林德宪制下首次出现的民选政府企图整顿华文教育的措施，再度引起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们的处境、政治目标鲜明的人民行动党，并且于1959年拥护它上台执政。”[39]
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在1954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与1957年的市议会选举中认识到能通过选票改变社会现状后，在1959年的全国大选中，毅然用他们神圣的选票结束一个令他们痛恨的旧时代，迎来一个令他们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受华文教育者拥护行动党执政
大选活动从2月开始，各政党在全国各角落举行群众大会。行动党擅长利用华文报纸与广播电台宣传政治信息，获得良好的效果。不过，在英文报纸方面，《海峡时报》鉴于人民行动党的反殖民地立场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马来文报与淡米尔文报在评论人民行动党时，采取较中立的态度；华文报纸则基本上拥护人民行动党，并且采取对它有利的报道方式，“报纸的文章、标题和编排，都对人民行动党有利。”[40]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英文报纸跟华文报纸的立场是多么的不同。在竞选活动期间，《海峡时报》发表了许多读者反对行动党的投函。其中有一篇说：“人民行动党的行动与方法具有极权政党的特色-----法西斯与共产党。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害怕新加坡人民将成为一个公民权被无情与有系统地践踏的国家的受害者。人民将被驱使与编成奴隶队伍，为人民行动党争取荣耀。”[41]
一名曾任英文报记者的人，回忆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是如何的害怕人民行动党执政。他说：“（1959年5月30日）投票日是个裁判日，多数受英文教育者祈祷，希望人民行动党失败。”[42]
根据退休的国立大学荣誉教授江爱泾博士的回忆，在50年代，人民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广泛地存在于新加坡的穷人之间。绝望转变为对抗，沉默化为愤怒。“年轻的受华文教育者挺身出来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由于他们没有受英文教育，就业机会更加渺茫。……多数受英文教育的上流阶级，还是没有从殖民地时期编织的蝶蛹中出来，他们仍然与政治的严峻现实脱节，并且把自己孤立于反殖民运动之外。”[43]
由此可见，当时受英文教育者无不希望行动党失败，而受华文教育者则倾全力支持行动党，以确保它获胜。陈庆珠教授说：“在1955年与1959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发挥它的影响力，发动数以千计的受华文教育者为它进行沿门游说活动；这是新加坡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44]
行动党为了争取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所派出的候选人也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李炯才说：“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各色人等都有，但是主要是接受华文教育的低收入人士，因为在那时最须要有基层支持的人出来竞选。”[45]该党主席杜进才博士也说：
（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国会民主的一个转捩点。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听取针锋相对的竞选宣传后，以及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与选择。[46]杜进才博士所指的“保持沉默的大多数选民”，显然是指对殖民地政府忍无可忍的受华文教育者。该党元老、曾任第一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也说：很显然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说华语的选民的支持。竞选成绩显示，以阶级来说，受英文教育者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47]
行动党政府首任市长、新任立法议员王永元，则在庆祝大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说得更加直接：“大选的结果告诉了我们，新加坡被压迫的华人是一致支持人民行动党的，不管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是属于哪一民族；我们已经粉碎了新加坡华人没有马来亚意识的无耻宣传。”[48] 在那个时候，“被压迫的华人”几乎全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
李光耀总理于1960年3月29日在前南洋大学政治学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说时，也公开承认行动党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胜，应归功于受华文教育的选民的全力支持。他说：在马来亚，语言不幸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发生争执的问题。……在新马两地上次（指1959年）的选举中，选民大致上是根据语言背景而投票的。在联合邦，大部分说马来语的人投票支持巫统；在新加坡，大部分说华语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49]
1996年6月7日，李光耀内阁资政受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和外国通讯员协会联办的晚宴上，以《接受挑战——没有李光耀新加坡还能生存吗？》为题演讲时，再一次提起行动党早期是获得受华文教育者的支持才能获胜的往事：
在早期的艰苦年月里，元老领袖们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特别是说华语的民众—他们都以传统态度和价值观看待政府和社会；他们实事求是，对政府的期望也很实际。如果没有这批核心选民投下关键性的选票，我们就不可能成功。[50]
这些评论都充分说明了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行动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新加坡政治上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力。1959年的大选是新加坡历史上的转捩点，那是在给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新宪法下举行的。行动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标志着新加坡正式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的阴影，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期；而行动党也从此一直受选民的支持，执政至今。
王鼎昌在挥毫泼墨
（四）、1991年8月31日的国会选举
华文因素对大选的影响，并不因为更多新加坡人接受英文教育而大大地削弱，这在1991年8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执政的行动党在81个选区中获得77个席位，无论以什么尺度衡量，那绝对是一次十分辉煌的压倒性胜利，可是它所得的总票数却只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历届大选中表现最弱的成绩，令该党领袖颇为震惊。他们检讨的结果，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华文教育的选民对政府忽略他们的感受心存不满，许多人投了反对票，表示抗议。
１、王鼎昌：受华文教育者以选票提醒政府勿忽视他们的存在
根据行动党本身的调查，受华文教育者对政府过于重视受英文教育者的舆论感到不满，于是通过选票提醒政府不要忽视他们的存在。也就是说，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认为，政府不应该过于迁就少数能言善辩（vocal minority）的受英文教育者的看法，而忽略了全民的共同利益。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于1991年9月16日晚上在华文报业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上以《我看1991年大选》为题发表演说，分析那次大选的“小挫折”时，把投反对票的人士广义的归入以下几种：
一、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国会须要有反对党的人。
二、感到被政府忽略的受华文教育者。
三、生活水准和生活素质没有提高的小市民。
四、样样归罪于政府的一些人。
作为一位华校出身的副总理，王鼎昌所提到的第二点是当时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课题。他在分析受华文教育者感到被政府忽略的感受时很坦诚地说：
这次大选结果使到有些人就冒冒然说受华文教育者已经不再支持人民行动党了，这未必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许多受华文教育者的确有不满的情绪存在。事实上，的确也有一些投反对行动党的票以表示他们的不满。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受华文教育者觉得人民行动党政府过于迁就能言善辩的受英文教育者，处处设法讨好他们。惟恐他们移居外国或不支持政府。
而另一方面，政府却又忽略了广大受华文教育者的愿望与利益，把他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忠实支持者。有些人甚至抱怨说，只有在大选时，行动党政府才想到受华文教育者。[51]王鼎昌说受华文教育者也觉得，政府似乎特别重视用英文发表的舆论，受少数敢怒敢言的受英文教育者的影响，但是受华文教育者的心声却不受重视。“他们觉得政府虽然口口声声强调学习母语的重要性，但是对华文的应用和中华文化却没有认真的对待与照顾。”
他提起受华文教育者觉得由于英文处于一支独秀的地位，使到受英文教育者把持全国所有重要的职位，使到受华文教育者觉得没有出头的机会；加上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使他们发现很难跟身居要职的“精英分子”沟通。内阁要员和高级公务员绝大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技术官僚，他们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看法和想法，也不了解民间疾苦。他接着说：
受华文教育者不禁要问，难道他们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于是，他们消极、无奈，变成了不受重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恐怕是他们十多年累积下来的感受和不满。行动党（政府）将会认真的探讨这个问题。受华文教育者这种被疏离的情绪应该尽早纠正来。
王鼎昌的这个分析把受华文教育者的心态跟政治的关系说得毫无保留。他的用意也很明显地是要告诉他们，政府已经得到他们所发出的信息，也知道他们在政治上仍然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政府今后将尽量照顾他们的感受。
２、李光耀：受华文教育者发出不满现状的讯号
向来很注意教育背景与投票倾向的李光耀内阁资政，自然对那次的选举结果表示深切关注。1991年9月下旬，他在结束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前接受记者访谈时，针对8月的大选结果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意见，认为执政党的挫折是因为政府忽略了受华文教育选民的感受。
他说在1981年与1984年的大选中，进入国会的两名反对党议员拉惹勒南与詹时中都是讲英语的，政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受英文教育者已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但事实并非如此，两名华校出身的反对党候选人在那次的大选中获胜，更是清楚说明这个事实。
李光耀认为，在今后15到20年内，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仍然将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在这次大选中不像过去那样支持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已被挤出主流社会，身为大多数人口，他们反而遭到冷落。他说懂得英语的人敢怒敢言，在英文报纸上发表言论，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受华文教育者认为他们受到冷落；在文化上、语言上逐渐失去了身份与地位：
他们觉得情况已经演变到了有失偏差的地步（即政府更加关注受英文教育者和马来社区的要求）。他们是在说：那我们的忧虑怎么样？我们对丧失社会地位、语文的感受和丧失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感受又怎么样呢？这是在提醒政府不要对他们所关注的事情视若无睹。”[52]
他认为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会上，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所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决定向政府发出讯号。他答应“将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占人口大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的意见与感受。”
他说他告诉吴作栋总理在记者会上多讲华语，也建议部长们多学和多讲华语。他认为政治领导之道在于和民众沟通，而且天天沟通，（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把每个问题解释清楚。他甚至建议，为了让讲华语的人有机会发言，今后的议员与民众对话会应该保留百分之四十的时间让他们发言。此外，他还说今后政府应该多听取那些熟悉华社意见的人的意见，“会读华文并且和华社有密切联系的部长，他们的意见应该更受重视，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大部分人意见。”
李光耀资政也认为，受英文教育的部长没有阅读华文报纸。不了解受华文教育的广大民众的情绪。他指出：“如果你想知道何以我觉得政府给予受英文教育者过度的关心，那是由于部长的阅报习惯……。”他发现多数部长只阅读英文报纸，不读《联合早报》，所以不了解受华文教育者的处境和心声。”他因此告诉议员：如果一名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议员想担任部长，他必须阅读华文报纸。否则他将无法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那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自从行动党于1963年发生大决裂后，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在任的行动党政府领袖像王鼎昌那样，公开反映受华文教育者的不满感受，并且促请政府要设法纠正他们那种“被疏离的情绪”。那也是那么多年来，李光耀内阁资政再公开肯定受华文教育者是影响选举结果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表明政府此后要多注意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
（五）、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
英文现在是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了，然而华语在新加坡是“政治语言” 的事实，在 1997年1月2日的国会选举活动中继 续获得证实，而且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组屋区举行的几乎所有群众大会，绝大多数华族候选人，包括许多平时谦称不大会说华语者，都兼用华语和华族方言发表演讲；吴作栋总理、李光耀内阁资政和李显龙 副总理、 陈庆炎副总理等也兼用华语与方言发言，设法争取“组屋 区腹地” （HDB heartland） 广大民众的支持。毕竟，英语仍然不是新加坡广大民众的生活语言，不是博取民心、争取选票的语言。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领袖也严厉警告那些发表华文沙文主义言论的候选人，不得在群众大会上以华文课题煽动人民的情绪，否则必须面对果断的法律制裁。可见，行动党政府了解华语文至今仍是广大华族民众的生活语言，却依然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华语文课题为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社会动乱的借口。
以雷霆万钧之力攻击“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
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行动党原本是要集中火力，彻底暴露参选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的品格，劝说选民不要支持这个被指为“骗子”和“撒谎者”进入国会。可是很快的，战情急转直下，该党转移炮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雷霆万钧的声势，全力攻击被指为“反基督教徒、反英文教育者的华文沙文主义危险人物”邓亮洪律师。
邓亮洪是工人党候选人，联合四名同党候选人在静山集选区对垒以教育部长李玉全为首的行动党候选人。他过去曾针对新加坡的华文地位问题发表谈话，其中一些被指含有华文沙文主义意图，包括《海峡时报》1996 年8月10日报道他在电力站的一个有关华文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报道，邓亮洪指出由于有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华人是说华语的，所以华语和华族文化没有消失的危险，因此受华文教育者无须感到自卑。他接着问：“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为他人抬轿子？我们应该是坐轿者。”行动党在《致静山全体选民的公开信》里说：“邓亮洪是华文文化和语言的极端分子。他说新加坡的华校生应该坐在轿子里，英校生应该抬轿。……邓亮洪将会把我们带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光景，而且我们分化为‘华校生’和‘英校生’。”
行动党对像这样的华文沙文主义论调是那么的深恶痛绝，以致吴作栋总理和李光耀内阁资政等领袖极力予以痛斥。吴总理重申政府鼓励华人学习华语文，但是以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处境，绝不容许任何人鼓吹华语文在新加坡和本地区的优越性，“因为这将是很危险的，会摧毁新加坡。”[53] 李资政表明甘冒被华社误解的风险批判邓亮洪，是为了杜绝极端主义思想滋长，维护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质。[54]
吴总理还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为”筹码“，亲自挂帅，率领两位副总理到静山区协助李玉全迎战邓亮洪，“阻止华文沙文主义极端思想进入国会。”行动党候选人险胜邓亮洪的组合，吴总理形容那是选民“否定了邓亮洪的华文沙文主义、反英文教育和反基督教的想法。” [55]
大选过后，在分析选民的投票倾向时，吴总理以行动党收复两个反对党选区为例说，武吉甘柏和义顺中两选区的前行动党议员因为不会说“人民的语言”，无法跟一般老百姓沟通，所以在上次大选中败给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对党候选人。而这次，该党两名候选人能击垮反对党的在任议员，除了因为反对党议员的政绩乏善可陈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行动党候选人能跟说华语和华族方言的人民打成一片，跟组屋区腹地选民认同。”[56] 他也透露：
我们的调查显示，当我们猛烈抨击邓亮洪对华文与华族文化所持的立场时，静山区受华文教育的选民不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转而支持邓亮洪，而马来人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则转而支持人民行动党。[57]这不再度证明了华语文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政治语文”吗？政府对待华语文也不得不特别谨慎，这是新加坡政治的一个现实。
本章的基本目的是要说明，行动党及其政府早期与受华文教育的华社的关系是“难分难解”的，而且虽然行动党政府知道华族对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的执著，也充分了解受华文教育选民对该党的重要性，同时也尽量设法安怃他们的不满情绪，可是政府在制订全国全盘的发展计划时，并不受这个“华族因素”所局限，或在华文地位与华文教育方面对华社特别照顾。它仍然以大局为重，继续以英文为国家的主要行政语言与教育系统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无可否认的，这个语文政策形成一个重视英文的教育环境，直接导致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虽然政府说那是“家长的自由选择”，但是现实的家长当然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没有前途的教育），使各民族的传统母语教育趋向式微。可是，鉴于行动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为政治与经济计划目标服务的，是为配合新加坡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生存与繁荣而制定的，因此国内政治的“华文因素”，远远不如区域政治因素与建国大计对新加坡的生存与长期发展更加重要。这也充分反映了政府超越个别民族利益的务实施政方针与前瞻的治国之道。所以，华文始终不能成为主要的工作语文，实是客观环境不允许。
这是研究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华文政策所必须透彻了解的基本前提。若单纯从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和教育学原理来理解行动党及其政府的语文与教育政策-----尤其是它的华文政策，那将是不着边际的尝试。
注释：
[34]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6月29日。
[35]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1日。
[36]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7年11月19日。
[37] Josey, Alex, Lee Kuan Yew (revisededition)(Singapore: Asia Pacific Press, 1971), 17.
[38] 《南洋商报》（新加坡），1957年12月25日。
[39] 同注15，页44。
[40] 同注17，页34。
[41]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 May 1959.
[42] Oei, Anthony, What If There Had Been No Lee Kuan Yew(Singapore: Mandarin, 1992), 96.
[43] 同注16，页62-63。
[44] 同注20，页41。
[45] 李炯才《追寻自己的国家— 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1989），页321。
[46] 杜进才《人民行动党建国之路》，见《人民行动党1954-1979：行动报二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页 23。
[47] 《星洲日报》（新加坡）1959年6月4日报道：吴庆瑞于 1959年6月3日晚上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庆祝该党大选胜利的群众大会 上发表演说，分析投票结果时透露，行动党是在广大的受华文教育的选民支持下上台执政的。
[48] 同上。
[49] 《星洲日报》（新加坡），1960年3月30日。
[50]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8 June 1996.
[51]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1年9月17日。
[52]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1年9月23日。
[53] 《联合早报》（新加坡），1996年12月31日。
[54]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 January 1997
[55]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3 January 1997
[56] 同上。
[57] 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4-5 Januar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