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好过没到！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聘用1000名“数码大使”，给全岛112个小贩巴刹的1万8000名摊主，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SGQR电子付款平台。同时，他们还将教导10万名年长者使用电子支付。
美玲熟食中心经营新记鸡饭摊的小贩洪集丰（左）目前只让熟客使用电子付费，但接下来他将申请全国共用付款QR码的“SGQR”，让所有顾客都有电子付费的选择。（联合早报）政府网站显示，1000名“数码大使”将签署一年期的临时雇佣合约，完成这项科普普及。
对于每名数码大使来说，他们平均每人一年要接触118名小贩和年长者；按照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计算，平均教会掌握电子支付二维码的“学时”在17个小时。
换言之，使用者得在17个小时左右，知道怎么扫二维码进行电子收付款。按照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达到这个任务并不难。
从费用来看，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没有透露数码大使的薪酬，但《联合早报》引述人力资源公司最近在网上刊发的相关招聘广告，这些大使的月薪可达3000新元。
按照这个推算，官方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教员薪酬”是300万新元，一年大约为3600万新元。
政府力推的电子支付等数码转型，很多年的坚持努力不如一场冠病疫情来得效果更为显现。
店家们在“被逼”的情况下，使用闪付这类方式，同样可以不直接接触顾客；而官方当下也需要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特别是照顾到那批刚从大专学府毕业的社会新人，而他们相对是更接触前沿科技和新兴事物的一群。
西得利董事许环杰（左）通过PayNow，向小贩摊主顾客收款。（西得利提供）电子支付目前需要身份认证，绑定银行账号，间中得确保个人信息不外泄。这次推广使用的是统一的电子付款平台，那么市面上其它的QR码呢？能否通过市场的手段筛选到常用的几个？
扫码支付可持续的另外一个重要元素是使用频率，也就是大家是否习惯使用某一种交易方式，增强服务的用户黏度，而后平台才能通过频繁的“交易闭环”，解决系统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风险，改良流程，提升平台的安全稳定性。
坊间也有人好奇，为何需要配备专人来教如何使用二维码收付款？这笔钱若是直接作为“打赏”，当成“红包”直接惠及每一笔交易，会不会效果更好？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过去几年也有定期开课教导年长人士如何使用资讯科技。（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相比较中国六七年前展开的红包雨抢占市场大战，3600万新元花在11万8000名“对象”身上，每人一年可得约305新元的“红包”，这还不包括政府额外津贴使用电子支付二维码企业的费用。对于每个月25新元的“甜头”，不知道卖鱼叔卖菜嫂是否提得起精神，找得到自身想学的冲动。
倘若借助杠杆，通过后台系统随机发红包直接给收付款人的每笔交易“打折扣”，一两角、一元新币或是数额不等的奖励，乘数效应是否会激励摊主和年长者们使用电子支付？
临时性的“干预”或可解一时之饥，却非长远的灵丹妙药，一年后这1000名数码大使何去何从尚是未知数。
趁疫情时期投入资金、人力和心血，用时间换得新养成的习惯，新培育的市场，那才是数码转型中令人喜见的“钢粉”，而不是潜伏的“僵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