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红蚂蚁《何时才能检测完所有客工》，心有戚戚焉。我自己还没有“心累、麻木了”，而且还在不断反复思考这个现象。
客工宿舍疫情大爆发，让新加坡从世界抗疫资优生，一变而为他国要警惕的教训。邻国甚至有评论认为政府是否该负责任。这一观点，在本地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我觉得客工宿舍疫情，不能只是从新加坡的集体面子这样肤浅的角度去讨论。
从正面说，政府在事后的各种亡羊补牢措施，其实展现的正是负责任的态度。新加坡相信是全球唯一投入大量资源，保护客工生命安全和收入的国家。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4月23日探访客工宿舍，慰问在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中过世的客工的室友。（人力部提供）我完全可以理解各个负责部长，以及所有投入遏制客工宿舍疫情蔓延的工作人员的辛劳。我觉得批评者就算有其道理，也不应该漠视这些努力，甚至应该给予肯定。
当然，我也同时觉得政府在回应时，或许应当更为谦卑一些，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人非完人，哪有不犯错的？
如果仅仅一味坚持成绩，对批评寸步不让，恐怕也会让至今所有的苦劳，被批评者和旁观者一笔勾销。
因此，我认为政府在客工宿舍的防疫上确实是有疏失的，尽管后来的弥补功夫，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先前的错误，但是说客工宿舍的疫情暴发，完全是政府疏失的责任，却也不是公平的说法。
客工宿舍所揭露的新加坡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并存的现象（客工宿舍每天确诊病例都是几百人增长，但新增社区确诊病例最近已经控制在个位数），背后还有更大的原因。
我认为，祸根早在1990年代，新加坡接受了英美兴起的市场崇拜的意识形态，就已经种下了。
新加坡丹绒巴葛区在1990年12月的发展面貌。（海峡时报）还记得19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的名言“政府不是答案，政府才是问题”吗？新加坡接纳这套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开始迷信市场，把众多国有企业市场化，电信、电力、组屋（根据市场定价），最后连邮差和巴士、地铁司机都成为上市公司雇员。
因为迷信市场万能，一切都开始从成本/盈利的角度去对待，廉价的客工能够大规模降低成本，所以大量引入，刺激了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
2003年兴建中的环线地铁站。（海峡时报）这种增长的确给股东创造了巨大的利益，也让消费者获得好处，所以大家都认为是最有效率及合理的做法，至于被牺牲掉的人，包括客工，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市场决定价格。
所以，现在那些批评客工宿舍管理不善的人，其实也不妨扪心自问，在疫情暴发前，自己在享受低廉消费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客工不只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疫情让我们开始正视隐藏在第一世界社会里的第三世界，让我们正视客工也是有血有肉，有家庭亲人和喜怒哀乐的个体。现在的亡羊补牢，不只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抱着忏悔的心情去反省的。
很多经济学者说，疫情会加速去全球化的过程，因为大家突然都意识到风险有多大。
同样的，我相信这种去全球化过程，也包括对客工的安排。善待他们虽然会提高经济成本，但是却也会降低社会的风险（当然这也是人道的价值）。
疫情后的新加坡，在善待客工的同时，也应该检讨经济对他们的依赖程度。我们的经济结构，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政府如果起带头作用，才是真正做到亡羊补牢。