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天（22日）为止，蒙古全境只累计213起冠病确诊病例，没有任何死亡病例。
不过更值得称许的是，该国所有确诊病例统统都是输入病例。换句话说，蒙古没有发生任何本土感染案例，放诸全球可说是特例中的特例。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许多蒙古人都将蒙古低确诊率归功于几个因素：空气清新、自然饮食以及自由放养的肉类和牛奶。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人相信他们沿袭自祖先的传统，骑马、畜牧和当地零下60度低温至45度高温的巨大温差，使他们对疾病产生更强大的抵抗力。
更重要的是，蒙古人认为成吉思汗留下的遗产，才是让他们能在这波疫情幸免于难的关键。
无论是来自当地古老信仰的萨满教巫师、主要宗教佛教的僧侣和讲求科学证据的医生，都或多或少将蒙古的防疫成功，归功于征服者成吉思汗，使蒙古人免于被病毒“征服”。
这些遗产，除了具有宗教上的意涵，也深嵌在蒙古人的民族习惯当中。
蒙古将在后天（24日）举行国会选举，图为执政党人民党的竞选活动。（法新社）生活简单、崇尚自然所以病毒不会找上他们
萨满女巫师Enkh-Ouyn Byambadorj指出，蒙古人崇尚自然，食衣住行相对简单，只有蓝天白云以及新鲜的肉食和牛奶，无需像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充满压力地生活和大肆消费。
这种随遇而安、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源自于古代蒙古帝国衍生而来的游牧生活和四处征伐。
当成吉思汗大军跨过大片草原和沙漠征服世界时，他们无法倚靠任何政府或其他势力的协助。
“西方人如果面对问题，他们必须设法解决。但蒙古人无所谓，有肉就吃肉，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是过得下去。”
Enkh-Ouyn Byambadorj说，蒙古的偏乡地区没有医生，孕妇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以生产。
“蒙古人不在乎这些问题，我们甚至对生与死都觉得无所谓。”
佛教僧侣Ukhaanzaya Dorjnamnan也认为蒙古人的崇尚自然使他们躲过了病毒的肆虐。
他从宗教观点出发，称世间所有灾难都来自于不同的那迦（naga），这是一种掌管生死的神灵。
他认为，冠病19是一种强大的那迦，但由于蒙古人和大自然更亲近，所以不会伤害他们。
他同时也相信，蒙古是得到成吉思汗庇佑的应许之地。
“成吉思汗为我们圈选了这块土地，并誓言保护我们。”
许多蒙古人仍过着简单纯朴的游牧生活。（互联网）成吉思汗帝国的制度与纪律
身为蒙古总理乌赫那·呼日勒苏赫（Ukhnaagiin Khürelsükh）特别医疗顾问的Chinburen Jigjidsuren医生则从现代防疫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的资讯透明确保公众免于恐慌。
而这也可以追朔到成吉思汗为了在其庞大帝国有效传递资讯而发展出来的通讯制度。
“我们今天也做了一样的事。从首都乌兰巴托传递的信息很快就会传到偏远省份的牧民耳里。”
另一方面，Chinburen Jigjidsuren医生也认为，当地的限制措施以及佩戴口罩的规定能行之有效，是因为蒙古人传承了当年成吉思汗大军严守纪律的传统。
著有《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一书的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曾经写道，四处移动的蒙古人和来自不同区域的数百万人接触后，这让他们曝露在各种疾病的风险当中，这很可能让蒙古人的免疫力比较好？ Chinburen Jigjidsuren医生指出，这种说法虽然很有吸引力，却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这让蒙古人拥有更强大的免疫力。
蒙古的前线人员和警员在首都乌兰巴托进行防疫演习。（法新社）虽然当地曾发生过近200名蒙古人和一名感染冠病的法国游客接触过却无一中标的事件，但这其中口罩的“功劳”恐怕比较大。
另一个被拿来论证蒙古人免疫力较强大的例子则是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当中，所有确诊冠病的病患都是汉人，而不是当地的蒙古人。
不过从统计概念来看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当地的2500万人口当中，主要人口是汉人而非蒙古人。
除了上述论点，红蚂蚁爬梳资料后则发现，人口约330万的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除了首都乌兰巴托住着全国约45%的人口之外，其余主要城市的人口普遍偏低，只有从2万多人至9万多人不等。
蒙古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也相对年轻，只有27.5岁。
相对宽广的生活空间，以及较年轻的人口，或许也是蒙古冠病感染率低下的另一种科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